顏永京

顏永京祖籍山東，后移民福建，再移居上海。

1848年，顏永京進入文惠廉主教在南市創辦的學堂讀書。

1854年被聖公會送往美國留學，

1861年畢業於俄亥俄州肯陽學院（Kenyon College），學過心理學課程。

1862年回國，擔任上海英國領事館翻譯、公共租界工部局通事。

1868年，顏永京轉入教會工作，協助傳教士韋廉臣前往湖北武昌傳教。

1870年，在武昌接受按立為牧師，為美國聖公會鄂湘教區和武昌文華書院（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華中師範大學的前身）的開創者之一。

1878年，回上海協助施約瑟主教創辦教會學校聖約翰書院（后稱聖約翰大學），

1881年，任院長八年，主持院務，兼授《心理學》等課程。在教學過程中，他曾先後翻譯出版過《心靈學》、《知識五門》、《肄業要覽》等書。其中《心靈學》一書出版於1889（益智書會校訂），是中國第一部漢譯的西方心理學著作，在中國近代心理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該書原為美國牧師、心理學家約瑟·海文(JosephHaven)所著。全書分“緒言”和“論智能”、“論感受性”、“論意志”三大篇，而譯作只出版了上半部，即關於“緒言”和“論智能”篇，可見其並非完璧。

他安排容閎帶出國的留美幼童歸國來校任教。後來聖約翰大學為紀念顏永京的功績，將男生宿舍樓命名為“思顏堂”。

1881年4月6日和1885年11月25日，顏永京曾經致信工部局，抗議不準中國人遊覽外灘公園的規定。

1886年，顏永京任聖公會虹口救主堂牧師。

1894年，顏永京受中國禁煙總會派遣，出國宣傳。

1898年6月，在美國病逝。

進入19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各地出現了高等教育的教會學校。

1878年顏永京被召回上海，與5chereschewsky(漢名施若瑟)主教一起籌建聖約翰書院(St．John’sbll紀e)，1879年正式成立。施若瑟任院長，顏水京任學監並任數學和自然科學教授。後來顏永京擔任院長職務，並任教心理學課程。

1885年顏永京從聖約翰書院退職，到虹口聖公會救主堂任牧師，在教會他每天為世俗性工作而忙碌，而決不是過著一種隱士的生活，他曾是許多慈善團體的主管，又身為各種委員會的委員。

他在晚年，健康狀況不好的情況下，據說1888年還曾訪問過日本。並在他人生最後的三年，為了廢止鴉片貿易，他曾訪問英國和美國進行海外演講旅行。他還為中國人的啟蒙教育及提高社會地位做過貢獻。

1898年因患腎炎而病逝，終年60歲，葬於上海縣城西門外墓地。

西方心理學在中國初傳，翻譯上帶來了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處理心理學術語的譯名問題。顏永京這樣寫道：“許多心思，中國從未論及，亦無各項名目，故無稱謂以述之，予姑將無可稱謂之學，勉為聯結，以新創稱謂”。他認為心理學西方學考“當以之為根本”，西方學校心理學需要讀四年，凡從事這方面研究者，往往都是“至季年知識宏開”的大學者，而在中國，這門學科尚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他指出“蓋人為萬物之靈，有情慾，有志意，故西士雲，人皆有心靈也，人有心靈，而能知，能思，能因端而後悟，能喜憂，能愛惡，能立志以行事，夫心靈學者，專論心靈為何，及其諸作用。”而《心靈學》就對了解這方面的內容，“裨益良多”，甚至還提出，“欲立為學之本，不可不讀是書” 。

此書譯刊后曾引起時人的重視，徐維則讀後寫道：“當時西人論腦氣作用之說，愈出愈精，大凡知覺為一綱，情慾為一綱，志決為一綱。”孫寶瑄在《忘山廬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讀書心得，講西人格致家漸從事於心性，是屬於“知本”。認為《心靈學》一書“晰言人心之運用，大要不外數種：日思、日悟、日辨別、日論、日誌、日感，其言精密。述艷麗章，謂物之艷麗，是物之靈氣在塊質透顯。語為我國人所未經道。予謂即剛健、篤實、輝光之意。”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19世紀80年代，當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還把興趣集中在西方的聲光化電的應用技術和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的時候，顏永京已把視點轉向西方人文科學，儘管主觀上有出於宗教神學的因素。但他關於心理學這一學科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對該學科內涵的認識，在十多年後得到了中國學術界乃至官方教育的普遍認同。1902年清政府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和1903年的《奏定學堂章程》中明確規定了設立心理學課程的重要性。與此同時還引導出一批以日文轉譯的西方心理學著作，如1901年中島端漢譯的美國查勒士德葛爾毛著的《費爾巴爾圖派之教育》一書，介紹了近代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心理學的觀點；1902年日人保田貞則的《心理教育學》、1903年井上圓了的《心理摘要》一一被譯介到中國。據高覺敷主編的《中國心理學史》一書統計，1900至1918年有30本心理學著作，其中翻譯日本根據西方心理學編輯的心理學9本，根據日本心理學編譯的8本；取材於英、美、德、日心理學編譯的5本，範圍涉及到哲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兒童心理學、醫學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生理心理學等。這些譯著在心理學術語翻譯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顏譯《心靈學》一書的啟發和影響。

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界認識到心理學研討對於國民性認識的重要價值，曾出現過西方心理學著作翻譯的熱潮。一百年後的今天，西方心理學著作仍然受到中國文化人的青睞。《心靈學》譯刊已過了100年；其所包含的內容至今看來已沒有多少理論價值了。但作為一本最早的漢譯西方心理學著作，卻有它的歷史價值，它留下了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知識和真理的印跡。

在聖約翰任職期間，1882年，顏永京把英國學者赫伯特·斯賓塞的教育學著作《教育論》（On　Education）一書的第一章譯成中文，取名《肄業要覽》，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1889年，他又將美國學者海文（Joseph Haven）的心理學著作《心靈學》（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譯成中文，被視為將西方心理學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

《心靈學》原著出版於1873年，直譯為《心靈哲學：智、情、意》。原著者是美國神教學士、牧師約瑟·海文(JosephHaven)。全書包括緒言、論智能、感受性和論意志三部分，緒言分兩章，講述心理學的性質及其重要性、心理能力的分析和分類；第一部分論智能，首三章講意識、注意和概念；后四章分論感知能力、表徵能力、思考能力與直覺能力。第二部分論感受性，首兩章講述感受性本質和感受性的分析和分類，后三章依次論述簡單情緒、情感和慾望。第三部分論意志，分七章闡釋意志的性質、促成行為的要素、意志與其他官能的關係、意志自由、動機和意志力量等，最後提及上帝的權力超越人們的心理和意志。

在清代末期和中華民國初期（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這個時期，西方心理學傳入中國有兩條渠道，一是直接傳入，一是通過日本間接傳入。由於中國經歷了清代長期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曾與世隔絕，西學中斷。

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中國被世界列強宰割，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沿海和內地的重要城市設立“教會學校”。中國最早到這類學校上學，並由教會送去美國留學的有容閎（1828―1912，廣東珠海人，曾任清政府駐美公使，留美學生監督）和顏永京（1838―1898，上海人，牧師）。他們在美國首次學習了西方心理學課程，容於1847年在美國馬薩諸塞省（Massachusetts）孟松學校（MonsonAcademy）時，由布朗女教師（MissRebekanBrown）教授學習心理學。其次，顏永京於1854年赴美留學，1861年畢業於俄亥俄州、甘比爾鎮、建陽學院（KenyonCollege，Gambier，Ohio）學習過心理學課程。回國後於1878年，他在上海聖約翰書院任院長，主持院務兼教心理學課，他邊教邊譯了美國海文著的心理學（JosephHaven《MentalPhilosophy》），漢譯書名為《心靈學》，於1889出版上本（下本未付印），原著者海文（1816―1874，牧師，曾在AmherstCollege教心理學和ChicagoTheologicalSeminary教神學）的著作，沿用了康德（I.Kant，1724―1804）把心理活動分為認識，感情和意志三部分進行闡述。

它和現今所說的心理學大體相當，儘管當時在西方，心理學還不是獨立的學科，從內容上看，其中有不少見解都是可取的，顯出哲學心理學的進步趨勢。但因海文本身是牧師，他的思想觀點沒有脫離宗教神學的羈絆。顏永京翻譯海文著的哲學心理學是中國第一本漢譯心理學書。雖然顏永京早在1878年聖約翰書院時即講授心理學課程，並首先漢譯《心靈學》一書，但中國開設心理學課程可能還較此稍早。在1876年山東登州文會館（教會學校）改為學院時，分備齋（三年）和正齋（六年）兩個學部，正齋第六年設有心理學課。有人認為這可能是在中國教育系統最先開設的心理學課。

在顏永京譯海文著《MentalPhilosophy》之前，日本近代著名哲學家西周（1829―1897）於1875年也翻譯了海文的同一原著《MentalPhilosophy》，成為日本第一本心理學譯書，書名譯稱《心理學》，這是西周首次使用“心理學”一詞，由他所命名。後來，“心理學”名稱才由日本傳入中國。在1896年著名學者康有為（1858―11927）編《日本書目志》時，在中國首次出現漢譯“心理學”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美學意義

《心靈學》一書出版於1889（益智書會校訂）。該書原為美國牧師、心理學家約瑟．海文(JosephHaven)所著。《心靈學》也包涵了中國人最早譯介西方美學的內容。在論述“直覺能力”（顏永京譯為“理才”）的部分，該書有專章譯述西方美學中有關美的觀念和審美認知的見解，並譯美學為“艷麗之學”，審美能力為“識知艷麗才”。此專章分為兩節，約7000餘字，總題為“論艷麗之意緒及識知物之艷麗”（即論美的觀念與審美）在第一節“艷麗之意緒”里，譯作一開頭即寫道：“講求艷麗者，是艷麗之學，較他格致學，尚為新出，而講求者尚希。”接著，它對“美”即其所譯作為“艷麗”的特質、屬性等問題加以了簡單明了的闡述。文云：“艷麗之為何？一言難罄。若取諸物而謂是艷麗則不難，惟闡其艷麗之為何，難矣。艷麗之物愈多而各異，則愈難闡明。因物多且異，而皆稱艷麗者，則必有一公同佳處，而欲指明—公司佳處為何，豈非難哉！”然作者並未知難而退，而是在先介紹西方各種代表性意見然後加以辨析的基礎上，明確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他介紹並批評了認為艷麗“非具於物，乃具於我”，“非具於外而具於情”的兩種代表性觀點（一是所謂艷麗即“快樂之情”說；一是所謂“我衷內之情，直照外物，而外物有所反照，即是艷麗”之說），進而闡明了美在本質上是“具於物”即客觀存在的思想。他認為前一說是“失中”而欠妥的。人看見某物而發快樂之情，顯然是被“某物之某佳處所激，但謂被激之情即是艷麗，而某佳處反非，則似舛錯，且我尋常決不如此顛倒其說”。至於后一說，他則認為“也有所不到處”。因為“有若許物，無論我衷情如何直照，終不能顯出其艷麗，再有若許物，無須我衷情直照，而自然顯出其浩繁之艷麗”。對此，作者以孩童初觀大海而嘆美作為例證，頗有說服力。

論證艷麗在本質上是“具於物而非具於我”之後，作者又強調指出，“見物之心靈與被見之物，卻有匹配”。也就是說，“艷麗實具於物，至識認艷麗及賞鑒艷麗，則具於我，或在物與我有連屬所致，或我與物有依靠所致”。因此，不同的人或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對同樣事物的美醜判斷，便可能出現差別甚至相反的情形。但這種矛盾卻並不能說明“艷麗無一定”。因為“天然事物及雅藝中固有某景緻、某物，凡人見之皆稱艷麗而發怡情，非但同時人如此，即異時人亦如此”。

在講到美的本質問題時，譯著還介紹了一種頗有力度的反對觀點，即認為“艷麗非具於物，或具於我，乃亦二者相感所致”，就好比“鋼條擊一火石，必有火星迸出，其火星不可謂鋼條所具，亦不可謂火石所具，乃是二物相擊所致”。這很容易使人想到朱光潛先生那“美不僅在物，亦不僅在心，它在心與物的關係上面”，“美是心物婚媾后所產生的嬰兒”的著名論斷。指望作者能對這種觀點作出有力的反駁，當然是不現實的。

既認定艷麗或美的本質“具於物”，那麼凡物應具備什麼樣的特點，才堪稱美呢？接著介紹了美在“新奇”、美在“有用”、美在“多樣性狀的統一”、美在“秩序及均勻”等四種流行觀念，並一一指出其偏頗之處，然後再簡明地闡析“新奇”、“有用”等與美的真實關係，頗有理致。如關於“新奇”，作者就指出，有些事物本身很美，但並不讓人感到新奇，而有些事物讓人感到新奇，卻又並不美。“或有物，本是艷麗，若亦新奇，則其艷麗更為煥明。乃常寓於目，則其本有之艷麗，漸不顯著。譬如一人慾得趣于山景，不應常居于山中；欲得趣於瀑布，不應終年窺望。至物本非艷麗，則其新奇亦屬徒然。別有一說，儒佛勞雲，或有物因新奇而我視之不喜，迨見慣始不厭棄，凡一人看他族人，始則不喜，既則不厭棄，是可為證”。這種分析，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可謂不透徹。

在“識知物之艷麗”一節，海文則重點探討了“識知艷麗才”即審美能力問題。他對審美過程、審美能力與情感、認知等的關係的各家觀點作了簡略介紹，繼而闡明審美在本質上不過是“思索之一用”，審美能力必須“賴磨鍊以精”的見解，實際上等於昭示了美學的價值及研習美學的意義。

對美和審美問題作如此詳細的論述，在此前的一般心理學論著中也是很突出的。反映了海文對美學的特殊興趣和豐富知識。而譯者顏永京也正好有此興味，遂不厭其煩地將其詳細譯出。這就成全了西方美學在華傳播時間上的某種意義的提前。而顏永京，也因此成為了最早介紹西方美學思想的中國人。

顏永京有四子一女，

次子顏惠慶（1877年－1950年）是中華民國政府總理、外交家，

幼子顏德慶（1878年－1942年）為鐵路工程師，另有一子早夭，女兒顏慶蓮。

侄子顏福慶（1882年－1970年）幼年喪父，亦為顏永京資助留學，日後為著名醫學教育家。顏惠慶、顏德慶、顏福慶並稱“顏氏三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