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符號學

20世紀社會科學學術史上，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deSaussure，1857-1913）是一位重要人物。一般認為，是他奠立了現代語言學的基石，他被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也因為他開創的語言符號理論，人們視其為符號學的鼻祖之一。又因其研究視角和方法論的的一般性、開放性和深刻性，他的理論成為20世紀結構主義思潮的重要思想來源。

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

索緒爾認為語言學首要的研究對象是語言。他界定語言的第一步工作是區分“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認為這樣區分之後的語言是捨棄使用者個體因素之後的屬於社會群體的、同質的東西。

語言“是言語活動事實的混雜的總體中一個十分確定的對象”，是屬於社會群體的晶化體，是群體言語活動中的平均數。它屬於一個言語社團的每一個人，但在每個人的言語活動中，語言總要打上個人的印跡。

語言是意義和音響形象的結合體，是符號中的一種。它不是物質實體而是心理實體。對於物質實體，我們能指著桌子、杯子說這是什麼。而語言符號，我們不可能指出它是個什麼，只能說出它不是什麼。它不是事物的分類命名集，它連結的是事物和名稱。

任何語言都是由若干具體符號匯聚而成的一個大系統。這個系統的社會功能是表達觀念，系統的內部功能是為其成員賦值。索緒爾說的“系統”，是指“整體”：“整體的價值決定於它的部分，部分的價值決定於它們在整體中的地位”。結構主義者的“結構”就是索緒爾的“系統”。

語言是符號中的一種，語言學是符號學的一部分。索緒爾說：“我們可以設想有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生命的科學；我們管它叫符號學（sémiologie，來自希臘語sēmeîon‘符號’）。它將告訴我們符號是由什麼構成的，受什麼規律支配。因為這門科學還不存在，我們說不出它將會是什麼樣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權利，它的地位是預先確定了的。語言學不過是這門一般科學的一部分，將來符號學發現的規律也可以應用於語言學，所以後者將屬於全部人文事實中一個非常確定的領域。”

語言符號是能指和所指的結合體

索緒爾說：“我們把概念和音響形象的結合叫做符號。”他建議“用符號這個詞表示整體，用所指和能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的基本元素是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離的兩面一體，這個整體叫“符號”。

語言符號的特性

（1）絕對任意性和相對任意性

單純符號內部，能指和所指的關係具有絕對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關係，是指能指和所指之間沒有自然聯繫、沒有理據、不可論證，並非指使用者可以隨意更改一個能指和一個所指的結合關係。相反，符號的音義結合關係對使用者而言具有強制性，個人或群體都不能妄加變動。

組合性符號內部，成員間的關係具有相對任意性。一種語言總是絕對任意性和相對任意性的複合體，索緒爾說：“一切都是不能論證的語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論證的語言，在定義上也是不能設想的。……各種語言常包含兩類要素——根本上任意的和相對地可以論證的——但是比例極不相同，這是我們進行語言分類時可能考慮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2）能指的線性特徵

語言符號的能指具有線性特徵。

人的發音機制決定了不可能在一個時點同時發出兩個聲音。人們說話時，總是一個聲音緊跟著前一個聲音出現。如果用文字把這些音響記錄下來，這些文字排列起來就像一條線。因此，交際狀態的語言，或者說符號處於組合狀態時，從發音生理的角度說，語言符號的能指具有線性特徵。

（3）語言符號的不變性和可變性

“已經選定的東西，不但個人即使想改變也不能絲毫有所改變，就是大眾也不能對任何一個詞行使它的主權；不管語言是什麼樣子，大眾都得同它捆綁在一起。”語言符號的能指一旦選定，個人或群體就只能遵守，不能妄變。在這個意義上，語言符號的能指與所指的結合具有不變性，對社會使用者而言具有強制性，即：對一個所指來說，必須使用這個能指，個人或群體都不能隨意改變這個能指。

同時，從歷時的角度看，語言符號又具有可變性。“不管變化的因素是什麼，孤立的還是結合的，結果都會導致所指和能指關係的轉移”。“變化的因素”，包括能指和所指。語言符號的可變性是指在時間軸上觀察一個符號，其所指和能指關係會發生轉移。在代代相傳的時間長河中，能指，所指，或者二者結合體，都可能發生變化，而且其中任何一個方面發生變化，都會改變能指和所指的關係轉移。“符號在時間上的連續性與在時間上的變化相連，這就是普通符號學的一個原則”。“語言根本無力抵抗那些隨時促使所指和能指的關係發生轉移的因素。這就是符號任意性的後果之一”。尤其是從歷時的時間軸上看，語音的變化沒有終點，無限而不可預測。

索緒爾對語言符號內部要素進行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劃分，是其語言符號理論的一個核心。由此，索緒爾搭建了結構主義分析法的基本框架：把語言視為一個整體、一個關係系統，其中每一個符號又都是音義結合的整體；單個語言符號單位的概念內容和單個單位的價值依賴於語言整體系統，在系統內符號間對立區別的關係網路中，符號的價值得以確定。索緒爾的這一基本理論在語言學界得到廣泛的認可。隨後，在歐美地區陸續建立的布拉格功能學派、哥本哈根語符學派、倫敦結構學派和美國描寫學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

（1）布拉格功能學派

布拉格功能學派成立於1926年，其研究重點是語音學。這一學派對語言研究具有尤其突出的貢獻的有兩位：雅克布森和特魯別茨柯依（H.C.Tpyбeцкой，1890-1938）。

（2）哥本哈根語符學派

哥本哈根語符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理論家是丹麥的葉爾姆斯列夫（L.Hjelmslev,1899-1965）。他追隨索緒爾關於語言的符號本質說和建立符號學的主張，把索緒爾關於“語言是形式，不是實體”的觀點推到邏輯許可的最大限度，把所有的實體都排除在語言範圍之外。

丹麥的另一位著名語言學家葉斯柏森（O.Jespersen，1860-1943）主張區分“歷史的語言學”和“描寫的語言學”，這與索緒爾區分“歷時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的實質非常相近。

（3）倫敦學派

20世紀60年代以前，倫敦學派以約翰·魯伯特·弗斯（J.R.Firth,1890-1960）為代表；60年代以後，以韓禮德（M.A.K.Halliday,1925-）為代表。

（4）美國描寫學派

美國描寫學派的語言思想受索緒爾的影響但相對獨立。這個學派的語言理論和研究實踐以鮑阿斯（F.Boas，1858-1942）和薩丕爾為先鋒，布龍菲爾德（L.Bloomfield，1887-1949）集大成。

觀察後學對索緒爾語言符號理論的認識、繼承和發展情況，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是由於對其理論的認識和解釋不同而產生的論爭。這裡我們主要簡單梳理中國語言學界最近二、三十年來對語言符號任意性和象似性問題的論爭。

語言符號任意性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基石，薩丕爾、布龍菲爾德、趙元任等都支持這一學說。皮爾斯1931年提出Iconicity的概念，指語言結構和所指存在聯繫或理據。1965年，雅克布森《探索語言的本質》以複句中的分句排列順序為據指出語言組合關係上的擬象性，強烈批評索緒爾關於任意性的說法。1988年，許國璋首次將iconicity譯為“象似性”后，語言符號的象似性問題引起了我國語言學者的普遍關注。海曼（Haiman）1985年出版的《自然句法》和《句法象似性》詳盡分析了句法中存在的成分象似和關係象似，這對中國語言學界尤其是一批從事外語教學與研究的學者影響頗大（如沈家煊1993，胡壯麟1996，嚴辰松1997，王寅1999，文旭2001，張紹傑2007等），他們分別發表論著對語言符號任意性和象似性問題進行討論，討論的中心是語言符號是否完全任意。

關於任意性，論爭中主要有兩大類觀點：一類是對“任意性”觀點全盤接受甚至堅信不疑的，以石安石（1989）、索振羽（1995）、王德春（2001）、郭鴻（2001）、岑運強（2005）等為代表。一類是部分地贊成而主張更全面、辨正地看待的，以許國璋（1988）、沈家煊（1993）、胡壯麟（1995，2009）、王寅（1999）、秦洪武（2001）、王艾錄和司富珍（2001）、顧嘉祖（2001）、馬壯寰（2002）、范文芳、汪明傑（2002）、張紹傑、張延飛（2007）等為代表。持第二種觀點的學者多數在一定程度上贊成任意性又主張語言符號具有象似性、理據性，多以複合詞、派生詞的構成和句法結構為對象來論述語言符號的象似性。其中少數學者進而主張該把象似性（而不是任意性）看作語言符號的本質屬性。另外，也有堅決反對任意性的學者，以李保嘉（1994）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