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次琦

科場不第淡然處之

朱次琦在少年時代已頗有才名。1811年，四歲的朱次琦入家族學塾讀書，塾師是族叔朱湘麟。五歲能以“大人虎變”對“老子龍鍾”句，對仗得體，鋒芒初露。七歲開始作詩，十二歲時所作“黃木灣觀海”詩，令兩廣總督阮元用歐陽修讚賞蘇軾的話感嘆：“老夫當讓！”在越華書院時所作“新松”賦：“棟材未必千人見，但聽風聲便不同”，含義非凡，語驚四座。

但朱次琦在科場奮鬥的道路上卻相當坎坷。1828年、1832年、1837年，他先後三次參加鄉試都落第了。尤其是第三次，鄉試三場中最重要的首場，他的詩文已被選為“薦卷”，但在其後的一次試文中他用歷史典故作為佐論，考官一時沒弄明白，認為他的試文粗疏。然而在髮捲時，考官注意到他的名字后卻後悔自己不是具有慧眼的伯樂，很多人也為他惋惜。他自己則淡然處之。友人寫信以精美的扇子因遇不到風致佳人而作比喻，同情他的懷才不遇，他卻寫了一組詼諧的詩回復友人，風趣中可見他的淡定灑脫。

在鄉試落第的那些年裡，朱次琦三次被南海縣學選拔為優行生，有機會參加“優貢”的考試，入讀國子監，當時不少人甚至用重金買優行生的資格，他以自己的聲望得到，卻每次都拒絕了。寧落第也堅持操守。

1839年，赴鄉試，成舉人，與兄長朱士琦同榜中舉。中舉后，他前後三次參加會試一再落第。然而，他在精神上擺脫了科舉考試的捆綁，以先儒修身踐道的理念激勵自己，刻苦讀書，謹慎做人。他並不把時間都放在四書經義之類應考的內容上，而是儘可能廣泛閱讀以前不易見到的文獻，如當朝的典章制度、名儒循吏的傳記等。1842年，在南海九江南沙陳氏祖祠開館授徒。

1847年，已屆不惑之年的他，會試被取中，成為“貢士”。殿試只考一天，考的是策論。當天下午日落前，監考官開始催促貢士們交卷，沒做完的人很多，紛紛請求延緩時間。朱次琦也沒答完，但他當即交卷。其時，有位南海籍的官員，十分欣賞朱次琦，見他沒答完，悄悄跟在他身後叫他，希望他回來把試卷做完。朱次琦裝沒聽到，頭也不回地走了。他固執地認為，讀書人任何時候都應有操守。

1852年，成功平息山西北部邊民與蒙古旗主的爭端，任職山西襄陵代理縣令，政績卓著。

當官半年多百姓永懷念

1847年，朱次琦中進士，以“即用知縣”分發山西。對於一個在科場奮鬥了幾十年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否極泰來、喜上眉梢的事情，但他卻對前來祝賀的人說，為官者必須上情下達、下情上呈，為國為民辦事，“談何容易”？他想到的是為官之難，而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個人貪利。他不帶家屬，隻身赴任，本擬繞經開封，拜訪中舉時的主考官潘鐸，因潘鐸長時間任職山西，他想討教山西政情民意。但是為了避免借拜師打通任職關節的嫌疑，他毅然改變主意，不去拜訪。

1852年，內蒙古扎薩克部與晉北邊民因耕事械鬥，扎薩克部死傷700餘人，準備報復，山西當局亦擬派兵鎮壓邊民。朱次琦力主和平解決，並親身深入兩方，曉以大義，終使釁事平息。

1852年秋，出任襄陵知縣，在任期內，他一心一意為百姓辦事，絕無為自己謀取私利。襄陵與臨汾接界，兩縣都依靠平水灌溉。豪強壟斷水源，往往有水者無地，有地者無水，因而引起械鬥，屢興大獄。朱次琦抵任后，對100多名案中囚犯從輕發落；制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的辦法，會同臨汾縣令，確定兩縣各取平水河水之半，並籌資興建渠道，派專人管理。從此械鬥平息，生產得到發展。

據記載，在任期間他取得了顯著的政績。首先，得知關在獄中的大盜越獄潛逃，朱次琦裝病未與原縣令交接，麻痹賊人，另一面卻出重金派人偵查賊人的下落，並於到任之日將逃犯逮捕歸案。其次，到任后，得知轄區內一些地方狼群咬死人畜的事情頻頻發生，而百姓對狼又恨又怕，認為它們是“神物”不能擊殺。朱次琦親自到當地神祠禱告，要該神於十天內驅除狼群，否則推倒神像、放火燒廟。群眾怕朱次琦真要如此，非常震驚，連忙投入打狼行動，終絕狼患。此外，他還整頓水利、勸學積粟、禁斂民財、禁止同姓通婚（近親通婚）、在衙門中厲行節約等，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績。

1853年，他代職期滿準備離任，襄陵百姓紛紛上書山西巡撫乞求讓他留任，無奈，百姓的請求被拒絕了。他離開襄陵的那天，農夫放下耕作，商鋪全部關門，成千上萬的襄陵人為他們的好縣令送行。在朱次琦走後第二年，襄陵人集資專門為他修築了生祠———朱使君祠。歷史上為官而被人民立祠紀念的本來就不多，在生之年即被民眾立生祠奉祀的更是鳳毛麟角，而為官僅半年即受人民如此之愛戴懷念的可以說是空前絕後。朱次琦正是實踐了為官就要為民辦實事這一簡單而樸素的道理而贏得人民的讚譽。

1853年，完成《國朝名臣言行錄》之例略。

禮山設教影響深遠

1855年，朱次琦辭官南歸，在家鄉禮山下收徒講學，康有為、簡朝亮、黃魯逸等均出其門下。他治學主張明理達用，無分漢（學）宋（學），原本孔子，而以經世救民為歸。講學以“四行”（忄享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經、史、掌故、性理、詞章）為本，以達到誠心、謹慎、克己、力行的規範。

1856年，在廣州南海縣學尊經閣授徒，后因英國侵略廣州，離開廣州，回到九江鄉。

1858年，始在九江鄉南禮山下陳氏祖祠（即“禮山草堂”）講學，從學者甚眾。

據朱次琦的學生簡朝亮、康有為、凌鶴書等人的追述資料可以得知，朱次琦在論學方面有下面幾個特點。一是強調融會貫通。在當時普遍講“一經一史、文章一家、經濟一門”的情況下，朱次琦明確反對專攻一經、專學一門的狹隘，講求學問的本源，知識的融會貫通。二是平易篤實，他既反對清中葉漢學考據的繁碎和門戶之見，也反對宋明心學的空疏玄談，試圖以一種平易篤實的方式向學生闡明儒學的本來面目，他主張掃去漢學和宋學的門戶之見，一切歸宗於孔子。朱次琦還指出讀書的目的就是修德致用，要注意修養個人身心，而不應該只專註於八股、八韻和八法這些應試的東西。

雖然，生活的時代與環境的局限使朱次琦沒能受到西學的影響，但他還是比較敏銳地察覺到了當時主流學說的種種弊病。他渴望能出現大批操守高潔、才幹卓越的通才，以應對當時的內憂外患，擔當起天下的重任。他的努力和願望在他的學生和後學那裡實現了。朱次琦最終將他的學生康有為等人托上了新舊思想交匯的風口浪尖。

1862年，有旨起用朱次琦，但他稱病未行。

1876年，康有為拜其為師。

朱次琦潛心學術，亦留意國事。鴉片戰爭期間曾作詩指斥琦善為“賣國通番賊”。1876年李鴻章因英國使館職員馬嘉理被殺一案，簽訂《煙台條約》，內有派員赴英道歉的內容，朱次琦認為是“損中國之威，長外人之氣”，十分氣憤。

1881年，農曆七月，兩廣總督上奏朝廷予以褒獎，賞加五品京卿銜；十二月十九日病逝，享年75歲。

朱次琦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國朝名臣言行錄》、《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五史實征錄》、《晉乘》、《蒙古見聞》等，詩集有《是汝師齋遺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去世前夕，他焚毀了自己的全部書稿，對此人們無不感到痛惜。

朱次琦書法多力豐筋，然不肯為人作字，世所流傳，多屬尺牘稿本日記等，雖隨意揮毫，已極雄厚蒼秀。粵人寶愛，爭相珍藏。著有《寶鳳閣隨筆》等。

1908年，康有為撰寫了《朱九江先生佚文序》，文中寫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懸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蘭，琴瑟彝鼎；其學如海；其文如山；高遠深博，雄健正直。蓋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未之有比也。”“以躬行為宗，以無欲為尚，氣節摩青蒼，窮極問學，而以經世救民為歸。”“先師朱九江先生，於書道用功至深，其書導源於平原，蹀蹼於歐、虞，而別出新意，所謂鷹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變而百獸跧氣象，魯公以後，無與倫比。”盛讚令師的德才學行。

他的學生簡竹居，生平尊崇九江先生，曾為老師寫過《朱九江先生年譜》，輯《朱九江先生集》十卷。並著有《朱九江先生講學記》。

廣開時代風氣之先的人物

康有為（1858年-1927年）1876年鄉試落榜后，到禮山草堂拜讀在朱次琦門下。此前，他曾跟隨過六七位老師，但直至來到朱次琦門下，他才深感找到了真正的導師。用康有為自己的話說，好像疲憊的旅人終於找到落腳的地方，又好像盲人睜開眼睛看到了光明，“乃洗心絕欲，一意歸依”。

在朱次琦的指點下，康有為對幾千年中國學術文化史的脈絡初步融釋；在老師獨立思考的精神影響下，康有為試圖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審視各家學說。然而，康有為畢竟比老師年輕了半個世紀，且師從朱次琦之前他就有機會讀到《瀛寰志略》和《地球圖》等書，對當時西方文化已略有所知。暮年的朱次琦由於長期隱居，與外面的世界比較隔閡，他深厚的傳統學養漸漸滿足不了這個年輕而志大才高的弟子。兩年後，康有為離開了禮山學堂，他日後在中國學術思想界引發的颶風和地震，也與他的老師朱次琦的思想觀點相去甚遠。然而，康有為始終非常愛戴尊敬朱次琦，並視朱次琦為指路的良師，他經世救民的宏偉願望，無疑也出自朱次琦的啟示。

被認為是最能繼承朱學的人。

簡朝亮（1851年-1933年）恪守師說，持身耿介，淡泊功名，不事標榜，被認為是最能繼承朱次琦學說的人，有大儒風範。簡朝亮24歲開始跟隨朱次琦學習，科場不順，屢試不第，39歲后絕意科場，專心讀書和講學。他先後在廣州、順德、陽山等地講學，以朱次琦修身讀書的教學要旨為本；他數十年潛心疏證儒家經典，著有《尚書集注述疏》、《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孝經集注述疏》、《讀書堂問答》等。在整理傳揚朱次琦事迹方面致力頗多，編有《朱九江先生講學記》和《朱九江先生年譜》，還編輯朱次琦所遺詩文，成《朱九江先生集》。不過，簡朝亮的治學未能跟上時代的變化，比如在西學已大行其道的時代，他仍認為西學乃繼承漢學的弊端，則顯得閉塞和保守了。

廣東最後一位狀元。

梁耀樞（1832年—1888年）是朱次琦學生中科名最顯著的一位。他跟隨朱次琦時間比較長，成舉人後仍留在朱次琦身邊學習。他1862年中舉，1871年登進士，為狀元。他是廣東最後一位狀元，歷任翰林院修撰、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湖北學政、山東學政等職。他為官謹敏，遺傳下來的文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