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絲洛娃

瑪絲洛娃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名著《復活》中的女主人公。她原本是個善良、淳樸、天真無邪的少女，自從被聶赫留朵夫蹂躪和拋棄后，流落為妓女，又不幸被誣告為毒害人的兇手，陷於冤獄之中。

下面是她從監獄中出庭受審時的肖像描寫。

“一個小小的、胸部豐滿的年輕女人，貼身穿一套白色的布衣布裙，外面套一件灰色的囚大衣，活潑地走出來，站在看守的身旁。她腳上穿著布襪和囚鞋。她頭上扎著頭巾，明明故意地讓一兩咎頭髮從頭巾裡面溜出來，披在額頭。這女人的面色顯出長久受著監禁的人的那種蒼白，叫人聯想到遞交里儲藏著的番薯所發的芽。她那短而寬的手，和大意的寬鬆領口裡露出來的豐滿的脖子，也是那種顏色。兩隻眼睛又黑又亮，雖然浮腫，卻仍然放光（其中有一隻眼睛稍稍有點斜睨），跟她那慘白的臉兒恰好成了有力的對照。”

據說這段描寫作者曾反覆修改過二十幾次。從這副瑪絲洛娃的肖像看，那“仍舊放光”的眼睛，依然保存著夕日瑪絲洛娃的純真；而那蒼白的面色，以及故意讓它溜出來的“一兩咎頭髮”，便顯出她長期受侮辱迫害和墮落過的痕迹；還有那隻非常有生氣而帶點斜睨的眼睛，則隱含著她對社會的不滿和蔑視。這樣寫，既符合她過去的經歷，又表現了她現時的身份；不但使讀者如見其人，而且還可通過她的外表，窺見她的靈魂。

作品以清醒的現實主義撕下了一切假面具。批判了整個官僚機構及各級官吏的醜惡嘴臉，揭露了官方教會的虛偽和欺騙性，表達了農民的抗議和革命要求。瑪絲洛娃的形象正反映了宗法制農民的弱點。

瑪絲洛娃、聶赫留朵夫之間的關係是複雜深刻的：年輕時彼此純潔真摯地愛過；曾幾何時，一個殘酷地拋棄，另一個悲慘地毀滅；十年後重逢，聶赫留朵夫基於贖罪的想法向瑪絲洛娃求婚，瑪絲洛娃多次予以拒絕。托爾斯泰正是通過這一次次的拒絕，細緻地刻畫了瑪絲洛娃所遭受的精神創痛。每一次拒絕都有新的內容，每一次拒絕都引起瑪絲洛娃靈魂的顫悸，並有力地影響著她精神復活的過程。

聶赫留朵夫第一次探視瑪絲洛娃，她這時候還處於深深的墮落之中。見到了聶赫留朵夫這個毀了她的人，她不痛罵，不拚命，連最起碼的譴責都沒有。令人驚訝的是她還向聶赫留朵夫討了十盧布鈔票。但聶赫留朵夫的第一次探監仍然有效，他的出現使瑪絲洛娃震驚，使她想起她從不回想的往事，諸如聶赫留朵夫為她打開的那個“充滿感情和理想的新奇天地”，聶赫留朵夫難以理解的殘酷，她遭受的接二連三的屈辱和苦難，使她覺得把坐在她面前的聶赫留朵夫同她“一度愛過的那個青年”聯繫起來太痛苦了。惟其痛苦，才說明她沒有死一般的麻木，也就有療治的可能。

第二次獄中會面，聶赫留朵夫認真嚴肅地提出要贖罪，要同她結婚，瑪絲洛娃仍然感到痛苦，但這次的痛苦既有內心人的起碼尊嚴被激起的強烈隱痛，也有憤怒、責罵等激烈的外在表現形式。聶赫留朵夫的結婚建議把她從麻木不仁的狀態中喚醒了過來。

聶赫留朵夫從鄉下回城后，帶著舊時的合家照片去看已在監獄的醫院裡當護士助理的瑪絲洛娃。聶赫留朵夫驚奇地發現瑪絲洛娃拘謹羞怯的表情、快樂得意的神采和輕盈的步履，意識到瑪絲洛娃心中愛情的歡樂。這是瑪絲洛娃復活的開始。

聶赫留朵夫多次探視瑪絲洛娃，樂此不疲為她的冤案奔走，表明了他悔改的誠意，同她結婚的決心的堅定。瑪絲洛娃終於感動了，她寬恕了他，並重新愛上了他。而拒絕聶赫留朵夫的結婚建議，那是她主動作出的犧牲，她引以為豪。在她看來，“同他結婚，他會遭到不幸”，“她下定決心不接受他的犧牲”。這時的瑪絲洛娃所達到的作出自我犧牲的精神境界，標誌著她在復活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托爾斯泰強調指出，瑪絲洛娃即便達到作出自我犧牲的精神境界，也仍然沒能給自己帶來真正的精神復活，因為她的命運這時還受聶赫留朵夫的操縱，因為只有真正認識到自己做人的尊嚴，才能算實現了精神復活。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瑪絲洛娃應該感謝聶赫留朵夫，正是聶赫留朵夫的真誠幫助，她才得以和政治犯——流放的革命者在一起，並且她和聶赫留朵夫對於流放的革命者的態度形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對比，讓不斷走向精神復活的瑪絲洛娃感到他的相形見絀。

瑪絲洛娃和革命者，特別是和其中的謝基尼娜接近以後，天然地傾向這批革命者：她敏銳地感到他們是為了像她這樣的受苦人而自我獻身的，頓時產生了找到真正歸宿的感覺；這裡的人們是平等的，人與人的關係是互相尊重的，她完全獨立地生活在他們中間。而聶赫留朵夫全力解救她，是“出於寬宏大量和過去那件事”，令她既寬恕他，愛他，但又害怕同他結合會破壞他的生活。帶著這種心理和聶赫留朵夫在一起，瑪絲洛娃的命運豈能不受聶赫留朵夫的操縱?

瑪絲洛娃一旦思想、感情甚至人格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回過頭來總結她和聶赫留朵夫的關係史，怎樣面向未來就完全明智了。她逐漸明白了她和聶赫留朵夫之間要恢復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愛情已不再可能，哪怕他們過去有過純潔而美好的初戀。革命者跟聶赫留朵夫進行過激烈的辯論，傷了他的感情，聰明的瑪絲洛娃不會看不出，也不會不懂她傾向革命者將會給聶赫留朵夫帶來多少苦惱和委屈。但如今她聽從的是自己內心的呼聲。她已經在真正地選擇自己的命運了。革命者西蒙松向瑪絲洛娃表示了愛情，瑪絲洛娃發現這愛情跟聶赫留朵夫的有區別：後者只有抽象的道德，而前者愛的卻是今天的她，而且純粹因為喜歡她、欣賞她。當聶赫留朵夫把減刑的消息告訴瑪絲洛娃，建議她考慮一下今後的生活時，她果斷地回答：西蒙松到哪裡，我就跟他到哪裡。最終拒絕了聶赫留朵夫。

聶赫留朵夫這時才徹底看到了瑪絲洛娃全部心靈的美，明白她的愛情，她對他的關注。瑪絲洛娃在他的心目中復活了。如果說十年前的卡秋莎是以純潔、天真、美麗吸引著聶赫留朵夫的話，那麼眼前的瑪絲洛娃則是由於深沉的感情、執著的獻身精神和嚴肅的生活態度，使他從道義、懺悔的外衣下榨出“小”字來。而對於瑪絲洛娃，聶赫留朵夫的結婚建議一次次地積累著她的精神復活的量變，而精神復活的質的飛躍則是在火車上與流放的革命者相處朝夕的日子裡完成的。

瑪絲洛娃的精神復活既有上文論及的客觀原因，也有主觀的可能性。

卡秋莎·瑪絲洛娃原是個純潔美麗的姑娘。她對聶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種朦朧的初戀，但這種感情不久就被貴族少爺糟蹋了。她懷孕后被趕出貴族之家，歷盡滄桑，沿著社會的階梯不斷往下滾，最後跌落至火坑，過了若干年非人的生活。但苦難還沒到頭，她又被誣告謀財害命，進了監獄，押上了審判台。

瑪絲洛娃始終是那樣的善良，那樣的厚道。即使在地獄一般的牢房裡，她還是時時關心別人，幫助難友。她看到孩子飢餓的目光，自己不能坦然進食。瑪絲洛娃和聶赫留朵夫有過純潔的愛情，到後來瑪絲洛娃遭到拋棄，吃盡苦頭，但瑪絲洛娃無論多麼恨他，不願意回憶他，還是在心裡承認他是她所認識的人中間最好的一個。一旦發現聶赫留朵夫確有真誠的悔改之意，她還是從心底里饒恕了他，並為他日後生活著想，拒絕了他的求婚。寧可忍受他人對自己的傷害，自己決不傷害他人，這是托爾斯泰筆下正面主人公的為人之道，也是瑪絲洛娃的為人之道。

當她作為女犯被士兵押往法庭時，她對路人的輕蔑目光滿不在乎，可是一個賣煤的鄉下人走到她身邊，畫了個十字，送給她一個盧布時，她卻臉紅了，低下頭來。這個羞澀的表情像一道電光，雖然微弱，卻洞照了她的靈魂，豁露了她的純潔，同時這也是一處伏筆，預示著女主人公精神上必將復活。

前文說過，瑪絲洛娃善良的天性使她天然地傾向革命者。正是接受了革命者的影響和教育，瑪絲洛娃對她與聶赫留朵夫之間的關係才有了正確而深刻的認識，才能對這種源遠流長而又迫在眉睫的關係作出正確而堅定的了斷。試想，假如瑪絲洛娃同意了聶赫留朵夫的結婚建議，兩人捐棄前嫌，破鏡重圓，那麼她就永遠擺脫不了聶赫留朵夫的控制和操縱，永遠成為聶赫留朵夫的附庸，非但精神和人格的復活永遠遙不可及，相反，她將遭遇安娜，卡列尼娜那樣的可悲下場。

瑪絲洛娃的人生之路歷經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曲折，但她人性的樸素淳厚、善良崇高卻從來都是肯定的，不變的。一如拂去歷史的塵埃，便能覓見真金的流光溢彩。如果瑪絲洛娃自身沒有這種人性的美點、閃光點，那麼任何外在的條件，諸如聶赫留朵夫的激活，革命者的影響和教育，都不可能實質性地幫助和促使她實現精神復活。

列夫·托爾斯泰在一八八九年開始寫《復活》。這時他的世界觀已經開始發生轉變，已經由貴族地主立場轉變到農民立場。

構思《復活》伊始，托爾斯泰定位在把男主人公塑造成一個奉行“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主張“全人類的愛”的人物。托爾斯泰按照他的構思意圖進行了艱苦的勞動，但創作過程並不順利，到一八九五年，已經寫了六年，手頭已有了三份草稿，托爾斯泰對已經寫出來的東西卻感到很不滿意，並且覺得難以寫下去。他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拿起《復活》，我以為這全都很糟，重點沒放在應該寫的地方。……我想拋開它。如果寫，就從頭開始。”很顯然，托爾斯泰在六年的接觸現實、了解情況和認真進行現實主義創作實踐的過程中，已覺察到原來那個構思意圖是有問題的，因此處於一個苦惱的階段。這實際上是他思想觀點發展變化的過程。

在一封這一時期他寫給契爾特柯夫的信中，他說：“新的東西或者什麼東西還沒動手，沒氣力寫。但思想在頭腦里翻騰，我覺得這些思想愈是認真，我就愈不強迫自己去寫。我要寫的，是我覺得值得一寫的東西。”這些“思想”到底是什麼？托爾斯泰不久就以明確的話言把它表達了出來，寫在他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和幾天以後的日記中：

“剛才去散步時，清楚地了解到《復活》寫不好的原因。……必須從農民的生活寫起，他們是該寫的對象，是肯定的東西。而其他則是影子，是否定的東西。……應該從她寫起，我想就開始寫。……”

“這兩天寫了一點新的復活。想起我從前從他寫起，就覺得羞愧。……”

把握住這一個新的思想，了解到要寫人民，要寫卡秋莎，要以卡秋莎為主，而不能以聶赫留朵夫為主，這是《復活》創作過程中的一次重大的飛躍。

同時作家的思想也隨著他的創作過程在一同向前發展。又過了一年多，一八九七年一月五日，托爾斯泰的日記里又出現了他在有關《復活》寫作問題上的新的思想認識，他寫道：

“開始重讀《復活》，讀到他決定結婚時，我厭惡地拋開了，全都不真實，虛構，軟弱。寫壞的東西真難修改，要改就必須：輪番地來描寫她和他的感情和生活。她的要寫得肯定和嚴肅，而他的則否定和帶嘲笑。”

這個思想的產生，是《復活》創作過程中的又一次飛躍。女主人公的心靈不斷升華，最後顯得光彩照人，而男主人公則寫成具有高尚追求又有點可笑缺點的懺悔貴族，《復活》的定稿就反映了托爾斯泰的這一構思。

《復活》在它創作過程的後期發生了一點重大變化，即作品以描寫革命家為主要內容的第三部也終於形成，對瑪絲洛娃未來的命運起決定作用的，到最後不是聶赫留朵夫，而是革命者了。瑪絲洛娃傾向這批革命者；在他們的影響和教育下正確認識她和聶赫留朵夫的關係史，並最終拒絕了聶赫留朵夫；決定嫁給革命者西蒙松：這些情節的安排表明托爾斯泰正式在作品中否定了聶赫留朵夫的道德復活對於瑪絲洛娃的精神和人格的復活的影響。一旦掙脫了聶赫留朵夫的道德復活影響的羈絆，瑪絲洛娃的精神和人格的復活才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復活，名副其實的復活。

總之，瑪絲洛娃這個來自下層人民的人物能夠成為托爾斯泰一部長篇作品的主人公，這是作家世界觀轉變之後才有的情形。“應該從農民的生活寫起，他們是主體，他們是積極的人物”。托爾斯泰在構思《復活》的時候最終這樣考慮，因此瑪絲洛娃的命運，特別是她的精神和人格的復活才在這部作品中取得了中心的位置。

作為《復活》這部長篇巨著的“華彩樂章”，瑪絲洛娃精神復活的描寫與刻畫，體現了托爾斯泰在藝術上的重大成就，反映了托爾斯泰在思想上的一大發展，也表明了這位文學巨匠在他的藝術創作勞動中孜孜不倦的追求與奮進。面對托爾斯泰和他的《復活》，我們只能發出這樣的慨嘆：“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長篇小說《復活》(1889～1899)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節的基礎是真實的案件。貴族青年聶赫留道夫誘□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卡秋莎·瑪斯洛娃，導致她淪為妓女；而當她被誣為謀財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當時社會卻有典型意義。小說一方面表現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主要方面則是借聶赫留道夫的經歷和見聞，展示從城市到農村的社會陰暗面，對政府、法庭、監獄、教會、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過，作品的後面部分，漸漸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說教。托爾斯泰的力量和弱點，在這裡得到最集中最鮮明的表現。

《復活》是托爾斯泰的世界觀轉變以後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他思想、宗教倫理和美學探索的總結性作品。它是以一個真實的案件為基礎構思而成的小說，表現了主人公的"心靈凈化"過程，同時揭露了沙皇專制官僚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質以及教會的醜惡罪行，是最全面、最充分反映托爾斯泰世界觀的終結作品。小說情節起伏跌宕，人物刻畫入木三分。以托翁晚年爐火純青的老辣筆法，比其任何其他作品都更為深刻地反映了男性與女性在"靈與肉"之間的痛苦掙扎。這部史詩般的經典著作，被譽為"19世紀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