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聯繫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溝通互動的頻率來看，可以簡單劃分為強聯繫和弱聯繫。

強聯繫最可能產生於個人與核心家庭成員、摯友、工作搭檔、事業合作夥伴和主要客戶之間，表現為在生活和工作中有較多的互動機會。

與強聯繫相反，弱聯繫範圍更為廣泛。與同學、朋友、親友、鄰居之間都有可能產生，甚至曾經的強聯繫也會因為溝通、互動機會的減少而淪為弱聯繫，主要是由於個人的時間、經驗和溝通機會造成的。

根據150定律，每個人擁有穩定社交網路的人數大約維持在150個左右，其中強聯繫約30個，弱聯繫約120個。

弱聯繫理論由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於1973年提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他在尋訪麻省牛頓鎮的居民如何找工作以反映社會網路的研究中發現，緊密的朋友反倒沒有那些平時很少聯繫或不怎麼熟悉的人更能夠發揮作用。事實上，緊密的朋友基本幫不上忙，真正能介紹到工作的往往是陌生人。

格蘭諾維特描述弱連接的論文《弱聯繫的力量》(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問世之後，被當年的《美國社會學評論》拒之門外而無人問津，直到多年之後才得到認可，之後還並被公認為現代社會學最有影響的論文之一。

格蘭諾維特指出，在傳統社會，每個人接觸最頻繁的是自己的親人、同學、朋友、同事，構成了一種十分穩定的然而傳播範圍有限的社會認知，即“強聯繫” (Strong Ties)現象；與此同時，人類社會中還存在另外一類更為廣泛亦更為膚淺的社會認知，例如一個被人無意間被人提到或者打開收音機偶然聽到的一個人。他把這種關係定義為“弱聯繫”(Weak Ties)。

格蘭諾維特認為，在探究一些網路現象時，使用弱聯繫(Weak Ties)的概念比使用強聯繫(Strong Ties)的概念來得重要。其實與一個人的工作和事業關係最密切的社會關係往往不是“強聯繫”，而是“弱聯繫”。“弱聯繫”雖然不如“強聯繫”那樣堅固（金字塔），卻有著極快的、可能具有低成本和高效能的傳播效率。就像在著名的六度分隔實驗中，正是層層疊加的弱聯繫將世界上原本毫不相關的人聯繫到了一起。

由於弱聯繫是在群體之間發生的，其分佈範圍較廣，因此它比強聯繫更能充當跨越其社會界限去獲得信息和其他資源的橋樑，可以將其他群體的重要信息帶給不屬於這些群體的某個個體。同時，格蘭諾維特提出了測量關係強度的四個維度：互動頻率（互動的次數多為強關係，反之為弱關係），感情力量（感情較深為強關係，反之則為弱關係），親密程度（關係密切為強關係，反之則為弱關係），互惠交換（互惠交換多而廣為強關係，反之則為弱關係）。他還提出了一個可行的判斷方法，即朋友圈子的重疊(overlap)程度。當兩個人沒有關係時，他們的朋友圈子重疊程度最小；關係強時，重疊程度最大。

這個“充當信息橋的必定是弱關係”的斷言，就是對歐美社會學界的社會網分析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弱聯繫力量”假設。這種假設充分考慮到強聯繫多是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身份、收入水平等社會經濟特徵相似的個體間發展起來，而弱聯繫則是在社會經濟特徵不同的個體之間發展起來的。個體間一旦建立起強聯繫，便意味著其朋友圈子的重疊程度較大，群體內部相似性較高，群體內部個體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的相似性較高，因此通過強聯繫獲得的信息的重複性很高。弱聯繫更多的發生在群體與群體之間，由於弱聯繫的分佈範圍較廣，它比強聯繫更能充當跨越其社會結構與階層的界限去獲得信息和其他資源的橋樑，可以將其他群體的重要信息帶給不屬於這些群體的某個個體，進而創造出更多的社會流動機會。這就是“弱聯繫的力量” 。

1. 從“弱聯繫”中可以獲得更豐富的信息

強聯繫關係通常代表著行動者彼此之間具有高度的互動，在某些存在的互動關係形態上較親密，因此，透過強聯繫所產生的訊息通常是重複的，容易自成一個封閉的系統。網路內的成員由於具有相似的態度，高度的互動頻率通常會強化原本認知的觀點而降低了與其它觀點的融合，故認為在組織中強聯繫網路並不是一個可以提供創新機會的管道。越是關係緊密的朋友，提供信息的廣度越小。而在友人之間，情況卻恰恰相反，往往因為太過熟悉，在提供信息之前，就會主觀地將一些自己判讀為不合適的信息屏蔽掉，造成接收者信息缺失。

相反，弱聯繫則較能夠在不同的團體間傳遞非重複性的訊息，使得網路中的成員能夠增加修正原先觀點的機會，即聯合其它網路位置的人來減低社會結構的限制以取得結構利益。正因為是弱聯繫，溝通相對較少，信息提供者對當事人的信息往往了解的並不是很全面，提供者對當事人只是有某種能力上的模糊印象，所以在提供信息的過程中，對當事人能力的評估是基於正向基礎之上或者是“粗加工”。

全球著名獵頭費洛迪認為，最好的“弱聯繫人”有兩個重要的特徵：首先弱聯繫人是職業的，而不是社會化的聯繫人，只有這樣他們給你提供的信息才可能是與職業發展相關的。其次。這些弱聯繫人的“聯繫鏈條”非常短，這意味著他們要麼認識你，要麼認識你的某一位熟人，一般來說，從消息提供到接收者之間，關係鏈不超過兩層，一旦超過兩層，信息的準確性就開始出現變化。

2. “弱聯繫”是合夥創業的最佳選擇

從弱聯繫那裡獲得想法，乃至於與弱聯繫合夥創業，有利於提高一個公司的創新能力。社會學家馬丁·呂夫(Martin Ruef)問卷調查了766個在美國西部某個大學（其實是斯坦福大學）獲得MBA學位且至少嘗試過自己創業的“企業家”，試圖從中發現弱聯繫和創新的關係。呂夫統計了這些MBA們所創辦公司的人員構成和信息來源，並且使用各種辦法評估這些公司的創新能力。

呂夫發現，創業想法來自與家人和朋友這些強聯繫討論的，只佔38%。而來自與客戶和供貨商這類商業夥伴這些弱聯繫討論的，則高達52%。另有人則是受媒體或專家啟發。可見好想法來自弱聯繫這個定律從創業之初就管用。

雖是如此，大部分創業團隊仍然由家人和朋友構成。強聯繫團隊和弱聯繫團隊的數目對比差不多是5:3。而呂夫使用一個創新評估模型發現，弱聯繫團隊的創新能力差不多是強聯繫團隊的1.18倍。更進一步，如果這個團隊成員在此之前從來不認識，那麼這個團隊的創新能力還可以更高一點。

3. 弱聯繫的集大成者：社交網路

作為一種普及範圍極廣的網路應用，網路社交承載著非常重要的信息分享功能。傳統社會中，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觸最多的是自己交往密切的親人、朋友、同事，彼此之間互動頻繁，因此他們相互間擁有和分享的信息、知識等是經常重複的；與之相對應的，通過那些更為廣泛和淺層的社會關係，我們可能更容易獲得此前陌生的信息。這些關係被社會學家稱之為“弱聯繫”。有研究表明，“弱聯繫”是不同社交人群之間分享信息的重要渠道，其數量與質量也是衡量一個社會信息開放和活躍程度的重要標誌。

相對於“強聯繫”來說，“弱聯繫”更像是將整個社會串聯起來的虛線。它並不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進行關聯，而是通過信息來把人聯繫起來。與“強聯繫”的實線相比，儘管“弱聯繫”的虛線沒有實線明朗，但虛線的廣泛度遠在實線之上。SNS以現實中的人際關係作為實線，把人與人串聯起來，形成一個社會網路，建立起一個熟人的“強聯繫”。這種“強聯繫”可以方便的讓用戶知道自己的好友最近在幹些什麼，但是相對起來比較封閉，信息傳播速度也比較緩慢，傳播的範圍也不會太廣。畢竟許多SNS網站用戶只限於把自己圈子內的好友加進去，在信息的量上難以得到保證。

而Twitter類的微博網站是以信息作為虛線，讓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弱聯繫”，通過信息建立聯繫，這種方式可以讓信息傳遞得更加快捷和廣泛。從這點我們不難看出，“強聯繫”的主體是人，加強的是人與人間的關係，而“弱聯繫”的主體則是信息，加強的是信息間的交流和傳遞。如果更深入一層進行分析，我們可以把信息作為一種媒介，那些對某些信息有共同興趣喜好的用戶，通過信息這個媒介聯繫起來，並逐漸形成一個特定圈子，那麼社會化網路就能真正搭建起來。

網際網路提供了讓原本素不相識、地理距離和社會距離都很遙遠的陌生人互相結識和交談的機會，非常適合“弱聯繫”的建立和增長，對於強化整個社會的信息共享精神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因此，應進一步挖掘網路社交在信息分享上的潛力，通過強化網路誠信等手段積極為各種網路“弱聯繫”的建立創造條件，並對那些有利於幫助網民開展網路社交、構建各種新的社會聯繫的網路平台、網路工具，給予政策、資金、技術上的支持。

1. 強關係假設

與“弱聯繫力量”假設針鋒相對的是邊燕傑提出的“強聯繫力量”假設。邊燕傑根據天津1988年的調查研究指出，社會網路的作用不是傳播和收集職業信息，而是待分配的擇業者通過人際關係，得到工作分配主管部門和分配決策人的照顧。換言之，社會網路不再是信息橋，而是人情網。人情關係的強弱與獲得照顧的可能性是正相關的；信息的獲得只是人情關係的副產品。邊燕傑通過對中國和新加坡職業流動的對比研究，初步證明了這一假設。對新加坡人來說，社會生活中強關係較多；此外，職業流動中強關係意味著較高程度的信任，弱關係意味著不太信任和缺乏義務。

對於社會網路在轉型經濟中的作用，邊燕傑和張文宏提出了四種假設：一是市場化假設，即作為信息橋的關係使用頻率上升，作為人情網的關係使用頻率下降，弱關係可能逐步代替強關係作為職業流動的調節機制；二是權力維續假設，即社會網路在職業流動中的使用頻率不但不會下降，反而會上升，不是弱關係將替代強關係，而是強關係仍將保持其優勢地位；三是機制共存假設，即作為信息橋的弱關係和作為人情網的強關係將共同發揮作用，強弱關係的使用比率將呈現同步增長的趨勢；四是體制洞假設，即作為信息橋的弱關係將提高使用頻率，而作為信任和規範約束的人情關係網路也將提高使用頻率。運用對天津1999年就業過程的調查，他們證明強關係假設繼續有效，弱關係假設的解釋力不強；同時體制洞假設得到了證明。

2. 對弱關係理論的批評

除弱關係理論外，格蘭諾維特於1985年提出了“嵌入性”概念。他認為，信任來自社會網路，信任嵌入社會網路之中，而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嵌入社會網路的信任結構之中。嵌入性的概念暗指，經濟交換往往發生於相識者之間，而不是發生於完全陌生的人際之間，同弱關係假設相比，“嵌入性”概念強調的是信任而不是信息。而信任的獲得和鞏固需要交易雙方長期的接觸、交流和共事，實際上嵌入性概念隱含著強關係的重要性。因此一些學者認為，弱關係力量假設和嵌入性概念之間存在著矛盾。

在邊燕傑看來，格蘭諾維特為了分析和討論的簡化，把關係假定為積極的和對稱的，忽略了關係的不對稱性，只關注能給分析帶來方便的對稱性。邊燕傑認為，“關係”在字義上指“聯繫”或“關聯”，但它本質上是促進人們之間恩惠交換的一組個人間的聯繫。

李繼宏指出，強、弱關係假設這種爭議和不確定性的主要原因在於，格蘭諾維提出弱關係假設以來，後來研究者基本上都沿襲了格蘭諾維特對關係的定義和界定關係的四個標準，而忽略了格氏提出的關係概念本身是可以商榷的。實際上，強關係假設的缺陷是簡化了社會網路和假定了在多元社會中並不存在的高同質群體；弱關係假設的缺陷則是先驗地斷言存在著兩個或者更多沒有任何交集的群體。社會網路研究的強、弱關係假設面臨方法論的困境，這種困境主要體現在分析層次的選擇上，面對面的互動太過微觀，整個網路則太過宏觀。

（1）社會資源理論

林南擴展和修正了弱關係假設，提出了社會資源理論。該理論的出發點是，在一個分層體系中，相同階層的人們在權力、財富、聲望等資源方面相似性高，他們之間往往是強關係；而不同階層的人們的資源相似性低，他們之間往往是弱關係。當人們追求工具性目標時，弱關係就為階層地位低的人提供了連接高地位人的通道，進而獲得社會資源。

根據林南的社會資源理論，須結合關係人的階層地位來權衡關係強度的效應。無論是強關係還是弱關係，關係人本身的社會地位都是決定關係所能涉取的資源數量和質量的重要變數。社會資源理論把關係人的能力引入了關係的效應分析，顯示關係紐帶的作用最終由關係人的能力與意願的合力決定。因為根據強、弱關係的定義，最弱的關係沒有用，因為這種關係根本產生不了交換的動因，而最強的關係，雖然其涉取資源的範圍很受局限，但這類關係所激發的幫助意願和尋找其他關係的努力，對個體可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種關係意味著承諾、信任和義務，因而幫助的動機最強。

（2）“山脊狀結構”概念

弗里金提出的“山脊狀結構”(ridge structure)概念是對格蘭諾維特理論的發展。在格蘭諾維那裡，社會空間被想象為由諸多離散性的群體組成，這些群體的內部是一系列的強關係，在群體之間則是弱關係，弱關係充當“關係橋”，把不同的群體鏈接在一起。在一定意義上，弗里金的山脊狀結構修正了格蘭諾維特的結構想象。所謂山脊狀結構，是由社會空間中分佈密集而又相繼交叉的區域組成。由於發生人際情感的可能性隨著社會空間中行動者的臨近性的增加而增加，山脊狀結構意味著一連串彼此相交的凝聚性的亞群落，而這一結構本身把相距較遠的社會位置上的行動者連接起來。弗里金指出，雖然在對不同區域的行動者之間的連接上，關係橋的紐帶作用不可否認，但宏觀聯繫的更強有力的基礎是山脊狀結構，它滲透進社會空間的不同區域，同時涵蓋了相對大量的行動者。山脊狀結構而不是關係橋，構成了宏觀層次上的傳遞性的一個關鍵結構基礎。

（3）對關係強度的細分

一些學者試圖通過對關係強度的進一步細分，來超越強、弱這種二元分立的局限。劉林平認為關係的劃分應該是發展變化的、動態的過程，應該站在兩個時點（過去和現在）來區分關係，他提出了一個“關係類型組合表”，並把關係區分為四種：強關係、弱關係、弱強關係和強弱關係。鄒佳青把關係分為強關係、弱關係和中關係，中關係是對資源擁有者和需求者進行資源調配的中等強度的社會性的平衡力量。汪和建把關係紐帶構建為由強關係、次強關係、次弱關係和弱關係構成的連續體，並強調了作為中間性關係的次強關係和次弱關係的特殊優勢，提出這兩者最適於作為個體實現其物質利益或商業活動的工具。

（4）關係與信任的嵌合

鮑磊認為，研究關係尤其是中國的人際關係，很難離開對“信任”這一重要維度的考察，關係與信任是互相嵌合在一起的。在特定的社會中，行動者通過對自己在社會網路中所處的位置和自己擁有的社會資源的考慮，選擇自己究竟是運用強關係還是弱關係，並評價這種關係帶來的信息的可信度（信任程度），最終才做出相應的行為。在此過程中，行動者面臨四種情況：強關係、強信任，強關係、弱信任，弱關係、強信任，弱關係、弱信任。因此，強關係與弱關係和強信任與弱信任不是一組相互對應的概念，這主要是因為它們的假定不同。前者理論的重點是設定任意一個個體，如果他要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來改變其處境，他能從哪裡獲得更多的信息，這樣推導出來的關係是弱關係，他能夠通過信息橋傳遞較有價值的信息，這裡的信息沒有真假之分；而後者的重點是設定一個天生處於關係中的個體，如果他要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他需要相信和依靠誰。

（5）強—弱關係理論的文化視角

李斌認為，漢語中的“網路社會”實際上可指代三種形態——關係社會、賽伯社會和網路社會。第一網路社會即關係社會由零散的強關係簇構成，在這一社會中格蘭諾維特關於關係的“強—弱”劃分是可以立足的，在關係簇內部形成的是強關係網路，它能夠進行自我再生產；而在關係簇之間存在的是弱關係，並且弱關係的維持需要制度保證。第二網路社會即賽伯社會(cyber-society的音譯)是以技術為中軸的虛擬空間。當賽伯社會作為一種外力介入關係社會後，網路的“內卷”和“外張”共同促生了第三網路社會。“網路內卷”是針對關係社會中的網路簇（強關係）而言的；“網路外張”在以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產生后成為可能，個人的弱關係邊界擴大，人們可以與網路中的任何個人生成關係，現實社會形成一個事實上的關係簇或普遍網路。

這種社會的微觀關係結構是新“差序格局”。它與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描述的“差序格局”的區別在於：第一，決定差序的標準有別。傳統“差序格局”是以親緣和地緣來決定差序，是一種先賦格局；新“差序格局”則是基於業緣和友緣，是一種自致格局。第二，圈層中的組成不同。第三，在傳統“差序格局”中，個人能調動的關係有限；但在新“差序格局”中，根據“六度分割”理論，可調動社會資源的空間和範圍擴大。第四，傳統“差序格局”是相對穩定的，而新“差序格局”是不穩定的。

李斌認為，由傳統“差序格局”向新“差序格局”的演變反映的是社會價值觀的變遷，既是一種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一種文化的轉型。這種轉型可以被用來闡釋“強—弱關係”的流變，並且可以作為解決格蘭諾維特和邊燕傑分歧的文化視角。中國一直以來是傳統“差序格局”佔主導地位，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化是一種“強關係”（親緣和地緣）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特徵是強調先賦性關係的重要性，並排斥“弱關係”。而新“差序格局”是西方社會的一個特徵，產生的是一種“弱關係”（業緣和友緣）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內涵是強調自致性關係的重要性。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必然包含著傳統強關係的衰落和弱關係的興起。

高紅艷也認為，邊燕傑的強關係假設並不是對格蘭諾維特理論的反駁，而是一種補充。因為在二者的研究中，強、弱關係起作用的領域和文化背景是不一樣的。在格氏的研究中，弱關係起作用主要是在信息的流通方面，在邊燕傑的研究中，強關係的力量則在於獲得權力機關影響方面；格氏的研究揭示了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們交往和聯繫的情況，邊燕傑的研究則是對儒家文化背景下華人社會聯繫狀況的一種描述和解釋。

李林艷則從“弱關係的弱勢”這一論題出發，著眼於把中國式“關係”闡釋為由弱關係向強關係轉化的一種文化實踐。這種轉化既包括對強關係的動員，即通過“關係”橋的疏通與“關係”目標建立起簡介的強關係；也包括在既定弱關係的基礎上，藉助頻繁的和實質性的直接交往來迅速改變關係的弱性質。“關係”藝術，或者弱關係強化的實踐，其實質是通過客服弱關係的弱勢以充分利用它的強勢，它的本意是提高關係人的幫助意願，而不是把弱關係發展成真正意義上的強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