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實地調查和考察總結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各種模式，寫下了諸多不朽篇章。本書推出的是學界共認的中國鄉土社會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理論研究的代表作《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鄉土重建》和《皇權與紳權》四篇著作，可供社會學工作或教學、研究者參考。

費孝通（1910.11～2005.4）生於江蘇吳江縣城。1920年入振華女校（今蘇州第十中學）。1928年夏天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第一附屬高中，秋天入東吳大學醫預科。1930年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獲學士學位。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獲碩士學位。1936年秋入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攻讀人類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38年秋回國，任教於雲南大學社會學系。1940-1945年任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並主持雲南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室工作。1945-1952年任清華大學副教務長、社會學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人類學教授。1980-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85年起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社會學人類學教授。作為社會活動家，曾擔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1980年接受國際應用人類學會頒發的馬林諾斯基名譽獎；1981年獲英國皇家人類學會頒發的赫胥黎獎章；1988年在聯合國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書”獎；1993年獲日本亞洲文化獎；1994年接受菲律賓馬克賽賽社區領袖獎。

《鄉土中國》來源於作者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所講的“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當時作者應《世紀評論》之約分期連載14篇文章，《鄉土中國》由這些內容、文章輯錄而成。

在該書中，作者把鄉土中國看作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的一種特具體系，支配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中國的事實來說明鄉土社會的特性。

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從基層上看是鄉土性的。以土地為本的鄉土社會人口流動率極低，從而導致村落之間的孤立和隔膜，“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人們在熟悉的環境中長大，代代相傳的社會習俗指導著他們的行為。在這種社會裡語言足夠傳遞世代的經驗，“全部文化可以在親子之間傳授無缺”。據此，費孝通指出文字下鄉的困難在於鄉土社會的人們沒有用字幫助他們社會生活的需要，提出治愚的根本在於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變化。費孝通還從群己關係上將中西方的社會結構進行對比，認為西方社會是一種團體格局，團體界限明確，團體成員對於團體的關係是相同的；而鄉土中國社會結構則是一種差序格局，他說：“以己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而是象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這種差序格局以“自我”為中心，富於伸縮性，群與己，公與私的界限都變得十分模糊。在此費孝通把中國人的“私”心放在這種格局下進行討論，“中國傳統社會裡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天下。”正是因為這種差序格局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路，因而鄉土社會也就沒有超乎私人關係的團體道德觀念”，“中國的法律和道德，都因之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普遍性關係的確立，正是現代社會異於傳統社會重要標誌之一。

根據以上提出的概念和簡單的結構分析，費孝通又具體分析了中國鄉土社會的基本社群“家”。他認為作為一個事業組織的家，其大小依事業大小而定，其主軸是父子之間而非夫婦之間，在家內紀律排斥私情的寬容。鄉土社會為維持秩序而在男女之間不強調感情，而強調合作，男女有別的界限使中國傳統的感情定向偏於同姓方面去發展，同姓組合使家庭的團結不易鞏固，於是以同姓為主，異姓為輔的家族便代替了家庭而成為鄉土社會的基本社群。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的秩序是靠“禮”來維持的，禮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只要傳統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問題，禮治社會便不需法律來維持秩序，無訟是鄉土社會的特色。費孝通特別指出，中國正處在鄉土社會的蛻變過程中，要使現代司法制度得以徹底推行，必須“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先有一番改革”。

在分析鄉土社會秩序何以維持的基礎上，費孝通進一步剖析了鄉土社會的權力結構。他把權力劃分為四種類型，即社會衝突中發生的橫暴權力，社會合作中發生的同意權力，社會繼替中發生的長老權力和社會急劇變遷中發生的時勢權力。在鄉土社會中，既有不民主的橫暴權力，也有民主的同意權力，但這兩者均不構成權力結構的主導方面，因為前者受到農業生產力水平的限制，而後者又受到分工體系不發達的局限，因而鄉土社會“雖則名義上說是‘專制’的。‘獨裁’……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馳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無為的”。鄉土社會中明顯地存在於一種既不同於橫暴權力又不同於同意權力的另一種權力，費孝通稱之曰“長老權力”，它是一種既非民主又異於不同主的專制。概而言之，鄉土社會是無為政治，長老統治。費孝通在分析鄉土社會的秩序的維持和結構的穩定的同時，並沒有忽視對其變遷的考察。他認為從鄉土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過程體現在三個方面，即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名與實的分離；從慾望到需要。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地緣卻是契約社會的基礎，因此他說：“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轉變，也是社會史上的一個大轉變。”而就長老權力下的鄉土社會來說，變遷往往採用“註釋”形式，即“維持長老的權力而注入變動的內容”，這就導致了名與實之間極大的分離，並且其距離隨變遷速率而增加。鄉土社會和現代社會重要區別之一還在於前者的人們是靠慾望行事，雖然這些慾望由於文化的陶冶而恰好符合人類的生存條件，而在現代社會，人們已經不是根據經驗，而是根據他們自己的需要，運用知識去計劃社會生活。費孝通認為“從慾望到需要是社會變遷中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前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鄉土中國》是講述中國鄉土社會傳統文化和社會治理結構的代表作，為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參考。”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