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堂

“七七”事變爆發，戰爭打起來了，日本人欺人太甚。曲山鎮沸騰起來，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救亡運動，抗戰歌曲此起彼伏。就是鎮上的小學生上課前，每天也必須喊著自已的名字，集體列隊晨呼：

“某某某，你忘記了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國東三省嗎？”

“某某某，你忘記了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國華北嗎？”

“某某某，你忘記了日本鬼子在屠殺我國同胞嗎？”

“不敢忘，不敢忘。”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偏遠山區的黃泥巴腳桿可能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但現在卻充分感受到自己是四萬萬五千萬顆跳動著的心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全民族一起同呼吸，共命運。

這鎮上有一王姓人家，先還較為殷實，后即敗落。其子王建堂，先在鎮上讀私塾，后外出上中學。在抗戰開始時二十五歲，在鎮上教小學或在民眾教育館作事。

如火如荼的戰局和節節敗退的戰線燃燒著鎮上一幫年青人的心。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筆從戎以身許國的決心，在鎮里鎮外往返奔波，串連組合起百十個具有同樣熱情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大家一致請纓殺敵，意志堅決，無可動搖。百十個人一致推舉王建堂為首，取名“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向安縣（當時曲山鎮歸安縣管轄）縣長成雲章提出請纓殺敵。縣長大喜過望，立即將此事上報，又將這百多名熱血青年接來安縣，駐在大安遊藝場（即今安縣劇場），並將他們自取的隊名改為“安縣特徵義勇隊”，納入縣府的“特徵”任務中。

當時的四川，這類請纓殺敵，慷慨從戎的事例極多，王建堂的事照例也算不得突出，用不著大書特書。不過，事情到此還沒有完，令人感動的事情還發生在後面。

就在“義勇隊”在安縣快要出發時，王建堂的父親王者誠從曲山鎮寄來一分包裹，請郵局轉交就要出征的兒子。這分包裹首先到了縣長成雲章的手裡，他打開一看，不禁為包裹里的內容感動得熱血沸騰、熱淚盈眶。包裹里是一塊大白布做成的旗幟，旗的正中寫著一個斗大而蒼勁有力的“死”字。

“死”字的左右兩側寫著這樣的幾行小字：

右邊，“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上盡忠。”

左邊，“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四川軍管區給家裡送來一道光榮匾。匾上題字“父義子忠”，上款：義民王者誠送子出征光榮，下款：四川省軍管區司令贈。

大約是一九四零年，王建堂在擔任排長時（註：由於王建堂帶領了一百多人的“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從軍，所以他從參軍之日起便是見習排長。），奉命帶領本排人趁黑夜摸入湖南茶陵縣城，向駐守縣城的日軍一個中隊夜襲成功。爾後日軍援軍反攻奪城，於是團部增派一連人由王建堂指揮。雙方激戰一晝夜，敵軍失敗、傷亡過百，而我軍僅負傷二人。

由於此次戰鬥王建堂機智勇猛、指揮有方，長官部特授予他甲級勳章一枚。後來他在晚輩面前講起此事時倍感榮光，並自豪地說：“我當年當排長時就指揮過十二個班，比連長還關火！”。

王建堂在當連副（相當於副連長）時，分管連里一百多號人的後勤軍需。一次連里發完餉，有一枚銀元因有缺損而未發出，看似這枚廢銀元無任何用處，又捨不得丟棄，於是王建堂便將它放在上衣口袋裡，閑暇時拿在手裡玩弄消遣。

這天戰鬥又打響了，王建堂所在部隊冒著敵人密集的炮火向日軍陣地衝去。戰友們不停地成個成片地中彈倒下，活著的已殺紅了眼，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顧一個勁地往前沖。突然，王建堂猛地一下感到小腹右側一陣巨痛，他第一反應便是自己肯定中彈了，但他憋著還未倒下的一口氣，繼續向前衝去······。

我軍終於奪下了敵軍陣地，取得了戰鬥勝利。這時他覺得剛才負傷的部位沒有當初那樣劇痛了，低頭一看，上衣右下口袋有一個彈孔，右手伸進口袋一摸，棉衣及內衣全被打穿，一塊硬邦邦的東西陷在肉里，周圍有些粘糊，且還有些疼痛。他急忙喊來衛生員，解開衣服，一枚銀元已被子彈打凹變形，陷在右腹表面的肉里。

若不是那枚帶缺的銀元擋住了子彈的衝擊力，王建堂不是死便是重傷。

大約是一九四三年秋天，已經是連長的王建堂，隨部隊駐紮在洞庭湖岸邊。因為日軍一時缺乏先進的渡水交通工具，因此不敢貿然強渡洞庭湖，雙方在湖兩岸相持下來。我軍利用這段時間構築了較為堅固的防禦工事，而日軍卻在這一時間調來了先進的渡水工具——鋼艇。

這日黃昏，約一個中隊的日軍分別乘坐多艘鋼艇，向王建堂所在連的防禦陣地方向快速駛來。王建堂指揮全連，向敵軍猛烈開火。由於鋼艇十分堅固，且在湖中航行速度非常快，因此日軍在湖中並未受到多大損傷。但當日軍登陸后，開闊的灘塗使之毫無隱蔽之處，日軍完全暴露在我軍強大的火力之下。喊聲、殺聲、槍炮聲響成一片，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日軍的槍炮聲漸漸稀疏下來，直到最後完全停止。隨著曙光升起，灘塗上到處橫七豎八地擺著一大片日軍屍體。

此次戰鬥，王建堂率領所在連取得重大勝利，共殲敵一百多人；繳獲鋼艇三艘，而我軍傷亡甚小。為此，戰區長官部再次授予王建堂甲級勳章一枚。

還是在王建堂任連長時的一個酷暑難當的夏天。一日，據可靠情報，一股日軍向我防區進犯。團部命令王建堂及所在連為先頭部隊先前阻擊，阻擊陣地在日軍必經的一個馬鞍形的山脊上，據我軍營地約二十多華里。據情報分析，日軍距馬鞍山脊的距離遠於我軍距馬鞍山脊的距離，且都是上山小路，因此我軍有很充裕的時間到達目的地。

於是王建堂帶領部隊向馬鞍山脊出發了。基於敵軍距離較遠，加之烈日當頭，他在行軍和部署上有些輕敵。首先他未派“尖兵”在前面搜索前進；再者他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並脫掉上衣、裸露上身，將手槍單跨在右肩，左手挽著衣服，未做好隨時戰鬥的準備。

他一邊哼著川劇，一邊帶領部隊向山脊爬去。說也湊巧，他前腳一步剛踏上山脊，突然眼前山脊的另一邊冒出三個頭戴鋼盔的日軍來，日軍大喊一聲：“呀——噗嗤！”，三隻上著刺刀的槍向王建堂同時刺來。他此時根本反應不及，下意識地喊道：“哎呀、遭了！”。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在王建堂身後一步緊跟著是一名輕機槍手，此人姓范、山東大個、會武術。范大漢雖然雙手端著機槍，但槍口前面是自己的連長，不敢射擊。於是他急中生智，在刺刀捅向連長的同時，左腳一個“掃堂腿”朝王建堂下盤掃去，王建堂立即順著左邊山坡倒下。王建堂往左邊這一倒，右邊兩個日軍的刺刀便刺空了，左邊一個日軍的刺刀偏離心臟，刺進了王建堂的右肋。再者，他往左邊這一倒，使三個日軍完全暴露在范大漢的機槍口下，日軍在收回刺刀的同時，范大漢的機槍掃射了，三個日軍頓時被消滅。

王建堂身負重傷，被緊急包紮後送往戰地醫院搶救。其部隊迅速在馬鞍山脊展開，構築簡易陣地工事。但奇怪的是，除了先前被消滅的三個日軍外，守了一天一夜，卻未見到敵人的影子。

事後部隊總結分析得之，原來那三個日軍是敵人的“尖兵”，“尖兵”距本部隊間尚有一段距離。三個敵“尖兵”與王建堂分別從山脊的兩邊幾乎同步登上山脊，而敵“尖兵”也是事發突然，且幾乎與王建堂是零距離相遇，來不及做出射擊的各種戰術動作，因此就勢端起帶刺刀的步槍刺向王建堂。而後面的日軍部隊，聽見山脊上的一陣機槍聲，則知道必經之路的馬鞍山脊已被對方佔領，取勝無望，於是便撤回去了。

至於王建堂後半生的生活，說起來令人心酸。如同他在已是垂暮老者時的一封呈《有關負責同志均鑒》信函中說：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尚未到成都時，我隨本軍（四四軍）在成都起義，任成都城防，臨時番號叫“治總”。解放軍入城后，本軍奉命在犀浦整頓。我於五零年自動請求返家生產，意在娶妻成家。回家后一直受到歧視。由於是起義人員，未戴帽子，但列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每個運動便被批鬥，無權獲得工作，只是在批鬥之餘打零工、做苦工，打雜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娶妻成家頓成泡影。這樣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幫后。於一九八○年九月始被列為社會救濟的孤老，每月給生活費十五元。一九八一年我被選為北川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委員，因此由政協出面向民政局提出，又承增加了五元，共二十元。到去年民政救濟稍有調整，又給我加了三元。那麼，我現年每月生活費只有二十三元。目前，百物飛漲，二十三元實不能維持我一個孤老的生命。縣有等級，民政救濟亦有規定，須（雖）本縣政協及文史委員會，時時看顧，亦不過口頭慰藉、嘆息而已，他們一再表示無能為力。故我一再考慮，不顧羞愧，寫成此信，唐突上呈貴部，希有關同志，根據黨的政策，多方考慮、了解，給我一個能維持孤老一人的最低生活的出路，則泣感無陳。呈此 籍叩

可惜的是，王建堂還沒有等到這封信的回答，即在悲苦中辭世。或許再等上一些日子，熬到了改革開放的日子，便不至如此凄涼了。

王建堂無嗣，從軍前有過一次婚姻，因為從軍也就喪失了。這封信和一些有關他的資料都是王建堂的侄子王烈軍提供的。王建堂晚年生活十分凄苦，因為是殘渣餘孽，世人多避之不及。

王建堂從不在外面談戰場上的事，偶爾在家人面前提到，也只是很平淡地說說。他說他一生有五件值得炫耀的事：第一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父親王者成向他授“死字旗”；第二是抗戰期間，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給他授過兩次立功勳章；第三是在他當排長時，因團長指揮失誤，他打了團長一耳光，團長當時要槍斃他，後來師長、軍長親自出馬說情，說他殺敵英勇，不能殺，他才死裡逃生；第四是他在療傷期間，到中國文學院學習時，和著名作家張恨水同住一床，在文學上受益匪淺；第五是他到天津參加接受日本人投降。

主人公原型和死字旗在抗戰劇《壯士出川之鐵血征途》電視中出現過。死字旗在抗戰劇《川軍團血戰到底里》出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