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倫·休斯

作為小布希總統競選班子中最有權勢的女人，卡倫·休斯職業生涯的開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全國婦女組織(NOW)。

卡倫·休斯(原名卡倫·帕菲特)的故事，要從她還是一名達拉斯南方衛理大學的法律專業學生時說起。一個偶然的機會，她選擇了一門新聞課程，並從此熱愛上了新聞事業。她回憶說：“當時我總是愛辯論。”1977年，她從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在達拉斯—沃斯堡的分支機構——第五頻道的一名實習生做起。正如《今日美國》所言，憑藉其“有代表性的膽識”，她把這份實習生的工作變成了一份全職工作。休斯自己都說：“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畢業生被直接聘用擔綱主要市場新聞欄目。”

另外值得關注的一點是，休斯畢業的年份正趕上美國女性在新聞界就業最好的那段時間。女性可以憑藉當年新頒布的一部聯邦法律，輕鬆進入先前白人男性占統治地位的新聞界。而在當年，沒有什麼能夠像進入引人注目的廣播和平面新聞媒體行業更能讓人激動的。

1972年，在全國婦女組織(NOW)的積極遊說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平等就業機會法案》。依靠這個法案，婦女先後起訴《紐約時報》、美聯社、《華盛頓郵報》、《新聞日報》、《新聞周刊》以及全國廣播公司，並全部勝訴。全國廣播公司，當時還是美國無線電公司的一個下屬機構，通過庭外和解方式，支付給2600名前女僱員及現女僱員175萬多美元，從而避免了在聯邦法院打一場性別歧視官司。公司還答應推行一個肯定性的方案，在各個層次僱用更多女性，並給予更多的培訓機會。1977年的達拉斯，卡倫·帕菲特正好來到全國廣播公司一個小的分支機構找工作。

《平等就業機會法案》需要政府搜集有關數據。70年代，美國民權委員會開展的一項調查宣稱電視行業有就業歧視，在種族和性別方面有種種限制，其咎難逃。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對各大廣播公司給予了批評。訴訟以及對於訴訟的恐懼迫使媒體開放了先前只屬於男人的圈子，一代女性新聞人進入其中。即使是在10年後的今天，正如1991年蘇珊·法倫迪指出的那樣，當今新聞界最成功的女性都是當年那些衝破了障礙的人，如簡·保利(Jane Pauley)、萊斯利·斯塔爾(Lesley Stahl)、朱迪·伍德芙(Judy Woodruff)、黛安娜·索耶(Diana Sawyer)、宗毓華(Connie Chung)。1977年，美國廣播公司(ABC)以100萬美元薪金聘請巴巴拉·沃爾特斯(Barbara Walters)擔任一檔晚間新聞節目的主播，這對於女性來說還是頭一次。1977年，全國廣播公司第五頻道錄用了帕菲特。精明、強壯、金髮碧眼的她經常加班到很晚，甚至周末也是如此，帕菲特具備了成為一名優秀的女新聞人必須的一切條件。與先前和以後的眾多女新聞人不同，帕菲特有女權運動和聯邦政府作為其堅強的後盾。

在她工作的第一年，德克薩斯州接待了幾位開創女權運動史的重要人物。作為聯合國國際婦女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總共有3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女性，參加了在休斯頓舉行的美國全國婦女大會。該大會得到了聯邦政府的資金支持。國際婦女年紀念活動是一個範圍廣泛，兩黨都支持的活動。幾位美國第一夫人，包括羅薩琳·卡特(Rosalyn Carter)、貝蒂·福特(Betty Ford)、伯德·約翰遜夫人(Lady Bird Johnson)與女權運動活動家柯瑞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格勞利亞·斯坦納姆(Gloria Steinem)和貝拉·艾伯薩格(Bella Abzug)碰面。他們討論的話題包括：政府資助的兒童福利問題、同工同酬問題、生育和性自由問題以及建議一個內閣級的專門負責婦女問題的政府部門問題。

菲利絲·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也來到了休斯頓。施拉夫利是一位右翼律師，是當時反共、反女權主義及親宗教激進主義的主要鼓吹者。當國際婦女年紀念活動的代表們湧入休斯頓體育場，以示支持《平等權利修正案》時(當時正值該法案批准通過的最後期限，還差三個州的投票才能正式成為法律)，施拉夫利，作為反平等權利運動“阻止《平等權利修正案》組織”和保守派團體“鷹論壇”兩個組織的領導者，召集她的追隨者在城市另一端的太空體育館舉行“支持家庭”為主題的集會。

施拉夫利宣稱:“我們反對《平等權利修正案》和國際婦女年活動‘反家庭的’目標。”聽眾席上的人們揮舞著手中的《聖經》表示對她講話的支持。《華盛頓郵報》報道此事的記者注意到有一群手舉南部邦聯旗幟，打著一邊寫著“洛杉磯白人女性反對國際婦女年的赤色分子、聯邦分子、同性戀和猶太佬”(原文如此)另一邊寫著“艾伯薩格、弗里丹(Friedan)和斯坦納姆都是反基督的猶太人”。

休斯頓的喧囂引起了全國範圍的反響，當然也波及到卡倫·帕菲特的家鄉達拉斯。這正是美國政治的一道分水嶺，促成了《平等就業機會法案》的通過和“羅伊訴韋德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承認墮胎合法化的判決)以及1972年《教育修正法案》第9條(關於禁止教育領域的性別歧視條款)通過的力量都震撼了美國，但這些衝擊產生的結果仍懸而未決。直到1977年，儘管斯坦納姆和施拉夫利兩方誰將獲勝仍不明朗，但很快就要見分曉。1977年後，再沒有一個州批准《平等權利法案》。1980年，施拉夫利支持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gan)當選美國總統。1982年，《平等權利法案》流產。里根政府的聯邦通訊委員會停止了搜集有關廣播電視領域僱員的數據。沒有統計數據，就幾乎不可能證明就業歧視的存在。平等就業委員會選任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加強了這項工作。托馬斯是位年輕的黑人律師，剛剛結束了一項與默沙東(Monsanto)化學公司有關的工作。托馬斯是NAACP(美國全國有色人種進步組織)的批評者，同時支持政府干預旨在鼓勵僱用少數民族和婦女的贊助性行動和非歧視行動。他甚至公開反對他被受命執行的法律。他也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官僚。1982年接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主席一職后，他就不負眾望地直接把這個機構的工作引入正軌。

在第五頻道，帕菲特的工作使她有機會關注70年代政治轉折點，成為那時期的弄潮兒。7年間，她的報道面覆蓋了州新聞、地方新聞，關注無數在政治風暴中起起落落的人們。她當初的一位朋友還記得，帕菲特一路狂奔到達拉斯國際機場採訪驚魂未定的伊朗人。這些人剛剛在美國扶持的伊朗國王倒台後，倉皇逃離德黑蘭。難民們個個筋疲力盡，美國上下一片震驚。當伊斯蘭革命運動綁架的美國人質蒙著雙眼的場景出現在鏡頭前，美國公眾對於美國海外勢力的信心被極大動搖。這也影響到接下來的1980年美國總統大選。

帕菲特受命報道老布希爭取共和黨候選人的活動。對於共和黨的溫和派來說，這是一個令人傷心，同時又有著指導意義的情節。作為國會議員和駐外大使，老布希公開倡導計劃生育政策。他在美國眾議院關於使用避孕套的辯論中充滿激情，由此得到了“保險套”的綽號。1970年他離開國會後，就不再關注此問題，而他的妻子巴巴拉是一個出了名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支持者。正如支持墮胎合法化的共和黨人坦尼婭·梅里奇(Tanya Melich)所說：“(布希)在人們眼中一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墮胎合法化的支持者。因此當他宣布競選綱領時，反對醫療改革計劃給除強姦、亂倫或拯救產婦生命採取措施之外的墮胎提供資助時，支持合法墮胎的組織都感到吃驚。在他追逐總統寶座的9年艱難征程里，他甚至已經變成了一位反墮胎分子。”布希適應了他那個時代政治派別的風雲變幻。宗教右翼勢力在他的黨內得勢，前德克薩斯州的議員就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適應這種需要。支持合法墮胎的共和黨人出離憤怒，無奈面貌一新的老布希在贏得了艾奧瓦州的選舉后，又趕往新罕布希爾州競選。在那裡，卡倫·休斯上了一堂關於表演和狡辯的力量的課。

在新罕布希爾州初選的前一天，老布希的最強勁對手，做過演員和通用電器公司推銷員的加州前州長羅納德·里根搶得先機。里根的團隊租用了一個禮堂供辯論之用。按照老布希當時的理解，辯論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而里根並未通知老布希，甚至這場辯論的主持人(當地一家報社的編輯)，在當天請到了所有其他參選的候選人出席。在新聞媒體和其他觀眾的眾目睽睽之下，表情木訥的老布希向主持人抗議這違背了基本規則。此時，里根搶過話筒，堅持說所有的參與者都有權發言，於是搶盡了風頭。在觀眾面前，老布希失敗了。實際也是如此，在之後的初選中他再沒有贏得一個州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