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錫強

主編和參編論著16部，主要有：《兒童免疫學》（2001），《實用兒科診斷治療學》（2002）， 《5年制小兒內科學3版》（1995），《諸福棠實用兒科學6版》（2003），《臨床免疫學》（2002）。《5年制兒科學6版》主編。發表論文500篇，pubmed 摘錄54篇，SCI 42篇。

曾赴美、加、德、意、荷、匈、澳、日、墨、韓、斯里蘭卡、希臘、南非、東南亞國家及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參加國際會議和講學。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項（1989，1994，1997，2000，2003, 2004，2007），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項（1990，1996，2001，2002，2002，2002，2007），省部級基金以及衛生部成都、長春、蘭州生物製品所、上海萊士生物製品公司合作項目累計600萬元以上。

培養碩士研究生30名，博士研究生32名和博士後人員2名。獲省部級1等獎2次（1997,2008），2等獎6次（1990，1994，1999，2002,2003,2008）3等獎6次（1990，1998,1998,1998，2000，2004）。獲省級優秀衛生工作者（1995），衛生部優秀工作者（1999），衛生部優秀回國人員（1991），科教文衛體總工會全國師德優秀個人（2004），重慶市優秀專業技術人才（2006），重慶市良師獎（2007），亞洲太平洋地區傑作兒科醫生（2009）。

擅長診斷治療兒童免疫缺陷病，包括兒童風濕性疾病（過敏性紫癜、川崎病、系統性紅斑狼瘡、幼年性類風濕性關節炎、多發性肌炎、動脈炎），哮喘、過敏症等，對兒童難治性腎病、慢性腎炎、腎功能不全及泌尿系統感染、血尿、蛋白尿等診斷和治療有獨到的見解和豐富的臨床經驗。

“當代青年需要眼光”

當問到求學經歷時，楊教授微微一笑：“當初我選擇學醫還是挺戲劇化的。”楊教授是1956年從重慶三中畢業的理科生，一開始並沒有打算學醫，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最終選擇了醫學。而鑒於當時情形，最終又選擇了重醫，成為剛剛由上海醫科大學分出的重慶醫科大學的第一期學生。在校期間，由於各種政治勢力的影響，學生們的學業不能按照正常的規律進行，常常是一邊下鄉勞動，一邊學習。當時楊教授就認為這種狀況在中國是不可能長期下去的，於是在別人到處奔走，忽於學習之時，他只靜靜地拿起課本繼續課程的學習。許多年之後歷史證明了楊教授的英明，只有掌握了知識的人才能給國家的發展帶來更大的貢獻。

另一件事也充分證明了楊教授的眼光長遠。由於當時中國要依靠俄國的支持，所以學校里的外語課開設的都是俄語。但是楊教授注意到很多醫學文獻、醫學發展的前沿都是英文編著的，就偷偷地學習英文。“為了學英文，我還被批評了呢！”原來，當時沒有隨身聽之類的東西，為了學習英語，楊教授從外文書店買來英文唱片，常常在夜深人靜之時把唱片機音量調到最低偷偷地聽，但不幸還是被當時的積極分子發現了，告到了黨委，說他收聽敵台，偷聽資本主義的廣播。“幸虧當時我總是很老實，不參加任何幫派，領導也很喜歡我，只給了我一定的口頭教育。”這件事並沒有影響楊教授學習英語的積極性，他只是更隱蔽更勤奮地學習。當數年以後那片籠罩全中國的政治風雲煙消雲散時，楊老師當時的明智就又充分地體現出來，像他這種懂英文又懂專業的人才正是國家建設所急需的。

所以，楊教授說：“現在的年輕人要有眼光，要看到什麼是真正有用的，要積極地為將來做準備，不能只跟著別人走。”

“臨床、科研本為一體”

1961年，楊教授從重慶醫科大學畢業，由於成績優異，被當時的老院長留在兒童醫院傳染科工作。開始是從事臨床方面的工作，後來又進行實驗室研究。當問到他是如何平衡兩方面的工作時，楊教授說：“其實這並不需要怎麼平衡，這二者本來就是一體的。在臨床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就可以作為我們的科研課題。”例如，他們在臨床實踐中發現腎病綜合征合併有低IgG血症，就把它作為一個課題，研究它的機理。臨床是科研的基礎，做科研就是要解決臨床中的問題；科研的結果也是要應用到臨床中去才能體現出科研的價值。楊教授還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在楊教授做腎臟科主任期間，遇到過一個腎衰病人，伴有高血壓，出血，心衰的癥狀，體檢發現肝臟腫大，需要進行透析。於是他們採用提高透析液糖濃度的方法，使透析液很快流出來。這樣一來，病人的那些癥狀消失了，但病人也昏迷了。經過研究，他們發現，高危病人本來就有血糖增高的現象，如果再增加血糖濃度，勢必造成腦脊液血糖濃度升高，發生高滲性腦病，這就是造成病人昏迷的原因。於是，一篇名為《危重狀態的糖代謝》的獲獎論文就由此而誕生了。說到這裡，楊教授很詼諧地攤開雙手：“我就是這樣‘平衡’臨床與科研的。”

“打好堅實基礎”

在1985年到1987年間，楊教授在美國進修。在談及美國的醫學教育與我們國內有那些不同時，楊教授感觸頗深。“美國的醫學生是經過很嚴格的篩選的，你必須有本科學歷才能報考醫學專業，所以醫生的學歷至少都是碩士。在英文里醫生就是‘doctor’,就是‘博士’！”美國的醫學生入學的第一年就要接觸病人，從而使他們對醫學產生的濃厚興趣，既而在學習病理，解剖等基礎課程時，才能與實踐相結合。這與我們的醫學教學就很不一樣。我們一進校就開始學習理論基礎知識，有些同學會認為枯燥乏味，沒有學習興趣，更談不上與實踐相結合。基礎不牢固，在以後的臨床工作中就會出現許多問題，到時候不得不將基礎知識重新拾起。

美國醫學生的學習是分組進行的，小組內的各個成員積極討論，獨立思考，又互相交流，是一個主動學習的過程，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我們的學生主動性太差，學習就是坐在課堂里，聽老師講，抄筆記，課後背書，積極性很低。這就會影響學習的效率。”所以，楊教授希望醫學生在學醫的起步階段就培養學習的興趣，打好基礎，這樣才能在以後的工作中得心應手。“現在的學生‘騙’老師容易，只要考試前背背書就能考個八九不離十。可是將來，我們要面對的是病人，如果再去‘騙病人’，那就不行了，不僅容易造成醫療事故，更重要的是可能給病人帶來巨大的痛苦和負擔。所以一定要打好基礎！”

在反覆強調基礎知識重要性的同時，楊教授也並沒有忽略臨床技能的培養。“我在做住院醫生的頭三年，就是背了一本兒科手冊，從病例聯繫基礎，慢慢地豐富自己。”楊教授提到，臨床訓練的頭三年是很重要的，你至少要接觸200個病人，仔細研究他們的病歷，培養臨床思維，鍛煉動手能力。臨床工作是一種“瑣碎”的學習，而“系統”的學習就要在假期進行。

醫學是一門特殊的學科，既要有專業知識，操作能力，又具有其社會性。從醫學生入學的第一天起，就要意識到醫學院校與其他院校的不同，就要明確自己的職責所在。我們學習，是為了從事臨床工作；我們從事臨床工作，就是為了治病救人，就是為了為病人服務。這就是我們的職責！楊教授說：“所以做醫生不是學雷鋒做好事，對病人盡心盡責是每一個醫生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醫生就要作到不論階級差別，貧富貴賤都要平等對待，一視同仁。”病人是帶著身心的痛苦來到醫院，向醫生尋求幫助的，我們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解決他們的痛苦，要秉著認真負責的態度，時時刻刻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病人因為疼痛或心理問題不能很好地配合醫生，這時就更能體現一個醫生的綜合素質。楊教授提到，在美國醫學生必修的一門課程就是醫學倫理學，他們要學習怎樣與病人進行溝通，怎樣全面的醫治病人，怎樣最大可能的解決病人的問題，這些就是很人性化的東西了。而我們國內這方面的教育還沒有得到廣泛的重視，醫學教育中人文的分量太輕了。這樣我們有些醫生就不能端正對待病人的態度，喜歡把自己凌駕於病人之上，避重就輕，看人拿葯。這不僅有損醫生的形象，而且造成了醫患關係的緊張，最重要的是，病人得不到適當的治療，對醫生不信任。這樣惡性循環下去，勢必會影響我國的醫療衛生水平。所以，“我們的醫學生在校園裡，就要接受醫生責任的教育，走出校園后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醫生！”

“I’m a easy man !”

楊教授不僅是位優秀的醫生，他還是位優秀的領導。在1988年到1999年間，楊教授擔任兒童醫院院長。楊教授說，在這之前他從來沒有當過幹部。“我當院長時並不是什麼事都自己拿主意，而是廣納意見。誰能夠提意見，就是有能力；誰的意見好，就採用誰的。所以，我當院長還是挺輕鬆的，因為是大家在幫我。”

當被問到有什麼人生格言時，楊教授很隨意地聳聳肩，笑了一笑：“我沒有什麼格言，我不是一個很深刻的人，I’m a easy man !我只是覺得有兩點是科學工作者或者說是醫師要具備的：其一，不能隨意相信事物，要有批判的態度。這是一切新發現新成果的源泉；其二，在人際交往中剛好要與上一條相反，要充分的信任別人。只有相信別人，別人才會相信你，一種相互信任的關係才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