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該書分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來的世界》兩冊。前半部分第一編講述文明之前的人類歷史階段：第二編講述歐亞大陸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前1000年）；第三編歐亞大陸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第四編講述歐亞大陸的中世紀文明，500—1500年；第五編講述1500年以前的非歐亞大陸世界及後記。1500年以後的世界，有中文版前言和序言，第一編講述1500年以前諸孤立地區的世界；第二編為新興西方的世界，1000—1763年；第三編為西方據優勢地位時的世界，1763—1914年；第四編為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塔夫里阿諾斯離開巴爾幹史領域，轉向了世界史研究。他不滿意於當時學術界盛行著的西方中心論，認為以這種觀念為指導的世界史研究取向不但已適應不了二戰後發生了根本變化的世界形勢，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做法還會對學生產生不良的後果。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斯塔夫里阿諾斯勇敢地作出了自己的探索。他率先在大學里開設了一門採用全球觀點、包含全球內容的新的世界史基礎課程。斯塔夫里阿諾斯和麥克尼爾一起被譽為“開創美國世界史教學的兩個加拿大人”。在其他學者的共同努力和推動下，採用新的全球歷史觀和研究方法撰寫的世界史逐漸得到人們的接受和認可，《全球通史》正是這方面的嘗試。

該書表達了作者對於歷史的兩個主要觀點：一是不要割斷歷史傳承性，二是必須把世界歷史看成統一的整體。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世界歷史上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而相互了解這些財富有助於推動各個社會的進步，人類因面臨共同的問題和前景需要開展有效的全球合作。所以，要認識變革的根源，取得各社會相互了解，開展全球合作，就需要建立一種全球歷史觀。《全球通史》正是以此為編纂指南的，它客觀地論述了各民族對世界歷史所作出的貢獻，充分體現了從全球文明的宏觀角度研究歷史的觀點，成為世界史編纂的一個新起點。在斯塔夫里阿諾斯看來，“全球史”寫的實際上是“文明史”而這有別於傳統的政治史、民族國家史，其目的是要推動世界上某種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建設”。而這種“共同文化”不是別的，就是現代文明。斯塔夫里阿諾斯還強調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即“由現代文明的傳播所創造的‘世界文化’將是同質性與多樣性的一種辯證統一，也就是說世界各民族在接受了現代文明的本質內涵的同時，還將繼續保留自己的某些可以與現代文明兼容的文化個性”。儘管斯塔夫里阿諾斯一直在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論”的窠臼，但由於他特殊強調西方是1500年以來世界發展的動力之源，以致於其書中仍不可避免地殘存有“西方中心論”的痕迹。然而不管怎樣，該書畢竟代表了世界史研究新的發展趨勢。它摒棄了世界史撰寫的國別史、地區史拼湊組合的方法，樹立了把世界史作為一個有機體的整體性或全球性的研究方法，其研究重點放在影響整個世界的歷史力量和歷史運動上。

該書不是一味地把讀者拉向遙遠的過去，而是隨時把歷史上的重大變故與當今世界的現狀聯繫在一起，它提醒讀者認清所生活的現實世界與歷史的內在聯繫，使讀者的思想能夠跨越時空的限制。《全球通史》正是通過對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有機聯繫的具體揭示，體現了世界史豐富而重要的認識價值。這一點作者是有清醒的自覺意識的。他指出，世界史雖不是一門像物理學和化學那樣精確的科學，但也不是占卜家手中的水晶球，而是一門具有豐富和重要認識價值的科學，因為它透過過去、現在乃至未來之間的有機聯繫，揭示了歷史發展的一般趨勢。倘若對世界史具有正確的認識和解釋，就能根據各種歷史模式來洞察未來的一般趨勢。

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史觀”認為，連續性不是歷史最顯著的特性，必須拋棄把歷史看做是連續和積累的發展過程的線性歷史理論，所以傳統的古代、中世紀、現代的歷史分期法必須加以拋棄。依據“全球史觀”，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定於15、16世紀之交，始於15世紀末的新航路的開闢，以其實現了歐、亞、美大陸文明的全球性交匯，引發了全球一體化的歷史進程為依據。世界現代史的開端定位在19、20世紀之交，其標誌是以“門戶開放”為內容的世界理念和原則的出現，封閉、壟斷、地域性切割的舊殖民主義體系被一個開放的、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無形的新型殖民主義體系所代替。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以文明模式論建立全球史體系，並提出“全球史觀”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首先，他吸收並發展了湯因比的“文明模式論”，認為歷史研究中不可再小的、可理解的基本單位是文明，並賦予文明一些基本的標誌：城市中心，由制度確立的國家的政治權力，納貢或稅收，文字，社會分為階級或等級，巨大的建築物，各種專門的藝術和科學，等等。其次，認為文化的融合導致了各種文化的共同發展和繁榮。他描述了古代文明三次大的文化交流：古代文明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除中國文明以外，尼羅河與印度河文明都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向外傳播的影響下發展起來；希臘化時代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打破了歷史上形成的東西方各自獨立的模式，使它們合二為一。斯塔夫里阿諾斯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全球史觀”的內容、理論和方法，即“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關注的是整個人類，而不是局限於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此書的觀點，就如“一位棲身月球的觀察者從整體上對我們所在的球體進行考察時形成的觀點，因而，與居住在倫敦或巴黎、北京或新德里的觀察者的觀點判然不同”。

《全球通史》還提出了許多對當代人有啟示的、有必要作認真思考的問題，並試圖通過歷史來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體現了思想的力量。首先，作者所反覆闡述的一個問題就是人類文化的進步取決於社會群體是否有機會汲取鄰近的其他社會群體的經驗。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響程度。其次，在歷史變革時期，處於最適應和最成功狀態的社會要想改變和保持其領先地位是最困難的。相反，落後和較不成功的社會倒可能更適應變革並在變革中逐漸取得領先地位。再次，“零和”與“非零和”的關係的世界。零和關係就是一方之所失與另一方之所得相等。以往人類始終生活在短缺世界中，所以以前的各種社會全都是一方得益而引起另一方受損的社會。在當代，人類已進入一個物質財富能滿足所有人類需求的非零和關係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人們應當對人類社會前景及人類生存目的作進一步思考。此外，作者認為考察歷史的目的，是要揭示作為歷史和文化遺產的人類創造活動的靈活性和潛能，人們必須盡量客觀地評價人類歷史的遺產，這樣不僅可以了解今天的人類社會，而且有助於把握未來。”最後，該書還認真討論了“人類技術的魔影”問題。認為人類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其原因就在於人類運用技術的方式。技術驚人的發展往往被用來使少數人獲益而使多數人遭殃，呈現出有多少技術被運用，就有多少技術被濫用的慘痛現實，從而給人類以強烈的自我警示。

此外，在寫作方法上，斯塔夫里阿諾斯繼承了西方世界史著作中大量運用比較研究方法的優良傳統，通過多層次、多因素的縱橫比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前存在的各種偏見，較客觀地論述了各民族對世界歷史發展所作的貢獻。《全球通史》大量運用比較史學的研究方法是與作者從全球文明的客觀歷史角度研究世界史的觀點聯繫在一起的。比較方法可以減少史學中種族的、政治的與國家的偏見，在比較的基礎上，《全球通史》融合了傳統世界史編纂模式，探討世界歷史整體發展中各種有影響力量的衝突和交匯。

由於作者在該書中採用全新的史學觀點和方法，即將整個世界看做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統一體，從全球的角度而不是從某一國家或某一地區的角度來考察世界各地區人類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把研究重點放在對人類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的歷史運動、歷史事件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上，努力反映局部與整體的對抗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所以，此書一經問世，立即被譯成多種文字，流傳甚廣，影響很大。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爾德·湯因比：《全球通史》給了我強烈的現實感：它是一種思想武器，可以用來救治現在所面臨的由於陶醉於技術進步而產生的深重的精神危機；它有助於人們理解未來——包含各種可能性和選擇的未來。

L·S·斯塔夫里阿諾斯（L．s．stavrianos）（1913—2004），美國當代歷史學家，曾任美國加州大學、西北大學等高校的教授和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