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

全球史在20世紀下半葉首先興起於美國，然後擴展到世界各國，在我國正處於初步發展階段。

要理解“全球史”與“世界史”之間的關係，需要從歐美與中國的史學及學科傳統談起。歐洲自基督教史學產生起，形成了宏觀人類史的編纂傳統。17世紀以後，以歐洲為中心的“普世史”、“世界史”、“通史”等宏觀世界史著作貫穿於西方史學之中。然而，到了19世紀中葉，隨著職業歷史學的產生，歐洲史學開始依賴檔案資料和局限於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史由此興盛起來。到了20世紀上半葉，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陸續出版，打破民族國家界限的綜合歷史著作才又開始復興。不過，這些歷史著作大多存在兩個局限，一是以歐洲史為中心；二是將各地歷史簡單地羅列在一起，缺乏相互聯繫。

1963年，威廉·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出版，被普遍認為是“新世界史”（全球史）興起的一個重要標誌，因為它試圖克服上述兩個局限。麥克尼爾從全球視野和互動視角來考察歷史的做法，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逐漸得到史學界的認可。於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新世界史”在美國的研究和教學中發展起來，並且到80年代末發展成為大學中一門培養人才的學科。由於此前歐美的教育體制中沒有“世界史”專業，因此他們用了“世界史”（而不是“新世界史”或“全球史”）作為這門新興的歷史學分支學科的名稱。當然，也有少數學者提出“全球史”應主要指近現代以來全球化的歷史，應與“世界史”區別開來。

但是，大多數歐美學者認為，“世界史”、“新世界史”、“全球史”三個概念並無多大差異（而且它們經常被混用），都意味著一門區別於已有國別史和地區史的新學科，主要標識是以跨國家、跨地區、跨民族、跨文化的歷史現象為研究對象，從廣闊視野和互動視角來考察歷史。20世紀90年代末，當這一史學觀念傳到我國時，一方面因為我國已有自己的“世界史”概念和學科，另一方面為了體現其新史學的特徵，我國史學界一般稱之為“全球史”。

由上可見，以“世界史”作為名稱的學科，在中國要比歐美早。因為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歷史學學科建設借鑒了蘇聯的經驗，“世界史”與“中國史”並列成為歷史學分支學科。這種學科設置極大推動了中國“世界史”的發展。然而，這種並列設置帶來的問題是：“世界史”中沒有“中國史”。

這就造成了中國的“世界史”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史，而只是外國史，其主要內容是中國之外的國別史和地區史，並且忽視從整體上對跨國家、跨地區現象的互動研究。因此，中國語境中的“世界史”與歐美語境中的“世界史”頗為不同，而我們所稱的“全球史”才是歐美語境中的“世界史”。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日益成為一個世界大國，需要一種包括中國史在內、超越國別史的視野、從互動來理解世界變遷的“全球史”。可以說，“全球史”是對我國現有“世界史”學科的補充和完善。

目前，“全球史”這個概念並沒有形成一個明確統一的定義，全球史學者從自身的學術傳統和理解出發，從事著各種全球史研究實踐，並相互開展爭鳴。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史學者沒有共識，他們從事研究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這些理念包括：（一）打破民族國家的界限，以跨國家、跨地區、跨民族、跨文化的歷史現象為研究對象。（二）整體觀。將研究對象置於廣闊的相互關係情境中來理解和考察。（三）互動觀。將研究對象置於互動網路體系中，從互動來理解歷史，強調互動者互為主體。（四）反對歐洲（西方）中心論。（五）力求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其中，“互動”是全球史研究的核心理念。有學者強調：“互動理念可成為匡正既往‘西方中心論’的利器，同時為書寫新的全球史提供了多種思路和指南。”

全球史的興起至今已有30多年，綜合各種研究實踐，根據研究主題的大小，可將其分為四個不同的層次。（一）通史類全球史。這類著作多為教材或普及性讀物，因此為廣大讀者所熟知。如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傑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齊格勒的《新全球史》等。（二）區域性全球史。此類研究將某個或多個區域置於全球情境中來考察，強調區域體系以及區域間的互動關係，或者對不同地區進行比較。例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米洛·卡尼的《世界歷史上的印度洋》、彭慕蘭的《大分流》等。（三）專題性全球史。即對同類現象或同一主題（政治事件、制度、性別、移民、貿易、技術、思想觀念、生態環境、疾病等）進行全球史的專題研究。例如，大衛·阿米蒂奇的《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菲利普·柯丁的《世界歷史上的跨文化貿易》、克萊夫·龐廷的《綠色世界史》、威廉·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等。（四）微觀個案全球史。即以某個小地方、旅行家、商品、概念、國際組織等為研究對象，將其置於廣闊的關係情境中，探討其全球性或者考察其廣域性的流動及其意義。例如，唐納德·懷特的《世界與非洲的彈丸之地：甘比亞紐米地區的全球化史》、羅斯·鄧恩的《伊本·巴圖塔的冒險經歷：一個14世紀的穆斯林旅行家》、托尼奧·安德雷德的《一個中國農民、兩個非洲男孩和一個軍閥：邁向一種微觀全球史》、斯文·貝克特的《棉花：一部全球史》等。

實際上，全球史學者即使對同一主題的研究也存在多種切入視角的選擇。根據以往各種全球史研究實踐，我們可以將全球史的研究視角歸納為六種。（一）中心—邊緣視角。即在探討世界/區域體系、貿易體系、文明/文化圈、區域關係等問題時，用中心、邊緣、半邊緣等範疇來分析不同地區的角色及其相互關係，如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二）跨文化互動視角。即在探討廣義全球化過程中的帝國擴張、遠距離貿易、跨區域或跨民族的文化傳播、國際移民等問題時，考察不同文化（文明）群體作為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尤其關注文化異質性對互動的影響，如傑里·本特利的《舊世界的相遇者：前現代時期的跨文化接觸和交流》。（三）交互比較視角。即以比較對象互為參照，不預設一方為標準來評判另一方，如彭慕蘭的《大分流》。（四）生態環境視角。即從生態環境與歷史事件、社會變遷的關係來解讀世界歷史中的問題，如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的《哥倫布大交換》和《生態擴張主義》。（五）微觀個案的廣域性視角。即以宏觀視野將研究個案置於廣闊的關係情境中，研究時“眼高手低”，其結果“以小見大”，如唐納德·懷特的《世界與非洲的彈丸之地：甘比亞紐米地區的全球化史》。（六）大歷史視角。即把人類史納入宇宙自然史的範圍來考察，結合生物學和地質學來探討人類歷史在整個生物圈進化中的意義，如大衛·克里斯蒂安的《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這六種切入視角，體現了六種不同的全球史研究路徑，也可以說反映了當今全球史研究中六大風格各異的流派。

全球史（世界史）在歐美的研究實踐及學科建設表明，它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有自己的研究隊伍、研究領域、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新興歷史學分支學科。

我國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學剛剛起步。但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雷海宗、周谷城、吳於廑等老一輩世界史學者對宏觀世界史的探索和理論思考，以及近年來得到充分闡釋的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史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學理基礎。

2004年，首都師範大學成立了國內第一個全球史研究中心，並於2007年開始招收全球史專業碩士研究生，2009年開始招收全球史專業博士研究生，這為我國全球史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和人才儲備。2016年，山東大學成立全球史與跨國史研究院，實踐學校“文史復興”計劃。但總體而言，目前我國的全球史研究主要還停留在西學譯介和理論探討階段，實證研究成果屈指可數。國內大多數學者認為全球史反映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史學新趨勢，肯定其學術創新意義和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全球史研究實踐也表明，它以跨國家、跨地區、跨民族、跨文化互動研究和納入中國史而區別於我們已有的世界史，是對後者的補充與完善。

因此，我國學者應在堅持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基礎上，積極從事全球史研究併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國世界史學者應該承擔起的使命。

全球史是目前國際史學界新興的、發展迅速並廣為人們關注的研究領域。它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其實質是史學界對於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的學術反思與回應。它批判“歐洲中心論”，主張從全球視角考察和分析世界歷史的進程，專註跨民族、跨國家和跨地區的文化或文明交往和聯繫，形成一種跨學科的新的學術視角和方法，在當今史學界影響很大。

中國的全球史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但已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是一個發展迅速的新的學術增長點。

2011年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升為歷史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這為全球史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