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與貧困

財富與貧困

《財富與貧困》是美國經濟學家喬治·吉爾德編著的經濟學著作,首次出版於1981年。 

《財富與貧困》著重從社會學的角度闡述了供應學派的思想,吉爾德認為,人們進行生產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已經創造出的財富,持有財富的人對社會有“貢獻”企業家冒風險投資是對社會的“獻禮”因為投資成功就會對每個人都有好處,應當頌揚會賺錢的人,並應通過改變稅收政策激發資本家投資的積極性。吉爾德還提出,政府舉辦的社會保險和福利設施將導致貧困。認為社會保險制度會削個人儲蓄;社會福利會抑制人們工作的積極性,滋長窮人的依賴心理,政府實施社會計劃,不僅不能減輕反而會加重和擴大貧困乃至使貧困永久化,因而主張政府應盡量削減社會福利計劃的支出。 

《財富與貧困》在美國有一定的影響,並被供應學派看作“經典著作”。

評價


供給學派著作,給我了一個全新的感受,不同於一般的凱恩思需求理論。核心思想是薩伊定律,即供給創造需求。個人認為這個定律在一定的範圍內是有效的,對於新產品、新技術的的投資會創造需求。但是產品創造出來之後,則取決於需求。生產商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去促進需求,但其目標也是最終結果就是提高需求以使其對價格起作用,而需求的提高又會促使其它的生產商進行該產品的生產。這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廠商供給促進需求,需求促進供給。經濟就是如此循環下去,不斷發展。不能說哪一方起主導作用,也不能說哪一方依賴於另一方(書中說長入久下去,需求逐漸會依賴於供給)。然而,發現西方人的思維很絕對,非要爭出個誰對誰錯。而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則是一種中庸思想。不走向任何極端,或許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比較受歡迎。馬克思的辨證法其實與中庸思想非常相似,事物總是存在矛盾的兩個方面。而道家中也有類似的思想,道德經中的“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其實也是這個道理。雖然馬克思在對事物的看法比較符合中國的思想,卻有著另一種的絕對:唯物主義觀點。馬克思對於唯心主義是完全的否決,這其實也是一種極端。看待事物要有客觀性,但同時也不忽視人的精神力量。就像是供給學派與新凱恩思主義的爭吵,事物沒有絕對的對與錯。需求與供給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缺少的兩個方面,在人類的歷史中任何的一次大進步或者是大蕭條莫不是由兩者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人類的三次大的進步即農業生產技術的革新,工業的大發展,信息產業的飛速進步,都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從某一方面說,是供給的提高從而引發了潛在需求而導致的。在大蕭條中,高失業率使得需求急劇下降,導致產品的大量剩餘。此時,凱恩思的理論起作用了,刺激需求,從而使經濟復甦。如果仔細的分析每一種理論,它們都包括了兩個方面,並沒有偏費其中一種。但是每一種理論的倡導者卻一定要將自己的立場分的一清二楚。彷彿一定要製造競爭對手進行爭論,至於什麼目標不得而知。很贊同王爾德的說法:“如果人類少了些無用的爭吵,會取得更大的進步。”至少經濟理論會朝著怎樣的方向發展,那是以後的事,但是期待一種更全面的理論出現,平息一些噪音。

作者


喬治·吉爾德,當今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經濟學家,被稱為“數字時代的三大思想家之一”。20世紀80年代,他是供應學派經濟學的代表人物;90年代,成為新經濟的倡導者。幾本影響極大的著作是《企業之魂》、《財富與貧困》、《通信革命》。他還是《福布斯》、《哈佛商業評論》等著名雜誌的撰稿人。

文摘


吉爾德遺憾地寫到,近代一個重要的大事是“資本主義未能取得不斷相應的勝利”。一些思想家在駁倒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論據那麽令人信服,可是在讚頌自由企業制度時卻總是帶著幾分近乎哀歌的聲調,他們接受了資本主義正在衰敗令人憂傷的結論。思想家們對生生不息的資本主義唱起了勝利的輓歌。吉爾德認為,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首次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創造財富的方式,它使自古以來人們對於自由、博愛和平等懷有的道德抱負,同消滅貧困、增值財富一致起來,這個制度所以興旺發達,其原因在於它為企業家的英雄般的創造力提供了用武之地。(沃爾特李普曼)然而,一種強調公平分配的經濟思想使資本主義黯然失色,高福利、高稅收給美國經濟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陷於停頓,儲蓄率下降,大部分投資轉向可以避稅的非生產性活動,如囤積黃金,購置不動產,從事投機買賣,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和貧困所起的相互作用——貧困可以使人努力工作創造財富——被歪曲了。而崛起的供應學派的使命就在於重視資本主義的生機,恢復資本主義創造財富,消滅貧困的功能。資本主義獲得成功的秘密——它把追求安全轉化為願意冒險,把小心謹慎變為創造力,把膽怯變為企業家的雄心壯志。安全體現在儲蓄上,願意冒險體現在企業精神上。
資本主義制度的健康狀況,取決於保險與風險之間,團結與競爭之間,儲蓄與投資之間是否取得平衡。沒有合作和安全並不會比沒有風險和競爭的刺激更能使資本成長。在力圖達到平衡時,風險終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國家作為風險承保人,企圖把個人和企業的所有風險(如風險、通貨膨脹、外國競爭、需求不振、意外事故)都承擔起來,這就超出了它能承擔的能力。自新政以來,美國日益成為福利國家,保險原則成了聯邦政府的問題。尼克松和福特兩屆政府對此做出了重大貢獻。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美國這個福利國家很早以前就已走到了阻礙生產的地步。保險的特點已使風險失去了平衡,許多人感到憂慮。20世紀70年代,美國主要的福利項目增加到44種,其增長速度是國民生產總值的2.5倍,為工資增長速度的3倍。福利制度對貧困者的生活狀況確有重大影響,但它對人們的動力和自力更生也有強烈的消極作用。如果福利金超過窮人的普遍的工資水平和勞動生產效率水平,那麽福利制度最終都會擴大貧窮,並使貧困永久存在下去。福利不僅對工作有害,而且破壞家庭,使窮人繼續貧困,伴隨著福利的意識形態——支持二套聯邦政府的官僚制度——也起著銷蝕窮人信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