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學派

該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是為了謀取報酬，對報酬的刺激能夠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自由市場會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應當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的因素。這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給經濟學解釋為：“提供一套基於個人和企業刺激的分析結構。人們隨著刺激而改變行為，為積極性刺激所吸引，見消極性刺激就迴避。政府在這一結構中的任務在於使用其職能去改變刺激以影響社會行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凱恩斯主義佔據了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西方國家普遍依據凱恩斯的理論制訂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並取得了較大效果。於是凱恩斯主義盛極一時。

但是，凱恩斯主義人為地擴大需求，最後導致70年代西方經濟出現生產停滯、失業嚴重，同時物價持續上漲的“滯脹”局面。於是經濟學界紛紛向凱恩斯主義提出挑戰，並研究替代的理論和政策。供給學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的。該學派的先驅者是加拿大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芒德爾。70年代初，他多次批評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提出同凱恩斯主義相反的論點和主張。1974年他反對福特政府徵收附加所得稅控制物價的計劃，主張降低稅率、鼓勵生產，同時恢復金本位、穩定美元價值來抑制通貨膨脹。

芒德爾的論點引起拉弗 和萬尼斯基的注意和讚賞，拉弗進一步研究並發展了芒德爾的論點。當時的美國國會眾議員肯普也很重視芒德爾的主張，他任用羅伯茨為他擬定減稅提案，聘請圖爾進行減稅效果的計量研究。

70年代後半期，拉弗，萬尼斯基、羅伯茨等利用《華爾街日報》廣泛宣傳他們的論點。肯普也在國會內外竭力鼓吹減稅能夠促進經濟增長。1977年，肯普與參議員羅斯聯名提出三年內降低個人所得稅30%的提案。這個提案雖然未經國會通過，但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萬尼斯基所著《世界運轉方式》被認為是供給學派的第一部理論著作，吉爾德的《財富與貧困》闡述供給學派的資本和分配理論，被譽為是供給經濟學的第一流分析。70年代末，供給學派在美國經濟學界已成為獨樹一幟的學派。在學派形成過程中，有些倡導者如費爾德斯坦、埃文斯等在一些論點和政策上同拉弗、萬尼斯基、肯普等人的意見差異很大。因為費爾德斯坦、埃文斯的觀點比較溫和，持折衷論，經濟學界稱他們為溫和派，稱拉弗、萬尼斯基、肯普等為激進派。但後者則自稱是供給學派正統派，西方各界通常也把後者作為供給學派的代表。

供給學派並沒有建立其理論和政策體系，只是學派的倡導者對於經濟產生“滯脹”的原因及政策主張有些共同的看法。供給學派認為，1929～1933年 的世界經濟危機並不是由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當時西方各國政府實行一系列錯誤政策造成的。薩伊定律完全正確，凱恩斯定律卻是錯誤的。

吉爾德堅持說，就全部經濟看，購買力永遠等於生產力；經濟具有足夠的能力購買它的全部產品，不可能由於需求不足而發生產品過剩。拉弗極力強調薩伊定律的重大意義，他指出薩伊定律不僅概括了古典學派的理論，而且確認供給是實際需求得以維持的唯一源泉。供給學派認為政府不應當刺激需求，而應當刺激供給。

供給學派重新肯定薩伊定律以後，進而確認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生產要素中資本至關緊要。資本積累決定著生產增長速度，應當鼓勵儲蓄和投資。

供給學派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都是為了謀取報酬或利潤。因此，對報酬和利潤的刺激會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實際工資的刺激將影響勞動力的供給；對儲蓄和投資報酬的刺激會影響資本的供給和利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能夠使生產要素供需達到均衡和有效利用。應當消除不利於生產要素供給和利用的因素。

供給學派指出，政府的經濟政策是經濟主體經營活動的刺激因素，其中財政政策最為重要。在分析經濟政策對行為的影響時，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只注意政策對經濟主體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是強調政策對生產活動的作用。

供給學派著重分析稅制對生產要素供給和利用的效果。他們指出，經濟主體從事經營活動所關心的並不是獲得的報酬或利潤總額，而是減去各種納稅後的報酬或利潤凈額。在累進稅制條件下，邊際稅率又是關鍵因素。因為經濟主體是否多做工作，或增加儲蓄和投資，要看按邊際稅率納稅後增加的凈報酬是否合算。

他們認為稅率影響經濟主體行為是通過相對價格變化實現的，稅率提高，納稅後凈報酬減少。就勞動力看，這意味著休閑對做工的價格下降，人們就會選擇休閑而不去做工，勞動力供給就會減少。就資本看，這意味著消費對儲蓄和投資的價格下降，人們就樂意把收入用作消費而不用作儲蓄和投資，資本供給就會減少。此外，經濟主體為了逃避高稅率，還把經濟活動從市場轉入地下。這些都會使生產要素供給減少，利用效率降低，使生產下降。

供給學派進而分析稅率與稅收的關係。因為稅收是稅率與稅收基礎的乘積，稅率變動既然影響生產，就必然影響稅收。拉弗首次把稅率與稅收的關係製成模型，畫在直角坐標圖上，這就是以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線。

減稅，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能促進生產增長，並可抑制通貨膨脹。拉弗、萬尼斯基、肯普等宣揚正是高稅率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熱情，阻礙了個人和企業儲蓄與投資。這就必然導致生產率增長緩慢、生產獃滯，出現商品供給不足、物價上升。這時再加上人為地擴大需求，通貨膨脹勢必加劇。通貨膨脹又使儲蓄和投資進一步萎縮，生產更加獃滯；還使納稅人升進高稅率等級，而實際收入並未增加，納稅負擔因而更重。

因此，供給學派竭力主張大幅度減稅，誇大了降低邊際稅率的作用。他們認為減稅能刺激人們多作工作，更能刺激個人儲蓄和企業投資，從而大大促進經濟增長，並可抑制通貨膨脹。他們還認為，減稅後政府稅收不致減少，還會增多。即使出現財政赤字，對經濟也無關緊要。經濟增長后，赤字自然縮小和消失。

供給學派認為，政府支出不論是公共支出還是轉移支付，都或多或少起著阻礙生產的作用。公共支出中有些是浪費資源，有些雖然對經濟有益，但效率很低。因此，他們主張大量削減社會支出，停辦不必需的社會保險和福利計劃，降低津貼和補助金額，嚴格限制領受條件。

供給學派雖然同意貨幣主義的基本觀點，但在控制貨幣數量增長的目的和措施上，同貨幣學派大相徑庭。供給學派認為，控制貨幣數量增長的目的不應只是與經濟增長相適應，而是為了穩定貨幣價值。貨幣價值保持穩定，人們的通貨膨脹心理就會消失。在安排貨幣收入時，人們就樂意保存貨幣，不去囤積物資，選擇生產性投資，不做投機性投資。同時，貨幣價值穩定又是保證財政政策，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如何保持貨幣價值穩定，拉弗、萬尼斯基、肯普等堅持必須恢復金本位制。

供給學派的論點和主張受到西方經濟學界各方關注。凱恩斯主義者薩繆爾森認為，它既沒有經濟史上的有力證據，又缺乏理論分析上的合理推斷。貨幣學派雖然對一些論點表示贊同，但認為它並沒有提出有效解決美國社會經濟問題的分析結構。進步學者的評論更加尖銳。

評論者都不同意拉弗、萬尼斯基、肯普等關於美國稅制已經進入禁區的論斷，認為缺乏歷史和現實的驗證。對於供給學派所說減稅不會導致出現財政赤字，即使發生赤字對經濟也無任何妨礙，赤字會自行消失的觀點，更認為是純屬無稽之談。評論者一致指出，降低邊際稅率是為富人謀利。因為全面降低累進稅率，高收入階層獲得減稅的好處要比低收入階層多，削減社會支出則使低收入階層直接受到損失。

凱恩斯主義者阿羅、卡恩等指出，政府干預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並非政治家 們的任意設計。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在資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經濟穩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干預和調節，對經濟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制訂生產安全、環境保護等法律條例，雖然增加了企業負擔，但保護了社會利益。

一些進步學者批評供給學派過分強調資本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並著重指出，資本投資既促進經濟增長，又造成生產過剩危機。他們還反對供給學派把投資不足作為經濟出現“滯脹”的原因，指出70年代美國企業固定資本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並不比60年代低。

評論者認為，恢復金本位制將大大縮減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使經濟陷入長期衰退。指出貨幣歷史表明金本位並不能保證物價穩定。1981年美國國會成立的專門研究恢復金本位問題的“黃金委員會”，經過半年多的爭辯，最後否定了供給學派的主張。供給學派雖然遭到經濟學界的評論，但也給予經濟思想以有力衝擊，對西方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政策也有很大的影響。

供給學派對近幾年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影響很大。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總統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開頭就聲明，他的計劃與過去美國政府以需求學派為指導思想的政策徹底決裂，改以供給學派理論為依據。1985年，里根總統在第二任期開始時宣稱，他將繼續實施並擴大原訂計劃。

但是，美國經濟並沒有象計劃所預期的那樣順利發展，大部分目標也未能實現。計劃實施不久，美國經濟就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特別是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導致高利率和美元高匯價，又使對外貿易連年出現創紀錄赤字。所以幾年來除了幾位倡導者仍在宣揚供給學派獲得巨大勝利外，信仰和讚賞的已日趨減少。

（一）復活“供給自創需求”的薩伊定律

供給學派認為，在供給和需求的關係上，供給居於首要的、決定的地位。社會的購買能力取決於社會的生產能力，而社會的生產能力就是社會的供給能力，人們在向社會提供商品的過程中自然會創造出多方面的需求。社會的供給能力越強，需求就越大，在信用貨幣制度下，不會出現購買力不足而發生商品過剩的問題。供給學派不僅把薩伊定律奉為其理論和政策的基礎，而且以此為武器，否定凱恩斯主義需求決定供給的理論和需求管理政策，他們認為經濟發生滯脹完全是由於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是需求過度和供給衰退的必然結果，其禍根就是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理論，因此必須堅決擯棄。他們還認為經濟發展的標誌是供給的水平和能力，經濟學的首要任務應當是研究如何促進生產、增加供給，僅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遠遠不夠的。

（二）力主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

供給學派從薩伊定律出發，認為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供求總是均衡的。他們宣揚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自由經營活動是促進生產、增加供給的關鍵因素，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是企業家施展才能的最佳經濟體制，在市場機制的充分作用下，各種經濟變數都能自動趨於均衡，保證經濟長期地穩定發展。國家干預不僅會破壞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機制，而且往往由於干預不當而損害經濟中的供給力量，例如凱恩斯主義的國家調節政策以充分就業為首要目標，注重需求方面的短期效果，不注重供給方面的長期利益；注重收入再分配的調節，把以稅收、公債形式從企業和個人那裡徵集的過多社會資財，通過財政的轉移性支付變成了巨大的消費而損耗掉，降低了資本積累，阻礙了生產發展，削弱了供給能力。特別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往往服從於政黨之間的爭鬥，這種短期化行為，卻對供給產生持久的破壞作用。因此，政府過多地干預經濟對國民經濟有害而無益。

（三）通過減稅刺激投資，增加供給

他們認為，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但供給的大小取決於產量的多少，產量是各種生產要素投入的直接結果，而生產要素的投入取決於各種刺激。這些刺激應以提高儲蓄率、投資率為目標，以鼓勵企業家冒險和創業為滿足。因此通過各種刺激就能增加生產以達到增加供給的目的。

供給學派認為，在所有的刺激中，稅率的變動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稅率變動影響著勞動力的供應及其結構，影響著儲蓄、投資以及各種有形的經濟活動。因為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雖然是收益，但他所關心的不是收入總額，而是納稅後可支配的收入凈額，因此稅率，特別是邊際稅率是關鍵的因素。提高稅率，人們的凈收入額下降；減低稅率，人們的凈收入增加。經濟主體考慮是否增加活動，主要看由此帶來的凈收入增量是否合算來決定。高稅率因減少人們的凈收益而挫傷勞動熱情，縮減儲蓄，致使利率上升投資萎縮，生產增長緩慢，商品供給不足。而減稅則具有與上述相反的作用。

供給學派認為減稅不僅能將國民收入更多地積累在企業和個人手裡，用以擴大儲蓄與投資，增加供給，而且也不會影響政府的稅收收入。因為決定稅收總額的因素不僅是稅率的高低，更主要的是課稅基數的大小。高稅率不一定使稅收額增加，卻常因壓抑了經濟主體的活動而縮減了課稅基數，反而使稅收額減少。供給學派常用著名的“拉弗曲線”來說明稅收與稅率之間的函數關係。

（四）重視智力資本，反對過多社會福利

供給學派認為，“一國實際收入的增長，取決於其有形資本與智力資本的積累，也取決於其勞動力的質量與努力程度。”尤其是當代智力資本所形成的科技革命，正在迅速改變著物質生產和人們生活的面貌，給人類帶來極大的福利。因此資本，特別是智力資本是人類福利的源泉，應當鼓勵人們進行智力投資。只有當有形資本和智力資本達到最大化時，人類福利才能達到最大化，若資本不足時，過多的福利只會產生不良作用，削弱了人們儲蓄和投資和積極性，特別是壓抑了積蓄智力資本的動力，滋長了窮人的依賴心理，使失業成本大大降低，人們不儲蓄、不工作、不學習、不提高也能生存，這就不利於增加投資，不利於擴大就業，不利於鼓勵進取，不利於刺激供給，不能達到真正的最大福利化社會。同時過多的福利擴大了政府的社會性支出而排擠了私人的生產性支出，不利於消除赤字，不利於生產增長。因此必須削減過多的社會福利。

（五）主張控制貨幣，反對通貨膨脹

由於供給學派以增加生產，擴大供給為主旨，所以他們的貨幣金融理論特彆強調貨幣金融對於供給因素的影響；又因他們將減稅作為主要武器，因而十分注重貨幣金融與財政政策的關係和相互作用。他們從提高供給能力的角度出發，力主穩定貨幣，反對通貨膨脹。

供給學派用著名的“拉弗曲線”來說明稅收與稅率之間的函數關係。

圖中橫軸代表稅率，縱軸代表稅收額。稅收與稅率的函數關係呈曲線OAB。當稅率開始逐漸增高時，稅收也隨之上升；當稅率增至C點時，稅收達到最高額AC；當稅率超過C點，稅收額不但不增反而開始下降，當稅率達到B點（100%）時，將因無人願意工作和投資使稅收額降為零。所以圖中陰影部分被拉弗稱為稅收禁區。

供給學派依據拉弗曲線大聲疾呼，美國的累進所得稅率和資本收益稅率已深深進入禁區，必須果斷地進行減稅。一是減少個人所得稅和邊際稅率；二是減免資本收益稅。費爾德斯坦認為：貫穿整個稅法的精神，應該是強調降低邊際稅率，加強對工作、儲蓄、投資與擔當風險的刺激。特別是鼓勵資本家投資，以刺激生產和供給。

供給學派把儲蓄定義為：為了生產將來商品的最終目的而儲存起來的那部分收入。因此，儲蓄既是真實信貸的最終基礎，也是資本供給的主要來源，增加儲蓄無疑有利於促進投資，擴大生產，增加供給。他們認為，當前經濟學的任務不僅要消除凱恩斯主義儲蓄有害論的不良影響，理直氣壯地鼓勵儲蓄，在提高儲蓄的基礎上增加投資，而且要著重分析影響儲蓄和投資的各種因素，以利於擴大其規模。

關於儲蓄和投資的影響因素，供給學派認為儲蓄不只受收入的影響，投資也不僅取決於利率，在貨幣穩定的條件下，稅率將對儲蓄和投資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對於儲蓄來說，不只是籠統地受收入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還要受稅率的影響。因為儲蓄一方面受制於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受儲蓄率的影響，而這二方面都與稅率有關，稅率對儲蓄在這兩個方面都有重要影響：

1、稅率對儲蓄數量的影響。稅率對儲蓄數量的影響主要通過可支配收入的變化產生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收入中扣除稅收以後的餘額，是人們自己可以支配的凈收入，也是儲蓄的真實基數。高稅率直接減少可支配收入，將削弱人們的儲蓄能力；而減稅則通過提高可支配收入擴大了儲蓄基數，增加了人們的儲蓄能力，從而增加儲蓄的數量。因此，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稅率變化與儲蓄數量的變化成反比。

2、稅率對儲蓄率的影響。儲蓄率是指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影響儲蓄率變化的因素很多，有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傳統的等各種因素。在經濟因素中，影響儲蓄率變化的主要是消費傾向的大小和儲蓄收益的多少。由於各種資本收益都要徵收所得稅（國債有例外），因此，稅率越高，不僅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在消費額不變時會加大消費傾向，而且人們的以各種資產方式進行的儲蓄收益中個人可支配收益就越少，導致當前消費的機會成本下降，這也將加大消費傾向。因此，在其他情況不變時，稅率與儲蓄率也是成反比的。高稅率打擊人們的儲蓄意願，降低儲蓄率；而減稅可以提高人們的資本凈收入，使儲蓄和投資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同時因加大了當前消費的成本，從而改變了人們的總支出構成，使可支配收入中的儲蓄率上升。

對於投資來說，雖然利率是重要的因素，但卻不是唯一的因素。他們認為，投資收益、經濟發展狀況和前景、各種創業要素的發展（如新發明、新材料等）都會影響人們的投資行為。在這些因素中，投資收益是影響投資的主要因素，但投資收益不光是受利率的影響，稅率對投資收益也有重要的影響。由於稅率的高低直接增減投資者的可支配收益，高稅率使投資者的可支配收益下降，挫傷投資的積極性。因此，即使利率不變，只要降低稅率，同樣具有提高投資的作用。特別是減稅後，當長期儲蓄率開始上升，必然減輕利率對於投資的壓力，所以減稅對於投資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供給學派認為，要實現降低稅率有利於增加儲蓄和投資以擴大供給的效果，必須以貨幣穩定為前提條件。如果貨幣不穩定，不僅極大地影響減稅效果，而且通貨膨脹本身將直接導致供給不足。他們認為通貨膨脹的危害主要在於以下幾點：

第一，通貨膨脹使個人和企業承受更高的實際稅賦。

第二，通貨膨脹降低儲蓄的數量和效率。

第三，通貨膨脹減少投資。

第四，通貨膨脹嚴重損害供給。

第五，通貨膨脹導致貿易逆差。

從上述可見，供給學派認為，通貨膨脹的主要危害不在於物價上漲，而在於對經濟體系中供給能力的損傷，因此，通貨膨脹不僅不能刺激經濟增長，反而會導致經濟衰退。供給學派的這種理論經常被作為“通貨膨脹促退論”的主要代表。

供給學派對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與其他經濟學派有很大不同。供給學派把問題的著眼點放在供給方面。他們認為，通貨膨脹是與供給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通貨膨脹與供給不足是一個相互加劇的惡性循環圖。通貨膨脹的主要危害在於損傷經濟的供給能力，而供給不足、需求過剩又是引起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他們認為，雖然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貨幣量過多，但從根本上說，需求膨脹、貨幣量過多是相對於商品（勞務）供給過少而言的。其根源在於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和長期實施膨脹性政策，人為地加大需求，過多地干預經濟，妨礙了生產和供給的增長，擴大了供求矛盾。需求過剩、供給不足引起物價普遍上漲的通貨膨脹，而它反過來又傷害了供給因素，二者互相加劇，最終必將形成滯脹。

1．一般政策主張。根據上述理論，供給學派認為，要治理通貨膨脹，擺脫滯脹困境，真正的治本之方必須著力於增加生產和供給。增加生產意味著經濟增長，從而克服經濟停滯；增加供給可以消除過剩的需求，從而克服通貨膨脹。要增加生產和供給，首先必須減稅，以提高人們儲蓄和投資的能力與積極性。此外，還需要有兩個條件加以配合，一是削減政府開支，以平衡預算、消滅赤字，並緩減排擠效應。二是限制貨幣發行量，穩定貨幣，以穩定物價，排除對市場機制的干擾，保證人們儲蓄和投資的實際效益，增強其信心和預期的樂觀性。政府除了為增加供給提供良好的環境和必要的條件之外，不應對經濟多加干預，而由市場機制對經濟進行自動調節。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減稅刺激供給的積極作用。隨著商品和勞務供給的增加，徹底消除通貨膨脹。

2．改變貨幣制度，恢復金本位制。供給學派認為，要消除通貨膨脹對減稅效果和增加供給的不良影響，必須實行貨幣限制。只有進行有效的貨幣限制，才能穩定幣值，穩定物價，公平徵稅，保證人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這樣就有利於鼓勵儲蓄和投資，健全市場機制，增強減稅效果，促進生產和增加供給。因此，實行貨幣限制既是制止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的有效措施，又是增加供給，發展經濟的必要條件。

在怎樣進行貨幣限制問題上，他們不贊同貨幣學派提出的由貨幣當局控制貨幣供應增長率的主張。認為採用“單一規則”來進行貨幣限制是非常困難的。

鑒於此，許多供給學派人士認為，要實行有效的貨幣限制，較為理想的辦法是廢止信用貨幣制度，恢復金本位制。這既能使貨幣當局控制貨幣數量有據可依，又能硬化貨幣供應的約束機制，還能有力地限制各種各樣準貨幣（近似貨幣）的創造和流通、並且消除人們的看漲心理，恢復對法定貨幣的信心。這樣才能進行卓有成效的貨幣限制，穩定幣值，穩定物價、降低利率，確保人們的實際收益。這正是增強減稅效果，提高儲蓄和投資、擴大生產和供給、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也是從根本上制止通貨膨脹的保證。

經濟學概述、宏觀經濟學、比較經濟學、財政學、發展經濟學、激進經濟學、金融學、會計學、勞動經濟學、數理經濟學、數量經濟學、經濟計量學、城市經濟學、服務經濟學、福利經濟學、技術經濟學、價格經濟學、農業經濟學、人口經濟學、教育經濟學、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學派、供給學派、劍橋學派、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重農學派、貨幣主義、新供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