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書·解禁書

陳東東，祖籍江蘇吳江，1961年10月生於上海。1980年初開始寫作，見證了中國當代詩歌生活的諸多方面，是民間詩刊《作品》（19821984）《傾向》（1988-1991）和《南方詩志》（1992-1993）的主要編者。1994年至1997年任海外文學人文雜誌《傾向》詩歌編輯，1996年至2000~任劉麗安詩歌獎和安高詩歌獎評委，2004年以來，參與策劃和組織每年一屆的“三月三”詩會。編有詩選集《將進酒——2005-2009三月三詩會作品選》（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上海），英漢對照中國當代詩選《Another Kind of Nation;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別處的集合：24人詩選》（Talisman House Publishers，2007，紐約“與張耳合作”）：《最高虛構筆記——華萊士·史蒂文斯詩文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 008，上海“與張棗、陳東飈合作”）等。出版個人詩文集多種。除這本長詩集，主要詩歌作品還有短詩集《詩篇》和詩文本《流水》。

《夏之書·解禁書》的寫作前後差不多兩年，《解禁書》則跨越十年。又過去許多年，這兩件作品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在時間的變形記里，我不知道，以後它們還會以怎樣的面目重現，就像我已經不記得，它們曾經是以怎樣的構想來到我筆下的。甚至，這兩件作品此刻以這樣一本書的方式呈示，我認為，也不是我的有意為之，而是緣於想象出來的那些詩篇的內在節奏。是那種很可能我不太恰當地稱之為寫作的內在節奏的東西，形成了它們現在的樣子。

《彖傳》釋《易》“反覆其道，七日來複”，說是：“天行也。”不過，在讀到這將“七”指認為宇宙運動的周期性數字的定義之前，以及，在聽說了更多有關“七”的完整和完美的靈通意義之前，“七”就已經莫名其妙地是我特別鍾愛的數字了。《夏之書》和《解禁書》各為七章，正所謂恰巧（“巧”不也暗含著精合密湊的數字“七”？）。那麼，如果要一個最小的理由，且當我是這樣想的吧：是那個數字“七”，令這兩件作品的如此存在顯得合適。

陳東東的寫作不僅直接地包容著詩歌，而且由於詩人對具體文本操作持有嚴格態度，寫作在其內部又具有一種自我縮減的功能。這種功能巧妙地制約著語言實驗所特有的顛狂性質，並最終把寫作壓縮成閱讀意義_上的詩歌，從而出色地避免了大多數后朦朧詩人在語言實驗中陷入的難以自拔的混亂狀態。這樣的寫作創造著我們對漢語現代詩歌的閱讀，也創造著（從一個方面）漢語現代詩歌的本質。

——臧棣

陳東東的詩歌寫作對當代中國詩歌的挑戰是，它改變了詩歌語言運用的道德承諾，通過解放感覺和想象這一途徑，實踐了破除現實語言中的權力結構的可能性，並讓“時代感”、“真實性”和“歷史感”等習以為常的闡述原則失去了效應。……典型的陳東東作品，總是這樣亦真亦幻，並有一種優雅的旋律引領我們出發與回歸。讀他的詩我們會從驚奇走向品味，放棄意義的追尋而體認語言與感覺互動相生的魅力。

——王光明

陳東東的自然景觀浸透了社會歷史內涵，它們總是具有文化的暗喻生質，但也正為此，陳東東實際又把人文內涵真空化了，那些自然事物作為能指構成自在自足的語象群，歷史人文內容則只是隱約閃現。對於陳東東來說，不能轉化為自然事物的人文歷史是無效的，但他的轉化本身也就改變了歷史原典。這正是陳東東寫作的奧秘，通過把人文歷史自然化，他的詞語獲得了無限的可能性。……陳東東的思想中無疑有超自然的神秘主義傾向，其核心則是萬劫不復的絕對之“一”。

既根源於“一”，又想去破除“一”，由此也就不難理解，陳東東的詩中總是有一些突然出現的詞語，讓人大惑不解。……這些突然轉換出現的詞語，有意以它“詞不達意”的特色反覆纏繞，這些詞完全擺脫了它的字典意義，也不是在既定的文化秩序中被理解。它們構成一些絕對的含義，但又沒有確切的含義。它們是陳東東切近那個終極奧秘——不是停止，而是穿越那個神秘領地的意義之光，這就是詞語的勝利。

——陳曉明

傳統寫作，多半把文學的效果，押在了讀者對正義、理想、人文品質等等精神抽象可能的理解上。而在陳東東所代表的一路新詩人身上，這點則完全改變了。詩人對詞語冒險的興趣，顯然大於對觀念本身的興趣。……陳東東的作品，其分析性，是圍繞都市主義展開的。而都市主義，則是現代主義最明顯的標誌。因為像誰說的，文明發展的成果就是城市。在這點上，陳東東非常明確，這在他寫於1990年代的那些詩里表現得尤為突出。

——鐘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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