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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誠
蔣經國密友
沈誠先生1921年出生於浙江，受家庭的影響，自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他就成為了蔣經國嫡系青年軍中的一名師長。台灣陸軍大學參謀班畢業后，曾出任國民黨陸軍少將，後來又擔任蔣經國的機要秘書，並與蔣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也為他後來充當兩岸信使埋下了伏筆。
1949年他隨著國民黨一起離開大陸去往台灣，從那時起其內心就有了一種飄零之感，思鄉的情愫從未間斷。祖國雖近在咫尺，但卻因兩岸消息閉塞，他也只有霧裡看花的份兒。沈老的一生都在奇遇里打轉，1980年前後，沈誠從軍隊退役，來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時報》的社長兼總編輯。1981年8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國貨公司的負責人到報社給沈誠送來了一份“邀請書”，邀請他參加“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地點在北京，時間為10月10日，署名是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葉劍英。
在當時的環境下，兩岸還是“隔海對峙”的形勢，收到這樣的一封邀請書，沈誠心中有些納悶，隱隱還有一些不安。經過了一番周折，他了解到，這一次盛大慶祝“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的嘉賓是全球統請的。在香港除了他本人，還有其他四位年逾80的老革命家也在被邀之列。
這讓沈誠在受寵若驚之餘又面臨一個新的問題——由於他當時還是預備役的陸軍高級軍官，不能任意自由行動。如果要到北京參加活動，他必須對台灣官方有個交待。於是在接到請柬的三天後，沈誠專程去了一趟台北請示蔣經國。
“蔣經國對我此行，既不鼓勵亦不禁止。他說：‘按政策你去大陸是違法的，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也是未嘗不可’。後來他又囑咐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報備’一下。臨別時，蔣經國卻例外地交待給我一個私人任務，他希望我能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邊情形，最好能拍攝一些現場照片。”
浙江
1981年10月3日，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約見沈誠，他和葉帥在抗戰勝利后，北平“軍調部”時期(國共和美國三方組成的軍事協調部，其職能是專為調停國共兩軍軍事衝突）有過接觸。葉劍英是第一位接見沈誠的中共高級領導人，他向沈誠解釋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並委託沈誠向蔣經國轉達中央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
1982年7月24日，當時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以私人身份致信蔣經國，希望國民黨“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這封信在海內外華人當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令人遺憾的是台灣方面對此卻沒有表現出積極的響應。
1982年10月6日，沈誠第二次來到北京，專程約訪了鄧穎超。抗戰時期，在重慶，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是沈誠家的座上常客。那天，他們談了一些別離后彼此的家事。她又問到了台灣的一些舊友，也談到了兩岸的一些問題。雖然沒有得到任何結論，但卻伏下了三年後沈誠將為兩岸奔走的引線。
蔣經國與夫人
讓沈誠沒想到的是，這份“國是建議備忘錄”竟在兩岸間引起一陣政治“旋風”。在台北，當時因為客觀環境關係，蔣經國十分謹慎，他僅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約沈誠面談過一次。蔣經國主要是求證這份“備忘錄”是否已送到了北京，以及北京方面有何反應。在那時，“備忘錄”是同時送出的，可是北京還沒有做出反應，蔣經國對此也就採取了保留態度。
1987年3月，有關部門通過“全國政協”邀請沈誠到北京再次進行會晤。離開台北之前，沈誠再次密見了蔣經國。他和經國先生談了很多，關於兩黨、兩岸問題，沈誠力主突破“三不原則”，經國先生沒有反對他的建議。
蔣經國表示在當時階段暫時還只能採取“官民有別”的政策，對純民間的接觸、交流，台灣當時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蔣經國先生這個決定，無形中對於“三不政策’有了新的改變，這對兩岸形勢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到達北京以後，在中南海軍委會的一個會議廳，沈誠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楊尚昆對沈誠說：“我們黨中央對於你提出的建議十分重視，並且領導們也決定了一些具體步驟，所以請你來談。我們認為兩黨之間，已經差不多有40年沒有接觸對話了。兄弟骨肉沒有什麼不可解決的事，有問題大家坐下來談，只要大家開誠布公地談，總會消除一切隔膜的。沈先生，你很熱心兩岸、兩黨的事，往返奔波，主要也是為兩岸交流搭橋。”沈誠聽了楊尚昆的話，覺得十分中肯，便也直截了當地說出了蔣經國的想法。
楊尚昆說：“國共兩黨在歷史上來看，合則兩利，國家興旺，分則兩敗俱傷，國家衰敗。經國先生秉承蔣老先生之民族大義，堅定一個中國政策，我們十分欽佩。希望國共兩黨能夠第三次合作，共創光明前途。”
關於國共和談的問題，沈誠提出由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他向蔣經國“請示機宜”。隨後，楊尚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兩岸進行談判的幾條原則，既具體又重要。沈誠向蔣經國做了彙報，幾天後，台北傳來消息，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的模式，“但在技術上還希望正式有個具體表達”。
198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人研究決定，以楊尚昆的名義致函蔣經國，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到北京舉行和平談判。不過，直到這個時候，沈誠還是“志願兵”，連蔣經國先生的私人代表也不是。當時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不給人以口實。但是這樣做，除非深為蔣經國信任才可。否則，誰也不堪勝任。所以，這一次的“兩岸溝通”。在總體上說，只有縱的領導，而沒有橫的關係。
沈誠怎麼也想不到事情的發展如此神速，像這樣一件不但影響兩黨今後前途，更影響兩岸十幾億人民命運的歷史性大事竟落到自己的肩上。
“在離開大陸的幾十年裡，我天天盼望‘和平統一’，但在我的潛意識中，好像‘和平統一’就像擦燃一根火柴那麼輕鬆。而在另一個角度上，我所祈求的‘和平統一’又好像中彩票那樣有一種無力感。”再次遙想當年，這段話成為當時沈老內心的真實寫照。
1987年3月29日，沈誠帶著楊尚昆寫給蔣經國的“密函”離開了北京，輾轉香港，於兩天後到達台北。大約在早上6點鐘，沈誠早早來到了蔣經國的官邸，官邸侍從剛剛起床。見到急匆匆趕來的沈誠就知道有事，便問他有沒有預先電話通知，沈誠習慣性地回答：“是大先生（對蔣經國的稱呼）召見。”
侍從一聽，立刻將沈誠帶入客廳，並通報蔣經國。沈誠進入書房，見到蔣經國坐在一張高背椅上，他叫沈誠坐在旁邊的椅子上並告訴我，特別通知我在7點以前趕來，為的是秘書們還沒上班，可以和他密談。
楊尚昆
沈誠一面向蔣經國報告，一面便將那封密函，從公文包中取出呈給他。蔣經國從沈誠的手中接過“密函”，並滿臉笑容地握住他的手說：“則明（沈誠先生的號）弟，你辛苦了。”
這一句“辛苦了!”讓沈誠感動得熱淚盈眶。整整7年的時間，做了義務的兩岸“空中飛人”，他的努力最終沒有白費——這封密函對促進兩岸關係互動起到了推動作用，也促使蔣經國於當年7月14日宣布廢除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並在後來決定開放兩岸民間人員往來，繼而陸續向大陸做出適度“開放”的積極姿態。
1987年12月7日，蔣經國生前最後一次約見了沈誠。那時，國民黨已經開始著手準備派代表團訪問大陸。蔣經國告訴沈誠：“下一撥正式去北京的人選大概在下個月初的黨中常會中作決定”，並委託沈誠，“那時，你就可以作安排了。”
然而，就在台灣派往北京進行國共和談的代表尚未定出的時候，蔣經國於1988年1月13日去世。當天晚上，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宣布李登輝繼任“總統”職位。
同年1月21日，距蔣經國逝世僅一個星期之後，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以“意圖非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為由將沈誠拘捕，並移送台灣“高等法院”法辦。
沈誠這個案子，從開始到“高院”宣判，前後差不多拖了8個月。在這期間，海峽兩岸形勢、時空上的變化均非常大。首先，台灣繼續在開放，政治空氣也沒有過去那麼嚴重。“三不政策”也比較鬆動了，兩岸互動也較活潑，人民對於“統一”也公開認同了。沈誠的心情也自然平靜了許多。
沈誠在監獄里度過了200多個日夜之後，1988年11月26日，台灣“最高法院”做出終審判決，宣布沈誠無罪，一場“叛亂”鬧劇終於落下帷幕。沈誠先生一直認為大陸才是我們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的根，我們怎麼能數典忘祖。有一小撮人，他們反對和平統一，所以說沈誠“叛亂”。究竟誰才是中華民族的“叛徒”，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就是沈老，一個為了兩岸和平統一而無怨無悔的人。身體狀況不是很好的沈老一顆心仍然繫於海峽兩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