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幣

李如森著《中國古代鑄幣》（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第376頁云：“（王莽）初以‘大泉五十’一枚，當五銖錢五枚”，這便是王莽稱帝前居攝二年（公元7年），首創的我國第一枚紀值貨幣。筆者收藏的這枚“大泉五十·背一”錢，經考證其背景和鑄造工藝等，可斷為樣錢，諸錢譜未載，十分罕見。

該錢徑2.8厘米，厚0.3厘米（厚肉），重6.8克，紅銅質地精良，生坑紅綠硬銹，錢形光潔如斬，四邊斜折向上，四角微圓，內外廓形制呈現齊刀鑄造技術之精髓，雄渾高挺；懸針篆書錢文瘦而有勁，精美度異於常品，凸顯王莽大泉五十銅範之風貌。

此錢異於常品的是，背穿上橫廓右肩平行澆鑄的“一”字，鑄型呈明顯的型腔壓力狀，根植入骨的紅銹色與錢渾然一體。“一”字書法左起筆粗下筆細，收筆纖細如針，與錢文書風吻合，為莽錢懸針篆特徵。其背“一”的位置異於一般紀值錢，與去年出土的一枚漢代壓勝錢“羊酒”之“酒”字下所鑄懸針篆“一”的位置約定俗成。其實，古錢幣背面所鑄星、月紋及文字，並非都固定地鑄制在穿廓旁的中間，如戰國聳肩尖足空首布幣的紀值數字“八”，鑄在其中心線靠右的頂上部；周元通寶錢的月紋和乾元重寶的“洪”，均鑄在穿頂上角中間；古代鑄錢第一高手徽宗皇帝的“大觀通寶”小平錢背星、月紋同時鑄制在穿的右角頂旁。據此，足以說明此“大泉五十”背“一”的位置是成立的。

那麼，此錢背“一”字是否為“大泉五十一枚當五銖錢五枚”紀值呢？我們可從與“大泉五十”同時期所鑄“錯刀”、“契刀”的含義中得到論證。錯刀錢文“一刀平五千”中的“平”字，舊指一種衡量的標準，標明了一枚錯刀值五銖錢五千枚。契刀，據《說文解字》記載：“卷……契也，卷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書卷（鉉作契卷）。”契刀其意為“刀卷”，“契刀五百”即標明了一枚契刀值五百枚五銖錢之“刀卷”。此大泉五十背“一”字，即為錯刀之“平”、契刀之“卷”之意，標明“初以大泉五十一枚，當五銖錢五枚”。五枚五銖錢，即二十五銖，古算二十四銖為一兩，背“一”為當一兩紀值。

王莽第一次幣制改革試鑄的“大泉五十”背“一”錢，只當五銖錢五枚，因其尚未篡漢，其橫徵暴斂天下財富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而在其篡漢后的第二次幣制改革后，廢刀錢，將大泉五十與小泉直一并行，使重約7克左右的大泉五十，瘋漲到抵五銖錢50枚。

然而，王莽大膽改紀重貨幣為“紀值貨幣”，獨創我國貨幣十進位，解決了長期以來貿易上換算的不便。

“大泉五十”鑄行時間雖然僅有13年，但其卻是王莽新朝通行貨幣中流通 時間最長、鑄量最大的貨幣。“大泉五十”看似型制單一，但其版別多，內涵豐富，近年不斷有新品種面世，尤其是背有紋飾、吉語及動物圖案的版別發現極多。

品種從幣值形態分有二大類四種。官鑄的“大泉五十”錢徑約28毫米，質重十二銖，出土實物合今制8克；厚重型多系盜鑄幣，重量10克左右，實物中有重達15克者。另一類系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廢止寶貨制允許“大泉五十”貶值、“枚俱值一，與新幣并行流通”期間，民間熔毀厚重“大泉五十”盜鑄的薄小“大泉五十”，實物徑在26毫米，重在3克左右。還有一種系王莽新朝末年動亂時期私盜鑄的“大泉五十”幺荷錢，實物質重在o．5克左右(圖1)。上述四種，厚重型及幺荷錢比較少，其他兩種出土量較大，為常見普通品種。

始於王莽時期。重輪版式的“大泉五十”除有雙層輪廓特點外，文字也很有特 點：其“大”字如同飛翔的家燕，似如燕頭的頂端由雙線構成，下伸波折如同飛翔中的雙翅，撇捺如同燕尾；“泉”字頂端呈波浪狀(非重輪品一般較平)形如“山”字。衝壓刻劃輪廓的假重輪錢，文字無止特點。

第一次改革（居攝二年，即公元7

年）

大泉五十 契刀五百 金錯刀

第二次改革（始建國一年，即公元9年）

小泉直一

第三次改革（始建國二年，即公元10年）

五物（金、銀、龜、貝、銅）六名（錢貨、金貨、銀貨、龜貨、貝貨、銅 貨）二十八品

六泉 十布

第四次改革（公元20年）

禁止大小錢，鑄造貨泉與貨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