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溫陵集
李溫陵集
《李溫陵集》為明李贄撰。共二十卷。
明李贄撰。二十卷。
《李溫陵集》一至十三卷為《答書雜述》，亦即《焚書》；十四至十七卷為《讀史》，即摘錄其《藏書》中史論部分；十八、十九兩卷為《道厚錄》，即《說書》；二十卷為詩。是集有明萬曆間海虞顧大韶校刻本。《四庫全書》列入存目。
李贄思想核心是“道”，是人自身的道。他認為“人外無道，道外亦無人”。（《明燈道古錄》）道只在於人本身，而不在於人之外；它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需要。一切離開人的自我需要，對人的本性加以限制的東西，都不足以為道。本贄認為，道主要應當到人間的“百姓日用”之“邇言”中去尋找，“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答鄧明府》）等等。而且不僅市井小民，盡人皆如此，即使大聖大賢，亦不能無勢利之心。究其原因，李贄概括為“人必有私”（《德業儒臣后論》），“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也。”（《答鄧石陽》）。說人的物質利益、物質生活，是由人的與生俱來的生理需要所決定的，人人皆同的自然屬性，是人的一切其他行為的基礎，因而這就是社會人生的本性和本質。
由此出發，李贄揭露了幾千年封建統治違背這些本性和本質的荒謬性，揭出了自己的改造社會的政治主張，主要集中在禮的問題上。在《明燈道古錄》中說“好惡從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謂禮。”按照此禮，“上焉者又不肯強之使從我，只就其力之所能為與心之所欲為，勢之所必為者以聽之，則千萬其人者各得其千萬人之心，千萬其心者各遂其千萬人之欲，是謂物各副物。……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所其所願有，不格心歸化者，未之有也。”（《明燈道古錄》）希望社會能給予每個人通過個人奮鬥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權力。李贄把人世之道歸結為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提出人的情性自由發展的要求，從而形成他的非倫理主義的倫理觀。李贄的倫理觀以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作為他判斷善惡的唯一標準。
《明燈道古錄》說“夫唯以邇言為善，則凡非邇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為不善，故以為惡耳。”李贄反對以忠、孝、仁、義的倫理教條規定人的善性，他主張“不必矯情，不必違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志心而動，是為真佛。”（《失言三首》）他認為該讓人破除各種傳統道德的束縛，大膽地追求生活的幸福。由此，李贄高度讚賞卓文君傾心於司馬相如，便不顧一切隨其私奔的行為；而且還認為商人並不一定可鄙，富於他人者未必皆靠詐力。此見解至今仍有積極意義。他還主張讓人擺脫一切聖賢之說的桎梏，獨立思考，自作主宰，這是對人的思想和個性的解放。
李贄在《題孔子像於芝佛院》雜文中指出“以孔子為大聖”純粹是一種世代相傳的盲目性，“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師沿襲而誦之，小子朦而聽之。萬口一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號召人們從民族和歷史的精神枷鎖的學說中解放出來。李贄不僅視聖賢為凡人，而且改變了評價君臣的道德標準，從所謂敬天忠君變成了“安養斯民”，認為君德、臣德在於“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馮道》）。李贄批評假道學說：“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行願之亂德，惡久假之不歸，名為好學而實不好學者耳。”（《復京中朋友》）揭穿假道學的口是心非。而對假道學的學說，即封建禮教，李贄根本不予承認。他認為“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學也，豈講道學者所能學乎？”（《孔融有自然之性》）由此，他說臣之事君，本為名利，無所謂忠；父子親子，本為寄託，無所謂慈。指出凡篤守禮教者多是名心太重。李贄對傳統的倫理道德進行了一場徹底的蕩滌。
李贄提倡積極有為，經世致用，他著書的目的也在於治國平天下，他稱自己的《說書》“有關於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賢君子欲講修、齊、治、平之學者，則不可一日不呈於目”（《自刻說書序》）。李贄還認為“天下決無不可為之時”，只存在世人有能無能的問題，根本不存在世事可為不可為的問題。他認為經世致用必須面對現實“因病發葯，因時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為大也。”（《復鄧石陽》）而在《藏書·趙汝愚》里提出了“治夷適時，學必經世”的觀點，他說“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為人臣子者，觸目激哀，哀號痛恨，不在甘為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宗室再造，免於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強。
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不曾聞嘉善猷入告爾後，而直以內侍為言，是為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為內侍一身而設，顧不在夫夷狄中國之強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也？然自古至今，以能去小人謂為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己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偽學’之禁有以也！”這段話揭露了朱熹道學的誤國無用。在國家危難之際沒有一條轉危為安，使國家強勵的策略，僅以正心誠意之論勸人主去內侍中之小人，可謂治不思適時，學不能經世，實偽學耳。所以李贄提倡“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其觀點是同道學及傳統儒學完全對立的。
李贄把人世之道歸結為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時，也把人世之道從天上轉向人間，從倫理道德轉向物質生活，使人世之道落到了實處，這是一種由虛而實的傾向，由此出發要求一切學問、事業面向現實，經世致用，就形成了他的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與這種價值觀相對立的，就是“發於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藝思想。李贄在文藝上最著名的觀點是“童心”說，闡述此觀點的文章叫《童心說》。文章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李贄以“童心”說來做為孔孟之道的對立面，認為“道理聞見”使人的言談舉止不再發自本心，因而言談舉止成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虛假世界，而他所說的童心是“好察邇言”，“則得本心”（《答鄧名府》）而在當時不掃除“道理聞見”的污染，恢復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文藝創作，所以李贄在《童心說》的最後發出感慨：“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文哉！”
李贄極力推崇自然之美，在《讀律膚說》中寫道：“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於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唯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為美耳。”（《焚書》卷三）他所指的自然，是所謂“發於情性，由乎自然”，因此，只要是“自然發於情性”的，那麼各種風格均屬自然，這就等於宣布了文藝的解放，而一切文法詩格均成贅物，破除了從技法、風格到內容的一切規定，由情性之自然變成情性之自由。李贄自稱為“敢倡亂道”的人，在《雜說》中說道：“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其心中的悲憤和不平需要渲泄，故情之所致“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也是自然之道。
李贄在“童心”說，“自然”說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倡大膽創新，肯定一切新興的文藝樣式。他在《焚書》里說：“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新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生論也。”其“無人不文”強調發揮作家個人的創造性，翻出窠臼，自我發揮。“無時不文”則強調發揮進代的創造性，以今變古，推陳出新。其肯定的今文主要還是當時盛行的戲曲、小說，李贄是古代重要思想家中對戲曲、小說這些後起俗文學寄予滿腔熱誠的第一人。
李贄的學說是對傳統封建思想的叛逆，他自己在《蜻蛉謠》中說：“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勢亦一也。某也從少至老，原情論勢，不見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驚訝，以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相甚遠，而余獨不同，非不詳而何？余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後入滇，又熟聞土官、徭、僮之變矣。大概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余所見質之，不以為狂，則以為可殺也。”他生前受盡磨難，以七十六歲高齡的重病之身被捕入獄，他在獄中寫了這樣一首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得，願早一命歸黃泉。”（《獄中八絕》之八）在獄卒為其剃髮時，奪刀自刎，兩天後方才在創傷與血泊中死去。
李贄死後，被罵為“無忌憚”之“小人”，說他“導天下於邪淫，以釀中夏衣冠之禍，豈非愈於洪水、烈於猛獸者乎！”後來又被宣布“贄書狂悖乖謬，非聖無法”，“至今為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毀。而仍存其目，以明其為名教之罪人。”（《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卷五、卷一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