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君

漢代文景之治時期，蜀郡臨邛縣（四川成都邛崍）的卓家傳到了卓王孫這一代。由於社會安定，經營得法，卓家已成巨富，擁有良田千頃；華堂綺院，高車駟馬；至於金銀珠寶，古董珍玩，更是不可勝數。卓文君為四川臨卭鉅賈卓王孫之女，姿色嬌美，精通音律，善彈琴，有文名。十六歲時嫁人，幾年後，丈夫過世，返回娘家住。

時逢梁孝王去世，司馬相如返回成都，然而家境貧寒，沒有可以用來維持自己生活的職業。相如一向同臨邛縣令王吉相處得很好，王吉說：“長卿，你長期離鄉在外，求官任職，不太順心，就來我這裡看看吧。”於是，相如前往臨邛，住在城內的一座亭子里。臨邛縣令佯裝恭敬，天天都來拜訪相如。最初，相如還是以禮相見。後來，他就謊稱有病，讓隨從去拒絕王吉的拜訪。然而，王吉卻更加謹慎恭敬。

臨邛縣裡的富人很多，如卓王孫家就有家奴八百人，程鄭家也有數百人。二人相互商量說：“縣令有貴客，我們備辦酒席，請請他。”一併把縣令也請來。當縣令到了卓家后，卓家的客人已經上百了。到了中午，去請司馬長卿，長卿卻推辭有病，不肯前來。臨邛令見相如沒來，不敢進食，還親自前去迎接相如。相如不得已，勉強來到卓家，滿座的客人無不驚羨他的風采。酒興正濃時，臨邛縣令走上前去，把琴放到相如面前，說：“我聽說長卿特別喜歡彈琴，希望聆聽一曲，以助歡樂。”相如辭謝一番，便彈奏了《鳳求凰》等一兩支曲子。

這時，卓王孫有個女兒叫卓文君，剛守寡不久，很喜歡音樂，所以相如佯裝與縣令相互敬重，而用琴聲暗自誘發她的愛慕之情。相如來臨邛時，車馬跟隨其後，儀錶堂堂，文靜典雅，甚為大方。待到卓王孫家喝酒、彈奏琴曲時，卓文君從門縫裡偷偷看他，心中高興，特別喜歡他，又怕配不上他。

宴會完畢，相如就派人以重金賞賜文君的侍者，以此向她轉達傾慕之情。於是，卓文君乘夜逃出家門，私奔相如，相如便同文君急忙趕回成都。

進到司馬相如家所見，空無一物，只有四面牆壁立在那裡。卓王孫得知女兒私奔之事，大怒道：“女兒極不成材，我不忍心傷害她，但也不分給她一文錢。”有的人勸說卓王孫，但他始終不肯聽。

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有天，文君對相如說：“長卿，只要你同我一起去臨邛，向兄弟們借貸也完全可以維持生活，何至於讓自己困苦到這個樣子！”相如就同文君來到臨邛，把自己的車馬全部賣掉，買下一家酒店，做賣酒生意。並且讓文君站在壚前賣酒，而自己穿起犢鼻褲，與僱工們一起操作忙活，在鬧市中洗滌酒器。

卓王孫聽到女兒的事情之後，感到很恥辱，因此閉門不出。一些兄弟和長輩交相勸說卓王孫，說：“你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家中所缺少的不是錢財。如今，文君已經成了司馬長卿的妻子，長卿本來也已厭倦了離家奔波的生涯，雖然貧窮，但他確實是個人才，完全可以依靠。況且他又是縣令的貴客，為什麼偏偏讓他們受這樣的委屈！”卓王孫不得已，只好分給文君家奴一百人，錢一百萬，以及她出嫁時的衣服被褥和各種財物。文君就同相如回到成都，買了田地房屋，成為富有的人家。

後來司馬相如所寫《子虛賦》得到漢武帝賞識，又以《上林賦》被封為郎（帝王的侍從官）。司馬相如衣錦榮歸，著實讓岳父卓王孫風光了一把，卓王孫獻金相認。

司馬相如所寫《子虛賦》得到漢武帝賞識，又以《上林賦》被封為郎（帝王的侍從官）。不久打算納茂陵女子為妾，冷淡卓文君。於是卓文君寫詩《白頭吟》給相如。

曾經患難與共，情深意篤的日子此刻早已忘卻，哪裡還記得千里之外還有一位日夜倍思丈夫的妻子。終於某日，司馬相如給妻子送出了一封十三字的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聰明的卓文君讀後，淚流滿面。一行數字中唯獨少了一個“億”，無憶，豈不是夫君在暗示自己已沒有以往過去的回憶了。她，心涼如水，懷著十分悲痛的心情，回《怨郎詩》旁敲側擊訴衷腸。相傳卓文君又附《訣別書》給相如。

司馬相如看完妻子的信，不禁驚嘆妻子之才華橫溢。遙想昔日夫妻恩愛之情，羞愧萬分，從此不再提遺妻納妾之事。兩人白首偕老，安居林泉。

《漢書》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王闓運：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是“史公欲為古今女子開一奇局，使皆能自拔耳”

陳銳：“讀史記，疑相如文君事不可入國史，推司馬意，蓋取其開擇婿一法耳。”

錢鍾書：“目光如炬，侈談‘自由婚姻’者，蓋亦知所本。”

卓文君是個能詩善畫的女才子，恐怕是可以推斷的。明代人胡應麟論及漢魏間夫婦俱有文詞而最名顯者，首推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參見《詩藪》外編卷一。

據《西京雜記》卷三記載卓文君作《白頭吟》，此說似不足信。《白頭吟》最早見於《玉台新詠》，另有《宋書·樂志》載晉樂所奏歌辭。兩篇內容大致相同，後者篇幅較長。《樂府詩集》一併載入《相和歌·楚調曲》。另據《宋書·樂志》看來，它與《江南可採蓮》一類樂府古辭，都同屬漢代的“街陌謠謳”，帶有濃厚的民歌色彩。《樂府詩集》和《太平御覽》也都把它作為“古辭”。《玉台新詠》題作《皚如山上雪》，非但不作為文君的詩篇，就連題目也不叫《白頭吟》。惟有《西京雜記》有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之說，然而卻不著錄歌辭。清人馮舒在《詩紀匡謬》中也力辯其偽。因而這或許是一首來自民間的作品，或許文君自有別篇也未可知。

歷史學家王立群的觀點：郭茂倩所著《樂府詩集》當中記載的《白頭吟》絕非卓文君所寫，這是兩首五言詩，但西漢中期不可能產生這麼成熟的五言詩。

《怨郎詩》顯然與卓文君無關，“百無聊賴”一詞在卓文君死後數百年才出現，且當時轉世這一說法並未流入中原。歷史學家王立群的觀點，數字詩應該是宋末以後出現的，因為那是元曲風格。

對於卓文君所寫的《絕別書》，據《西京雜記》說“文君為誄，傳於世'”，可不載其辭。《司馬相如誄》原載明人梅鼎祚《歷代文紀》，然而出處不詳。據前人考證看來，《司馬相如誄》一文當是後人偽托。參見清人嚴可均校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卷五十。另外，《藝文類聚》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所記稍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