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小說

為探討某種社會問題而創作的小說。它與問題劇一樣，都是“五四”時期開始出現的文學現象。當時以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兩大思潮的傳播為背景，形成了文學必須接觸現實人生問題的啟蒙主義主張。俄國文學、東歐文學、北歐文學特別是易卜生密切關心社會現實問題的進步傾向，也影響並促成了中國問題小說的興盛。周作人說；“問題小說，是近代平民文學的出產物。這種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論及人生諸問題的小說。”(《中國小說里的男女問題》)陳望道、沈雁冰等認為：問題小說就是“以勞工問題、子女問題以及倫理、宗教等等問題中或一問題為中心的小說”(《問題小說》)。魯迅從《狂人日記》開始的短篇小說，如他自己所說，“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每周評論》上胡適的小說《一個問題》，《新潮》上的小說像汪敬熙的《誰使為之？》，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苦痛？》，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晨報》上冰心的《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去國》等，都是較早出現的問題小說，有的連題目都帶著問號，由於作者思想傾向不同，初期問題小說中有一部分作品專以“美”和“愛”作為解決問題的鑰匙，大部分則並不提供答案，是所謂“只問病源，不開藥方”；而“不開藥方”本身，也正是問題小說的特點之一。

問題小說在“五四”時期的流行，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識青年的覺醒。它是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一種需要，又是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一種結果，後來，問題小說也體現著作家密切關心現實這一優良的傳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趙樹理就把自己的小說也叫做“問題小說”。他說:“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的新時期，許多作家解放思想，通過自己筆下的藝術形像，對以往的歷史經驗進行嚴肅的探索和總結，作品往往以其強烈的哲理性而引人深思。因而也被稱之為“問題小說”。

問題小說形成潮流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現實人生有問題而人們開始思考人生問題。

五四以後的中國並不是一個充滿青春氣象的中國，而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慘狀。

而新文化運動又啟蒙了中華民族，人們就開始思考怎樣是健全的社會，理想的人生等問題。這些問題又迫使小說家去探索去回答。

二是外國文學的影響，尤其是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大量的歐洲、俄國的表現社會與人生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

其思想令中國青年耳目一新，導致中國式的問題劇的風行，也直接推動了問題小說的創作。

一般來說，凡是明確地接觸某一社會現實或是人生現象，有意識地提出問題、甚至試圖解答問題的小說，都可謂之“問題小說”。它與問題劇一樣，都是“五四”時期開始出現的文學現象。當時以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兩大思潮的傳播為背景，形成了文學必須接觸現實人生問題的啟蒙主義主張。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表現和思考的主要是“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的問題”，核心是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與此密切相關的的是個性自由、戀愛婚姻、倫理道德、婦女解放等社會問題，還有些作品涉及了勞動人民的疾苦、軍閥混戰所帶來的災禍以及兒童問題、教育問題、勞工問題等等。

俄國文學、東歐文學、北歐文學特別是易卜生密切關心社會現實問題的進步傾向，也影響並促成了中國問題小說的興盛。

周作人說：“問題小說，是近代平民文學的出產物。這種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論及人生諸問題的小說。”（《中國小說里的男女問題》）陳望道、沈雁冰等認為：問題小說就是“以勞工問題、子女問題以及倫理、宗教等等問題中或一問題為中心的小說”（《問題小說》）。魯迅從《狂人日記》開始的短篇小說，如他自己所說，“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每周評論》上胡適的小說《一個問題》，《新潮》上的小說象汪敬熙的《誰使為之？》，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苦痛？》。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晨報》上冰心的《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去國》等，都是較早出現的問題小說，有的連題目都帶著問號。由於作者思想傾向不同，初期問題小說中有一部分作品專以“美”和“愛”作為解決問題的鑰匙，大部分則並不提供答案，是所謂“只問病源，不開藥方”；而“不開藥方”本身，也正是問題小說的特點之一。問題小說在“五四”時期的流行，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識青年的覺醒。它是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一種需要，又是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一種結果。後來，問題小說也體現著作家密切關心現實這一優良的傳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趙樹理就把自己的小說也叫做“問題小說”。他說：“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的新時期，許多作家解放思想，通過自己筆下的藝術形象，對以往的歷史經驗進行嚴肅的探索和總結，作品往往以其強烈的哲理性而引人深思。因而也被稱之為“問題小說”。

問題小說代表作家：冰心

我只想把我所看到聽到的種種問題，用小說的形式寫了出來。

－－冰心：《從“五四”到“四五”》

五四運動，這個奔騰澎湃的運動，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思潮。正是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把一代敏感的、正直的青年知識分子，卷出了家門和校門，使他們走進了社會。而當他們走進了社會活動的旋渦，他們就必然會用年輕的頭腦，來觀察、審視社會的痼疾和問題，並開始思考著、探索著改變社會現狀的途徑和方法。

十九歲的女大學生冰心，這時已經長成為一個溫柔、沉靜的大姑娘，她有著小巧玲瓏的身材，一張豐滿的鵝蛋臉，一雙細長的、明亮的丹鳳眼裡，射出聰慧的、探究的光芒。

有多少問題擺在這位女大學生的面前，困惑著她的心，又引動著她的思索，誘發著她的感慨啊：外國列強的侵略；軍閥混戰；貧富懸殊；封建制度、封建家庭對青年的壓迫和摧殘；婦女問題；家庭問題；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等等，等等。真是內憂外患，無所不包。

冰心的問題小說的發展

1、“問題小說”起步，表現了探究人生意義的熱忱。代表作《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揭露了“舊社會、舊家庭的不良現狀”。

2、宣揚愛的哲學。如果說初期“問題小說”只是問病源，不開藥方。《超人》則標誌著冰心對種種社會問題開出了她的“藥方”－－這就是“愛”的哲學。《超人》《煩悶》《悟》構成了冰心“愛的三步曲”，愛的核心是“母愛”。

冰心小說

3、冰心的思想中萌發的某種階級觀念。《分》將教授與屠夫的孩子從同一個產院的嬰室“分”道揚鑣的不同前途加以比照，透露了作者思想中開始萌發的某種階級觀念。

家庭問題一直是年輕的女作家冰心關注的問題。但是，家庭悲劇並不只是限於夫妻之間，它有時也發生在父與子這兩代人中間，而當家庭矛盾是以兩代人的衝突表現出來的時候，家庭問題就與青年問題交織在一起了。冰心有個非常開明而且非常愛她的父親，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借用一個當代的名詞，決不存在著“代溝”。但是，“五四”時代的青年，能夠生活在這樣家庭里的幸運兒，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青年愛國學生，都會受到封建家庭的限制和壓迫。

斯人獨憔悴

《斯人獨憔悴》冰心十分同情和理解家庭處境不佳的同時代人，她想代替這些人說幾句心裡話，所以，她在寫完了《兩個家庭》之後，又寫了一篇名為《斯人獨憔悴》的小說，發表在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報》上。她在這篇小說里，寫了兩個愛國、進步的青年學生穎銘和穎石兄弟，與他們的專橫暴虐的漢奸父親之間的衝突，這個代表著封建保守勢力的父親太兇狠專制了，穎銘、穎石兄弟只與他交鋒了一個回合就敗下陣來，從熱血的青年無可奈何地後退到了封建軍閥的順民，雖然苦悶、“憔悴”，但也無法可想了。這種青年一代向老年一代妥協的悲劇，如果是發生在女兒和父親之間，結果恐怕就要更慘了。

秋風秋雨愁煞人　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負、有聰明才智的年輕姑娘，被封建家庭，用包辦婚姻這條繩索，毀滅了前途，甚至毀滅了生命。只要有年輕姑娘的地方，就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冰心生活在一個尊重女兒、愛護女兒的民主化的家庭里，不會遇見這類問題，但是，許多發生在同輩女孩兒身上的類似的悲劇，卻使冰心觸目驚心。她很同情遭到這種命運襲擊的女性，在她寫的短篇小說《秋風秋雨愁煞人》里，就寫了三個年輕的女性，她們是同窗好友，都有相似的理想和抱負，但是一個過早地病逝，另一個名叫英雲的，本是一個道德、學問都極其卓越的姑娘，志向很遠大，性格很清高，接受了“五四”時期的新思潮的影響，很想在青年時代為國為民做一點事情。她又長得極美，有一種超群曠世的風度，所以深得女同學們的喜愛。但是，在她高中畢業的前一年，正當她幻想著要繼續深造，好好研究一些高深的學問，以便將來更好地試試身手，為社會服務，並用此正大光明的手段，來贏得人們的敬重的時候，她的見識淺薄的父母，卻執意地把她許配給了她的表兄作妻室，因為她的姨父－－她未來的公公，是個司令，家裡極其闊綽，英雲的父母便以為女兒的終身有托，將來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所以根本不徵求她本人的意見，就把她許配出去了。不料英雲卻是一位很有見識的女性，她對那種官僚家庭很看不起，對那種成天用打牌、聽戲、赴宴會等等打發光陰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對那種婢媼成群，車馬呼擁的氣派，一點兒也不羨慕，覺得過這樣的日子比囚徒生活還要難受。

去國

但是最使冰心同情的，恐怕還是那些學有專長卻報國無門的青年知識分子們。他們到英美等國去留學，學 成后都興沖沖地回到祖國，想干一番事業。但是，他們發展實業的種種計劃，都不約而同地被官僚機構碾成了粉末。上面的總長不停地更換，技術幹部如果在人事上沒有後台，就會變成宗派傾軋的犧牲品。國家的這種現狀，好比一瓢瓢冷水，相繼潑灑到他們赤熱的心頭，使得他們的心逐漸地變為死灰。這種現象引起了冰心的注意和深思，她為此而寫出了《去國》這篇小說，發表在1919年11月22日至26日的《晨報》上。有的留學生看了她的《去國》，立刻給發表這篇作品的《晨報》，寫來了題為《讀冰心女士的〈去國〉的感言》的文章，文章傾訴了他的所感，所見，所聞，都如小說中的人物英士一樣，有著類似的感慨和苦悶。正因為這篇《去國》提出的問題普遍存在於社會，所以該文作者十分痛切地說道：“對於這篇《去國》，我決不敢當它是一篇小說，我以為它簡直是研究人才問題的一個引子。”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享年99歲，福建長樂人，原名謝婉瑩，筆名冰心。現代著名女作家，兒童文學作家，詩人深受人民的敬仰。

葉聖陶，現代著名作家、語文教育家、編輯家、出版家、政治活動家，我國第一位童話作家。原名葉紹鈞，字聖陶，筆名葉陶、聖陶、斯提、桂山等。生活在江南水鄉－－蘇州。葉聖陶的作品中易讀性是一個顯著特徵。它意味著讀者更有效率的感知和理解文章內容。作為一名記者，葉聖陶作中強調詞語的運用。這大概是因為在他做編輯之前，曾作了10多年的教師的緣故。他認為文章是為讀者而作的，同時他把文章看作是讀者與作者交流的工具。當時的作者面臨的一個巨大問題是他們不是擁有優秀寫作技巧的素養。他們的表達是不準確且意義模糊的。只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夠欣賞他們的文章。作者不注意實用的重要性。因此，文學作品難於被普通大眾接受。

葉聖陶認為一個人只有把文章寫得實際且易於理解，他才能夠去只寫一些風雅作品。如果讀者不理解文章內容，文章就毫無用處。

在葉聖陶的作品中，他記述了許多知識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被剝削者，是沒有能力反抗的社會底層的人。葉聖陶在他的作品中一貫反映著真相與現實。他在自己的小說如《火災》、《線下》和《稻草人》中表達了自己的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這些文章聚焦於社會底層人民的痛苦生活。他的廣受讚譽的小說《倪煥之》就記述了一位知識分子的悲情生活。

《倪煥之》是他唯一的長篇小說，發表於1928年。茅盾稱之為“杠鼎之作”。它通過一個大的時空跨度去展示社會生活。小說從辛亥革命發生寫到大革命失敗。寫了十幾年的歷史變遷，包括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大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再現了這十年間中國社會從鄉鎮到都市的現實生活。》）《倪煥之》重現了五四青年的理想與現實矛盾的悲劇處境。是現代文學“知識分子心裡變遷史”中的重要一章。

趙樹理（1906－－1970），原名趙樹禮，山西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著名小說家、人民藝術家。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沁水縣貧苦農民家庭，在農民中長大，他不僅了解農民，也熱愛和深通農民的藝術。青年時代外出求學和流浪，曾就學於長治的山西第四師範學校，接觸到新文學和左翼文學，受到影響。

趙樹理將自己的小說定義為“問題小說”，其所針對的，都是他“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換言之，趙樹理的創作，總是有著極強的現實感；贊成什麼、反對什麼，總有其現實依據，趙樹理覺得合作社應該擴大，也同樣自有其現實依據－－趙樹理親自參與了山西長治專區的合作化試驗，試驗所取得的“良好”效果，看來正是他贊成合作化的主要原因。

趙樹理在1940年代創作的小說，特別是其長篇《李家莊的變遷》，無疑給我們提供了杜贊奇所謂“贏利型經濟”在中國農村中的生動“樣板”－－正是因為有了這批人的存在，農民們的生存才變得如此艱難。

趙樹理還在忙於計算“戶”的得與失的經濟賬的時候，對於“戶”的政治賬的核算已經被提到了更為緊要的地位－－1963年，話劇《千萬不要忘記》迅速“流行”全國，它所反映出的對於“日常生活”、“小天小地”的深刻“焦慮”，正預示出更為激進的意識形態洪流的到來。

9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文壇，湧現出了、並正在繼續湧現一批反映當前現實社會的問題小說。先是有所謂“新現實主義”衝擊波，其代表作家是人稱“三駕馬車”的談歌、何申、關仁山（除了他們三人以外還有劉醒龍）。他們的作品受到評論界的極大關注，引起熱烈討論。98年左右，文壇上又出現了所謂“社會問題文學”或“社會問題小說”的提法，比如受到輿論矚目的所謂“下崗文學”、“打工文學”等等。

80年代知識分子那種對於改革開放的熱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嚮往，已經被一種欲說還休的現實苦澀感所取代。改革的現實遠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到處鶯歌燕舞，而是光明與陰暗共生、進步與挫折交織。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90年代中期的社會問題小說，在評價態度與價值取向上充滿了矛盾與分裂、迷惘與痛苦。它既表現在一批新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比如邱華棟的小說表現的知識分子面對充滿慾望也充滿墮落的城市時的迷惘與失落），也表現在一些以國有大中型企業或鄉鎮村社為題材的小說中（如談歌與劉醒龍的作品所表現的歷史進步與道德退化的二律背反）。如果說80年代的作家們是熱情洋溢地呼喚改革的理想，那麼90年代的作家則是迷惘苦澀地面對改革的現實。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許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現的物質與精神、歷史與道德之間的深刻二律背反。這對於我們充分認識社會轉型的複雜性與艱巨性無疑是極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