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唐詩合解

王堯衢，字翼雲，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事迹不詳，《古唐詩合解》有堯衢自序，寫於雍正壬子年季春之月，即雍正六年（1728），推算起來，當生活在康熙、雍正年間。

總集的出現最早可上溯至晉代杜預的《善文》和摯虞的《文章流別》。從《隋書》到《四庫總目》均以後者為先，駱宏凱於此有所駁正，云：“最初選集列代之文以成一書者，當自晉杜預之《善文》始。……《隋志》列摯虞《文章流別》為總集之始，雖不免數典忘祖之嫌，然其書分集與志、論三種……歷代選家誠未有似此詳備者。”（《文選學》“纂集第一”）文章多了，必然會出現總集，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宗旨不外乎二，即如四庫館臣所云，一則網羅放佚，一則刪汰繁蕪。前者是由少而多，是傾力搜羅、集腋成裘的工作；後者是由多而少，是佳中擇優、平中取奇的工作。我國是詩的國度，詩歌一類，最早的總集是春秋時期的《詩經》，其後成就較大的當為梁代的《玉台新詠》這與建安以來、特別是齊梁以來詩歌數量的大增分不開。

詩至唐而盛，唐詩數量極大，選集自然也就很多，當時就有唐人選唐詩，其後歷代唐詩總集層出不窮，浩如煙海，這之中，王堯衢的《古唐詩合解》是明清以來諸多選本中流布較廣的一種。然而，是書雖流傳較廣，王氏的詩學思想卻較少有人加以關注，這與相關材料的匱乏不無關係。因此，通過對讀書選詩標準的審視來考察王氏的詩學思想便成了一個重要而可行的途徑。

選集反映個人價值取向

《四庫總目》《御選唐詩》條云：“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撰錄總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結尚古淡，《篋中集》所錄皆古淡；令狐楚尚富贍，《御覽詩》所錄皆富贍。方回尚生拗，《瀛奎律髓》所錄即多生拗之篇；元好問尚高華，《唐詩鼓吹》即多高華之制。”顯然，選家的審美取向對其擇取作品會有直接的影響。

唐詩之妙，可謂美不勝收，王堯衢更欣賞哪一類呢？對此，作者在該書“凡例”中有較為明確的表述，即“唯取格調平穩，詞意悠長而又明白曉暢，皆人所時常誦習者，載入茲篇。”這是王氏的選詩標準，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審美情趣。

該書受其他思想的影響

明清之交的詩歌思想以王夫之、錢謙益、葉燮等人為代表。其後的康雍乾三朝則以神韻、格調、性靈、肌理四派影響最大。遍觀清初至康熙年間詩論諸家，與王堯衢詩學觀關係密切的有三個人，即葉燮、沈德潛和王士禎。其中，王堯衢與葉燮的詩學思想淵源至深，承繼關係最為密切。詹福瑞先生在《唐詩合解箋注》一書中對此已有較為全面的闡釋，故不再贅述。這裡需略加考辨的是沈、王二人對王堯衢的影響。沈德潛論詩力主“詩教”和“溫柔敦厚”，其“格調說”是清中葉較有代表性的詩歌理論派別之一。

在宗唐宗宋的問題上，沈氏更偏重於學唐？這與葉燮的宗宋不同?，他認為“詩至有唐為極盛”（《古詩源序》），對唐詩推崇備至。這與王堯衢的詩學觀頗為相類，王氏選注唐詩即帶有濃厚的宗唐色彩，他在《古唐詩合解·凡例》中說，“詩至唐而諸體皆備，唐以後至今，皆本唐詩以為指歸。”“夫詩體多變……至盛唐而極其盛。”同時，兩人又都對唐詩與古詩的源流關係給予高度重視。沈德潛在《古詩源序》中說：“詩至有唐為極盛，然詩之盛非詩之源也。”“唐詩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詩又唐人之發源也。”這亦與王氏的思想相類，他在此書的“凡例”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而且，王氏將古詩與唐詩合為一編，這本身即可說明問題。此外，他對“格調平穩，詞意悠長”之作格外青睞，這又與沈德潛“格調說”的主張略為近似。《古詩源》成書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比《古唐詩合解》早約十年。聯繫到沈氏與葉燮的師生關係這一因素，我們似應對沈德潛的影響給予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