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必業

1930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2年1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0年3月參加革命工作，曾任江西省吉安縣陂頭區漢陂村團支部書記。

1930年9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0年至1933年，在紅四軍政訓隊學習，任通信員、政治部幹事，紅四軍十師政治部青年科科長。

1933年至1937年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幹事、技術書記、指導員、宣傳隊隊長、直屬隊俱樂部主任、政治部總務處處長。參加了長征。

1937年至1945年任八路軍第115師政治部總務處處長，115師教導大隊政治教員，115師直屬隊政治處副主任、主任，115師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山東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山東軍區教導團第一團政治委員。

1945年至1948年任山東軍區第一師政治委員，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一師政治委員，第一縱隊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

1948年至1950年任東北野戰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八軍政治委員，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十三兵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1950年至1955年任中南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幹部部部長。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5年至1957年任解放軍政治學院副教育長兼政治部主任、教育長兼政治部主任。

1957年10月至1958年10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志願軍黨委副書記（1957年12月起）。

1958年11月至1959年11月任濟南軍區副政治委員、軍區黨委常委（1959年2月起）。

1959年12月至1960年12月任濟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軍區黨委常委、第三書記（1960年3月起）。

1960年4月至1963年12月任中共山東省委常委。

1960年至1966年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1961年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

1966年至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

1974年12月至1982年9月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總政治部黨委第二書記（1975年8月起）。

1975年1月、1978年3月相繼當選為第四屆、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其間：1979年11月前為中央軍委列席常委。

1982年12月至1985年11月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黨委副書記（1983年1月起）。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任職至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任中央軍委委員（1977年8月至1979年11月為中央軍委委員、列席常委），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中共十三大分別增選、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02年10月14日在北京逝世。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1955）。原名梁必滉，字朗山。抗日戰爭期間改名梁必業。1916年3月7日生於江西省吉安縣純化區渼陂村（現為吉安市青原區文陂鎮渼陂村）。讀過4年小學。后因家貧輟學，在雜貨店、藥店學過徒，沿街叫過賣。1929年參加兒童團，先後任鄉、區兒童團團長、副團長。同年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任村團支部書記兼少年先鋒隊指導員。1930年10月，與父親梁興教（共產黨員）一同報名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曾在紅4軍辦公廳政訓隊當學員，紅4軍辦公廳任交通兵。1931年10月入瑞金列寧青年學校學習，聆聽過毛澤東、周恩來講課。翌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後任紅4軍政治部科員，第10師政治部青年科長，紅1軍團政治部政治指導員、宣傳隊隊長，直屬政治處總支部書記，紅1軍團政治部總務處處長。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長征和東征、西征戰役。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第115師政治部總務處長、直屬政治處主任、第115師和山東軍區組織部長，山東軍區教導團政治委員、第1師政治委員。先後參加陸房突圍、沂蒙山區反“鐵壁合圍”、山東軍區1944年和1945年春夏季對日、偽軍攻勢作戰及大反攻。抗日戰爭勝利后赴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第1師政治委員。與師長一起指揮所部參加了秀水河子殲滅戰、四平保衛戰、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和東北1947年夏季攻勢作戰。1947年9月，任東北野戰軍第1縱隊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次年3月任第1縱隊政治委員，11月任第四野戰軍第38軍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了遼瀋、平津、宜沙、衡寶、湘西、廣西等戰役。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南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政治學院教育長兼政治部主任。1956年9月入中央黨校研究班學習。1957年9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0月赴朝到職后，為做好志願軍撤退回國工作，深入一線部隊調查研究，並主持起草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尊重朝鮮政府愛護朝鮮人民公約》和《撤軍政治工作30條》，頒發部隊遵照執行。1958年10月回國后，任濟南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1960年12月起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長，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總政治部副主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等職。是一位在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戰線上耕耘了50多個春秋的高級指揮員，為人民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建設做出了貢獻。1985年退出現役，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編輯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副主任。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1955年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軍事科學院原政治委員梁必業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2年10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江澤民、胡錦濤、遲浩田、張萬年、劉華清、趙南起、李德生、肖克、楊成武、張震等，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梁必業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梁必業1916年3月7日生於江西廬陵縣（今吉安市青原區）文陂鄉渼陂村一個農民家庭。1922年入本村國民小學念書四年。1929年1月，到離家20裡外的羅家圩一家糧雜店當學徒，當年參加鄉兒童團任團長，不久任區兒童團副團長。9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任團支部書記兼少先隊指導員。1930年1月，紅四軍軍部進駐陂頭村，朱德在義倉閣北山坡上召開的群眾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中共吉安縣純化區委設在渼陂村，區委書記毛澤覃對梁必業的影響很大。期間，梁必業參加了青少年骨幹訓練班學習，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在紅軍九打吉安中，梁必業率領100多少先隊員配合大部隊攻城。10月，紅軍佔領吉安，梁必業和父親梁興教一道報名參加紅軍。父子參軍的事故在當地傳為佳話。

梁必業參軍后至1930年11月，入政治訓練隊學習，結業后被分配到紅四軍政治部當交通兵，一個月後任副班長。1931年4月，任軍政治部服務員，負責文書雜務工作。期間，由團轉入黨任黨支部宣傳委員。9月，任紅四軍政治部政務科科員兼直屬隊委技術書記，分管打土豪、籌款和直屬隊委文書工作。11月入瑞金列寧青年學校學習，畢業成績全校第二。

1932年1月，梁必業任紅四軍十師政治部青年科長。長征途中兼任紅一軍團政治部政治指導員。1936年1月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隊長，受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鄧小平直接領導。鄧小平曾讚揚說：“宣傳隊是我們培養訓練政工幹部的好地方。”7月，任軍團直屬政治處俱樂部主任，不久任總支部書記。1937年2月，任軍團政治部總務處長。

晉魯抗戰初期，梁必業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總務處長。1939年調任直屬隊政治處主任，在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直接領導下工作。1940年1月，任一一五師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為“建立鐵的模範軍”做了大量的部隊組織工作。1941年11月，日偽軍5萬人對山東沂蒙地區發動大“掃蕩”。在反掃蕩中，著名的“留田突圍”后，一一五師重返沂蒙山區堅持鬥爭。經過50多天的軍民共同奮戰，粉碎了日偽軍的所謂“鐵壁合圍”。1942年3月，任山東軍區教導團政治委員。抗戰結束后，任山東人民解放軍一師政治委員，奉命挺進東北后，改任東北民主聯軍一師政委。

國民黨為了搶佔地盤，一方面佯裝停戰，一方面又開始向東北解放區進攻。1946年梁必業所在的東北民主聯軍一師奉命主攻秀水河之敵2月，第二天圓滿結束戰鬥，取得了進入東北后的第一場殲滅戰的勝利。師長梁興初與梁必業率部在2月至5月間，完成鐮刀灣、肥牛屯阻擊戰，大窪、金山堡伏擊戰和四平保衛戰等戰鬥任務。又取得了拉法、新站戰鬥的重大勝利，有力地促進了東北解放戰場戰局的轉機。1947年1月，民主聯軍一師編入東北野戰軍第一縱隊，三渡松花江展開“三下江南”戰役。1月6日的張麻子溝戰鬥，一師僅用半個小時便全殲國民黨“王牌軍”新一軍一一三團團長王東籬以下1128人。受到聯軍總部通令嘉獎。此後，參加了夏季攻勢、四平攻堅戰、攻打錦州、瀋陽等一系列戰鬥。1948年10月28日，時任一縱隊政治委員的梁必業，指揮部隊參加了遼瀋戰役最後一仗——攻打瀋陽城，此戰攻佔了國民黨東北“剿共”總司令部，俘敵萬餘。

1948年11月1日，一縱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八軍，李天佑任軍長，梁必業任政委、軍黨委書記。1949年1月14日，三十八軍總攻天津戰役，打死打傷國民黨軍1790餘人，俘敵4700餘人。之後，梁興初任軍長，與之率部南下作戰。長驅2000餘里，從湖北宜沙突破長江進入湖南、廣西、雲南，出色完成了遠距離戰役迂迴作戰任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後任中南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第一副主任兼幹部部部長，解放軍政治學院教育長兼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委任命梁必業為志願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濟南軍區副政委、第二政委，主持軍區黨政工作。1960年12月，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長，后又兼任解放軍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1965年12月，被打成“羅（瑞卿）梁反黨集團”，撤銷總政副主任等職務，列入中央專案審查。1969年11月被押安徽蟠龍墩農場監督勞動。1979年10月複查平反。1972年4月，在葉劍英過問下回北京。1973年1月恢復黨組織生活。1974年12月恢復總政副主任職務，兼臨時黨委副書記，後任總政黨委第二書記。1982年11月，梁必業任軍事科學院政委。1985年12月，退出現職領導崗位。1986年，回到闊別56年的故鄉。

1949年，解放戰爭的炮火已經響徹華北大地，最後的決戰和勝利幾乎同時向人民解放軍走來了。遼瀋戰役后，梁必業隨東北野戰軍入關。1948年11月1日，中央軍委頒發《關於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定》，梁必業所在的東北野戰軍第一縱隊改成為軍，他也由縱隊政治委員，改任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八軍政治委員。1949年開始的日子，38軍奉命攻打天津，以5個師的兵力，部署在主攻方向上。

1949年1月13日的夜晚，北風呼嘯，天寒地凍。整個天津城在這刺骨的嚴寒中似乎凝固了，不見一絲燈光。高度緊張的國民黨城防陣地戒備森嚴，比以往顯得更加不安。然而就在這神秘的靜謐中，人民解放軍38、39軍並肩進入天津城西的主攻陣地，將槍炮指向了敵人。1月14日10時，總攻開始。群炮轟鳴，和平門到西營門一帶霎時變為一片硝煙火海。僅僅過了15分鐘，梁必業在軍指揮部便接到113師的報告，突擊連337團3連突破西營門，把第一面紅旗插到了天津城上。

天津城的守敵號稱有10萬餘人。在遼瀋、淮海戰役人民解放軍取得全面勝利的形勢之下，華北國民黨軍傅作義集團如驚弓之鳥，處於或退或守的猶豫之中。而平津戰役的第一階段，人民解放軍即完成對張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的分割包圍，切斷國民黨軍西撤綏遠和海運南逃的通路。敵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困獸猶鬥，幻想著憑藉天津堅固的城防工事，與解放軍再作最後的一搏。天津街道橫豎不規，道路狹窄，不便機動。初到天津的人簡直很少能儘快摸清東西南北。解放軍兩個主攻師的部隊一進到永旺寺街、邢家衚衕、清化寺街東口一帶，就走錯了方向，插亂了建制，擠在不到兩華里的正面上，戰鬥受阻。敵人卻憑藉高樓地堡進行頑強抵抗，並不斷組織反擊。戰鬥進入白熱化程度。梁必業手中的電話不時中斷，前邊傳來的情況時斷時續。軍長李天佑、副軍長曹里懷都十分著急。

這時副軍長曹里懷覺得必須到前面去了解和掌握情況，應急處置。梁必業沉吟片刻，表示同意。李天佑打仗向來喜歡靠前指揮，本想自己去，但三個軍指揮首長中只能去一個。政委同意了，也不好再爭。李天佑拿起電話向天津前線指揮部參謀長劉亞樓報告，劉亞樓說：“我正好也有這樣的考慮。要派指揮員到第一線去。”曹里懷帶著參謀和兩個警衛員沿113師突擊的路線奔向城內。敵人稀疏的炮彈不斷在周圍爆炸。進城不遠，他們在花園大街找到了113師指揮所。指揮所里只有師長賀東生和政委王樹君兩個人。副師長和參謀長都到前面去了。各團的幹部也分頭下到了營里去掌握部隊。情況和曹里懷預計的差不多。開始，部隊由於發展過快，電話兵跟不上架線，情況報告不上來，各級指揮員都靠前指揮了。

“我們也必須到前邊去”，曹里懷對賀東生說。賀東生當團長時就是出了名的烈性子，只要聽到槍聲就想甩掉棉衣往前沖”這時正在著急呢。王樹君說：“你們都走了，指揮所怎麼辦？”曹里懷說：“天塌了，由你頂著。”三個人哈哈大笑。曹里懷和賀東生出了師指揮所，恰好有兩輛剛剛繳獲來的裝甲車停在那裡。他們都是過去見過敵人的裝甲車，但誰也沒摸過，更別說坐。當時曹里懷看著這新鮮玩藝，回頭對賀東生說：“坐這傢伙去，怎麼樣？”

他兩個和隨從人員都鑽進了裝甲車。這的確有一種十分新奇的感覺。周圍槍聲不斷，子彈橫飛，不時打在車上噹噹作響。曹里懷對賀東生說：“這玩藝兒還是有點作用，比你光膀子上前線好多了。”賀東生說：“好是好，就是太悶人，哪有我在下面跑著痛快！”賀東生說著就把車門給打開了，恰好這時一顆流彈飛來，“當”的打在車門上。警衛員連忙又把車門關上。

進入老城，裝甲車走到一個衚衕里。前面是一個丁字形街道，街上光禿禿的，敵人的一個大地堡封鎖了街道，戰士們被堵在衚衕里無法出去。曹里懷看看地形，恰好可以利用裝甲車打一下衝鋒。便喊：“我來給你們開路！”裝甲車拐出衚衕，沿著空蕩蕩的街道直衝了上去，幾挺機槍猛烈射擊，戰士們一擁而出，殺聲震天，很快解決了當面之敵。走在後面的幾個戰士調皮地用槍托敲敲裝甲車，喊著說：“同志們，告訴你們指導員，該給你們記一功！”車裡的參謀、警衛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賀師長的警衛員小張下車沖他們喊道：“什麼指導員！車裡坐的是二○三首長。”戰士們愣了一下，立即高興地叫起來：“同志們，車裡坐的是二○三首長。快衝呀！”部隊的情緒大振。

15日凌晨，梁必業和軍長李天佑踏上金湯橋。經過29個小時的激戰，人民解放軍全殲天津國民黨守軍13萬餘人，俘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解放天津市。

1976年1月，正當“四人幫”猖狂時，葉劍英元帥稱讚梁必業說：“梁必業同志肩膀硬，是個好同志啊!”

1961年梁必業任總政副主任時，在羅榮桓元帥的直接領導教育下，就曾對林彪的一些錯誤觀點提出質疑。這年一月份，他在總政一次辦公會議上，爽直地傳達了羅帥與他談話時講的：“帶著問題學，就是要到毛選中去找答案。這樣提不適當。比如，兩口子吵架，發生了問題，如何到毛選中去找答案？還是應當學習立場、觀點、方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就指名批鬥梁必業。他被批鬥、關押、勞改長達8年之久。這期間，無論怎樣批鬥他，或者要他寫交待材料，他都沒有對林彪寫一句檢討的話，沒有說一名對林彪稱讚的話。在那種特殊的年代，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錚錚鐵骨！

1975年初，時任總政治部主任職務的張春橋，提出反“經驗主義”，矛頭直指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時為總政副主任的梁必業，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堅持總政決不發“反經驗主義”的文件。當時，我負責《解放軍報》工作，梁必業對我說：“《解放軍報》一定不要宣傳反經驗主義”。同年秋，紀念紅軍長征勝利40周年時，梁必業又指示我：“《解放軍報》要用大量篇幅很好地宣傳長征精神，宣傳黨、軍隊的光榮傳統和老幹部的功績。”後來，張春橋無可奈何地指責說：“又是為老幹部評功擺好。”

1976年春，“四人幫”為了達到篡黨奪權的目的，煽動各個單位開展“大辯論”，就是所謂要發動群眾，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梁必業明確指示軍報，決不要開展大辯論，對“四人幫”的陰謀活動進行了抵制。同年夏，“四人幫”搞突然襲擊，打總政黨委的“悶棍”，點名指責梁必業和總政黨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不適應”、“用不上”，逼總政黨委作檢討，妄圖把總政黨委搞垮。梁必業和總政絕大多數同志堅決頂住了他們的陰謀。

梁必業離開工作崗位后，仍然刻苦讀書看報，在看報時還作筆記，把自己的心得體會記下來。梁必業長期在羅榮桓元帥的領導下工作，對羅榮桓元帥的思想、作風、指示領會深刻，是在羅帥親手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幹部。

對新聞工作的一次談話

梁必業同志任總政副主任期間，對宣傳新聞工作是很關心的。陸恂少將記得在總政宣傳部工作時，有一次和周岩、麻振鐸同志到廣州軍區了解宣傳新聞工作情況，梁必業任正在廣州視察工作。1981年11月27日，我們去看望他，向他彙報了軍區宣傳新聞工作改革的情況，他聽了很高興，同我們談了如何加強宣傳新聞工作的一些看法。

梁必業說：我看到解放軍報11月13日刊登的《優秀義務兵的好母親——趙趁妮》這個報道好。趙趁妮的兒子劉同賓參軍后，幾年的時間裡，劉同賓的奶奶、父親都去世了，母親就是不告訴兒子不讓他回來，讓兒子安心在部隊工作，這個典型多好啊！多感人啊！只要事實準確，這個典型就可以大力宣傳。過去宣傳戎冠秀影響大，那是戰爭時期一個好媽媽的典型，我們今天要樹立一個義務兵好媽媽的典型。

梁必業非常形象地說：宣傳典型光是報道一個消息、寫一篇文章還不夠，要連續報道，要採取一些措施，想辦法突出宣傳。如蘇州老畫家為扣林山邊防部隊送九馬圖，我們就想辦法突出報道，送畫、發照片、請老畫家到北京來、搞英模巡迴報告等。本來九匹馬在牆上貼著，是死馬，奔騰不起來，這樣一搞，九匹馬奔騰起來了，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如，十個女大學生給法卡山邊防部隊寫慰問信，我們就請這十個女大學生的代表到北京作報告，到部隊慰問，戰士派代表去學院看她們，這樣宣傳報道影響就大了。女大學生代表的那個報告很好，我建議大家都要學一下。這樣的典型連續報道就有影響，就有反映。接著上海化工系統青年工人萬人簽名給邊防部隊寫信，北京器樂廠的青年團員寫信慰問邊防戰士，衡陽醫學院一個女大學生主動寫信，要找法卡山邊防部隊一位副連長作愛人。所以做好宣傳工作，要選一些地方上擁軍的典型來宣傳解放軍。宣傳工作要有內容，要真實，還要有一定的形式。當然不是搞形式主義。這次九匹馬的宣傳，沒有一定的形式行嗎？

關於宣傳形式，梁必業接著說：我經常講志願軍送豬的故事，一頭大豬影響小，兩頭小豬影響大。有個單位撤軍時給人民軍送一頭180斤的大豬，是由我們的司務長送給人民軍的司務長，表示了一下我們的心意，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這件事；另一個單位給“人民軍媽媽”送兩頭不到十斤的小豬，連隊派了代表，豬耳朵帶上小紅花，敲鑼打鼓，一路上男女老少看的人很多，還舉行了送交儀式，指導員和“人民軍媽媽”都講了話，媽媽感動得流了淚。誰都知道志願軍給媽媽送了豬。這說明宣傳要有一定的形式，形式好，效果就好。報道九匹馬，這裡派人送，那裡派人接，又把畫家請到北京來，這樣影響就大。題詞的、送畫的、作詩的、簽名寫信的，就有好多，不是就有許多人擁護你了嗎？

梁必業還說：我看電視、聽廣播效果比較好，我的印象每天差不多都有解放軍的報道，每天有一條，這樣影響就比較大，其中有閱兵的、操練的、值勤的、搶險救災的、做好事的等等。我們還學政治、有遠大理想，文化生活，內部秩序，過年過節吃餃子，都可以反映出來嘛！還要反映邊防海島部隊的情況，人民一看解放軍很艱苦，感到能過安寧的生活，是解放軍在保衛著他們。要從各個方面、不同角度宣傳解放軍。也可以通過人武部了解複員軍人，找出典型人物好好宣傳。我看到報上宣傳有個公共汽車司機，同持槍的暴徒鬥爭非常勇敢，這個司機是個複員軍人。幾百萬複員軍人搞得好非常重要，能起好作用，對國家就會有大的貢獻。

此外，梁必業還向我們談了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改進部隊政治教育、辦好軍隊報紙等內容，使我們深受教育。我們當時把梁副主任的意見向主管宣傳工作的華楠副主任和部領導彙報后，他們都很重視，並布置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和貫徹執行。此事雖然已過去20多年，但我記憶猶新。20年來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宣傳新聞工作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變化，但我感到梁必業對宣傳新聞工作的談話中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今天仍有啟示作用，特整理出來供有關同志研究參考，也是對老領導梁必業同志的懷念。

著有《東北解放戰爭中的第一縱隊》（軍事科學出版社）、《我在人民軍隊》（軍事科學出版社）、《軍隊政治工作的學習與實踐》等書籍。還擔任過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編輯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副主任。

與遼瀋戰役紀念館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聯合下發了（廳字【1985】139號）《關於修建遼瀋戰役紀念館的批複》，同意在錦州修建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

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通知》 （組任字【1986】36號）,任命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梁必業為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委員，直接參與領導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的建設工作。梁必業同志先後參加了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會議，參與審定了建築設計方案、陳列大綱細目、陳列藝術設計方案和《攻克錦州》全景畫創作樣稿，協助解決了資金不足等建館工作中的各種重大難題，為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的順利落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時28分，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落成典禮隆重舉行。梁必業同志出席了典禮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