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林

祖父鄭天德，字維克，前清太學生，早年做過小官，晚年在昆玉間經商。父鄭蘭芝，排行第二，自幼飽受儒學熏陶，熱心地方公益事業，關心民眾疾苦，任九龍池公會副會長，在地方上頗有聲望。

鄭林於1917年9月出生在這樣一個世學之家。在這個大家族中，從小耳濡目染，聰明好學，記憶力強。五歲離家寓居昆明玉溪街自家的商號，入昆明市立第十五小學讀書。由於他勤奮好學，謙虛用功，功課很好，順利完成了小學和中學學業，因學習成績優異，常獲學校獎學金。於1935年畢業於省立高中，同時以優異成績考上南京中央大學，隨即輾轉由越南、香港、上海到南京複試，被錄在中央大學農學系。在校期間，他除刻苦讀書外，時時關心國家大事，和進步學生交往頻繁。1937年，中央大學被迫南遷成都，鄭林隨校遷到成都繼續上學。他雖在後方讀書，但民族苦難卻壓在他的心頭，他雖出身富家，但自小就同情窮人，富有正義感，少年即懷大志，要做一番事業。四年的大學生活，更為他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創造了條件。1939年2月，經熊德邵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5月大學畢業，即奔赴革命聖地延安，投身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第一線。在延安，他遇到了雲南同鄉朱家壁、熊翔等熟人。朱家壁親切地稱他“小玉溪”。

鄭林投身革命四十年，解放前曾任中共晉察冀北方分局黨校教育科長、中共龍延懷縣縣委常委宣傳部長、中共宛平縣委副書記、石家莊市第一區區長兼區委書記；全國解放后，歷任石家莊市委辦公室主任、市委統戰部副部長、河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現名中國原子能科學院）黨委書記兼副所長、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等職。

1955年，第二機械工業部遵照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發展我國的核事業、我們也要搞原子彈”的指示，開始籌建新中國的核科研基地六0一廠，即原子能研究院。鄭林於1956年9月由河北省委宣傳部調北京參加物理研究所的創建工作，任副所長、黨總支部書記。1958年成立中共原子能研究所委員會時，鄭林出任黨委第一書記，併兼任副所長職務（所長為錢三強）。同時任二機部（后名核工業部）黨組成員和中國科學院黨委委員，直到1966年7月調中共北京市委止。

從1956年到1966年，鄭林參加了核工業由初創、發展到勝利完成“兩彈”實驗的全過程。他是原子能研究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主持全面工作。原子能研究所培養輸送了大批優秀的科技人才，為我國核科學技術和核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鄭林作為部黨組成員，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自力更生髮展我國核事業的方針，同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合同、撤退專家的行經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積極支持和促進核工業的發展計劃與技術路線，及時溝通上下聯繫，做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報，有效地推動全所工作快速運轉。作為所黨委第一書記，他善於做思想工作，善於做知識分子的工作。他理論水平高，善於分析問題，說話極富感染力，因此能夠團結幹部和群眾，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全面完成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下達的各項科研任務，特別是出色地完成了有關“兩彈一艇”（包括核潛艇核動力堆的初期研製、六氟化鈾、點火中子源、燃耗分析、輕核數據測量等）的大量重要緊急的科研任務。作為副所長，他又分管化學方面的工作，同時兼任全國放射性同位素應用委員會副主任和中國科技大學放射化學系副主任，為學校和科研部門結合培養核科技人才作出了積極貢獻。

鄭林曾於1959年和1960年三次出使蘇聯。兩次持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簽署的全權證書，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權代表，出席設在原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全權代表會議，並簽署有關文件；一次作為考察同位素應用技術，為在我國發展和推廣核技術應用，培養核科技人才，發展我國的原子能事業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1966年7月，鄭林奉組織令調中共北京市委任宣傳部副部長。但是，不到半月，“文革”風起，就被原單位“造反派”以“揪斗走資派”為由帶回批鬥。此後，“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他被被批鬥達七年之久，身心受到極大的損傷。但他始終堅信自己是清白的，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1973年8月，二機部終於結束對他的“專案審查”，獲“解放”被召回北京，安排在北京市科技局任黨委副書記。

鄭林早在艱難的抗日時期就患風濕性心臟病，由於工作繁忙，從未好好治療和休息，再家“文革”中所受的迫害，這時身體已十分瘦弱，連家人都幾乎都認不出他來了，本來，他完全有理由不上班，到療養院或在家閑養，可他是一個組織紀律性很強的老黨員，對待個人問題從不患得患失，一切服從黨安排。組織對他的多次調動和安排，從未有過一次異議，總是愉快地接受下來。這次，他又忍著病痛，以頑強的毅力，挑起新的工作擔子。

由於他上班地點遠，局裡要為他派車（“文革”前他就是十級幹部，完全有理由用公車），但他堅決不用公車，每天擠公共汽車上班，以至每天往返費時近三小時，一次擠車摔傷腿，還跛著去上班。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市科技局的任務更加繁重。鄭林不顧嚴重的風濕性心臟病，把醫生開的病假條偷偷撕掉，投入北京的抗震預報領導工作。整天吃住在抗震辦公室和防震棚里，聽取和研究有關地震預報的情況。緊張的工作和艱苦的生活，終於使他累倒了，躺在擔架上被送到醫院。

1977年1月15日，他終因勞累過度、心臟衰竭搶救無效，悄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