陂頭會議

本文著重從會議的歷史背景、主要內容及其重要意義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關鍵詞:“二七陂頭會議”；背景；主要內容；意義

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毛澤東、朱德領導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後，贛西南地區的中共組織領導農民舉行武裝暴動，創建工農革命武裝，開闢了若干小塊的紅色割據區域。到1928年春，以東固為中心的“永豐、興國、於都三縣交界處已形成割據”①。東固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人創建的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之一，它的建立在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政權建設和根據地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創造了許多獨特的經驗，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毛澤東曾高度讚揚東固革命根據地的成就，說它是“第二個井岡山”，陳毅稱它為“東井岡”，當時群眾有“上有井岡山，下有東固山”之美稱。

1929年12月，古田會議召開，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建設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古田會議決議。決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當選為前委書記。古田會議結束后，江西、福建、廣東三省的敵人發動了對閩西蘇區的聯合“會剿”，圍攻紅四軍。為了將敵人引出閩西，打破“會剿”，發展閩西蘇區，擴大贛西南根據地，紅四軍離開閩西向贛南和武夷山中部進軍。1930年1月7日，朱德率領紅四軍第一、三、四縱隊從閩西古田向贛南進軍，毛澤東則率領紅四軍第二縱隊挺進贛南。1月24日，紅四軍4個縱隊在寧都東韶會合。在此之前，彭德懷率領紅五軍由湘鄂贛邊也來到了贛西。

兩支主力紅軍不約而同，先後進入贛西南，給贛西南黨的組織和革命群眾以極大的鼓舞。在贛西南的紅軍分兵到各縣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促進了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然而，在鬥爭劇烈和繁重的任務面前，贛西黨組織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贛西特委委員李文林為代表的一方，和以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特委委員曾山為代表的一方，在對待時局的估量、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攻打吉安的策略和分配土地等重大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許多實際問題亟待解決。

1930年1月，在遂川雩田召開了中共贛西、湘贛邊特委和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會上贛西特委之間的紛爭和問題未能得到解決。此時，贛西特委在“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各項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頓在半生半死的狀態中。正在這樣黨內政治紛爭不能解決的嚴重關頭中，”②恰逢毛澤東等率領紅四軍已到達贛西永豐的藤田。2月初，當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和新成立的紅六軍軍長黃公略得知這一消息后，馬上派人到藤田，向紅四軍前委彙報贛西的情況。

毛澤東等紅四軍前委聽取彙報后，得知由於贛西特委領導成員間的嚴重思想分歧，使各項主要工作停頓的情況，即根據中共中央第六十號通告關於反對軍閥戰爭和要求紅軍進攻主要城市的精神，紅四軍前委同中共贛西特委和贛南特委商定，為了統一贛西黨內的思想認識，部署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計劃，以紅四軍前委名義致函贛西、贛南兩特委和紅五軍、紅六軍軍委，決定於2月10日在中共贛西特委駐地東固區陂頭村召開聯席會議。前委書記毛澤東等三人組成紅四軍前委代表團，到達陂頭后，即同劉士奇、曾山等著手會議的籌備工作。后因鬥爭、行動問題的急需，會議提前舉行。

在認真進行社會調查和會議籌備的基礎上，1930年2月6日，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和紅軍第五軍、第六軍軍委聯席會議舉行了預備會。由於會議提前召開，從四面八方趕來的黨、政、軍代表，陸續到達陂頭村。2月7日至9日，在陂頭村一棟前後兩進的梁家宗祠召開了正式會議。出席會議代表共有50餘人，他們是：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及熊壽祺、宋裕和；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及曾山、劉和謙、許伯年、胡品；第六軍軍委書記、軍長黃公略及王如痴、姚起華；蘇維埃黨團代表李文林；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第六軍各縱隊負責人；還有東固、純化、延福、阜田、同水、金灘、富田、儒行、儒林、中鵠、水南、水東各區委代表和泰和、吉水中心縣委代表以及陂頭附近區域的活動分子等。紅五軍軍委書記彭德懷及滕代遠因贛江漲水阻隔不能到會，來信委託黃公略、劉士奇兼作紅五軍的代表；贛南特委代表沒來得及趕到陂頭未能出席。朱德因留守藤田主持軍事工作沒有出席，陳毅也因故未能參加。會議推舉毛澤東、劉士奇、曾山為聯席會議主席團成員，主持並領導了這次會議。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政權問題、土地問題、武裝問題、組織問題等，從而確定贛西南黨組織的主要任務及其如何實施。

會上，毛澤東作了目前政治形勢及黨的任務的詳細報告，傳達了中共中央第六十號通告精神和古田會議精神。與會代表聯繫當地鬥爭實際，緊緊圍繞會議的中心議題進行了暢所欲言的討論，特別是對“攻打吉安”和“分配土地”兩個問題的討論非常激烈。經過深入討論，與會代表在對當前形勢、敵我態勢、紅軍任務、土地分配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見，解決了贛西南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明確提出了贛西南黨的三項主要任務

會議對國內外政治形勢進行了分析和估量。大家認為，帝國主義正在積極布置反蘇聯戰爭，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被壓迫群眾共起反抗帝國主義，中國軍閥混戰日益加劇，財經危機遍布全中國，民眾的反抗運動到處發展，紅色武裝鬥爭有了大規模的開展。大家普遍認識到“以江西為中心的閩、粵、浙、贛、湘五省武裝鬥爭形勢，是一個日益發展的形勢，也是擴大土地革命影響於全國各地的鮮明旗幟，他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有力分子，他而且是世界意義上實行著武裝擁護蘇維埃、促進世界革命的有力分子。”③由此，會議認為“世界革命高潮要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運動中爆發，中國的革命高潮很快地要到來，中國蘇維埃將繼俄國蘇維埃而出現，成為世界蘇維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國之內首先出現的將是江西蘇維埃，因為江西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④。

會議根據對目前形勢的分析與估計，提出了贛西南黨的主要任務是：“一、擴大蘇維埃區域，特別提出爭取江西全省的口號；二、深入土地革命；三、擴大工農武裝”。會議指出“由於這三大任務之實現，將使南方各省反對勢力次第消滅於紅旗之下，廣大群眾團聚在紅旗的周圍，成為推動全國革命的一大動力”。會議強調指出：“實現這三個任務不是完全不費氣力的，它是要從激烈的艱苦的鬥爭中方能取得，以前所沒有的大的艱苦鬥爭將隨革命勢力的前進而到來。因為和我們作對的不但是中國的統治者——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而且是世界的統治者——帝國主義。”⑤。

制定了《贛西南土地法》

會議批評了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的遲遲不分配土地、不廢除債務等做法。強調在土地問題上，應堅持“一要分，二要快！”的原則。在土地分配上，議會代表反映出兩種不同意見：一方主張按勞動力分配土地，認為這樣可以發展生產；另一方則主張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認為這樣可以爭取群眾。與會代表聽取了雙方的意見，借鑒各地土地鬥爭的經驗，經過認真討論認識到：“土地革命的當前目的，是動搖封建基礎和爭取廣大群眾。”按男女老幼平分土地“是為了爭取廣大貧農群眾，所不可忽略的緊要策略。‘發展生產’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標準，‘爭取群眾’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標準。”⑥要爭取群眾，就必須首先滿足貧苦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因此，大家贊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辦法。

會議經過詳細討論，並根據閩西土地鬥爭的經驗及各地調查研究所得到的材料，制定了《贛西南土地法》又稱（“二七”《土地法》），這是繼《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之後的又一部土地法令。“二七”《土地法》 內容全面，結構完善，在革命根據地土地法令文件中，第一次設置了“章”和“條”的條款。它共有四章三十三條，較前兩部《土地法》分別增加了24條和25條。“二七”《土地法》對土地沒收對象、沒收內容、分配對象、分田數量標準、以及廢除債務、繳納土地稅等方面作了更為明確的或新的規定。

第一，在沒收對象、沒收內容上更明確。井岡山《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興國《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二七”《土地法》則明確規定：“暴動推翻豪紳地主階級政權后，須立即沒收一切豪紳地主階級及祠堂廟宇社會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第二，在分配對象上更全面。“二七”《土地法》規定“應依鄉村人口數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於“貧苦農民”；“豪紳地主及反動派的家屬”、“鄉村中工商學各業”，“得酌量分與田地。”“遊民分田者須戒絕鴉片賭博等惡嗜好”，否則收回田地。這些規定有利於蘇區的社會穩定和生產發展。第三，新增了“廢除債務”等章節，這是前兩部《土地法》所沒有的內容。明文規定：“工農窮人欠豪紳地主之債一律不還”，“豪紳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農貧民或小資產階級之債務，不論新舊都要清還。”還規定“工農窮人欠商家交易之帳”、“工農窮人自己來往之帳”等如何“免還”、“歸還”的界限。此外，“二七”《土地法》規定土地稅按分田數量分八等徵收，並按50%、10%、20%、10%的比例分別由鄉、區、縣、省蘇維埃支配。⑦上述規定，充實和完善了黨的土地革命路線和土地法，表明了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實踐經驗的豐富及深入發展。

確定了“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動的總目標”

會議肯定擴大紅軍第六軍是正確的，指出“擴大紅軍與建立地方武裝是目前爭政權、分土地，反帝反軍閥的唯一任務。目前紅軍要集中，群眾武裝要加強。”⑧會議在討論攻打吉安問題時，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等人反對攻打吉安的主張，認為這是“左”傾盲動。劉士奇、曾山則主張攻打吉安，認為這是執行廣大群眾的要求。經過激烈的爭論，與會代表在攻取吉安問題上基本達成共識，肯定“打吉安”政策是正確的。會議決定為奪取江西全省政權，在軍事上首先要攻取吉安。會議同時確定了攻打吉安的戰略戰術部署，是拉開攻擊架式，圍而不攻，首先解決吉安周圍之敵，然後再一舉攻取吉安。

會議確定“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動的總目標”，提出攻打吉安的6個口號，即“打到吉安去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打到吉安去建立贛西蘇維埃政府”、“打到吉安去徹底分配土地”、“打到吉安去擴大工農武裝”、“打到吉安去消滅軍閥混戰”、“打到吉安去武裝擁護蘇維埃”。會議要求各部隊、各政府、各群眾組織應把這些口號立即向工農士兵及被壓迫民眾進行宣傳，張貼在每個城鄉的牆壁，為攻打吉安和奪取江西全省大造聲勢，使國民黨軍心恐慌。會議對主力紅軍的調動和農民武裝作了具體部署，同時要求大力發展壯大地方革命武裝。

會議決定成立了共同前委和中共贛西南特委

會議分析討論了贛西、贛南黨的組織建設，指出：“贛西、贛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什維克化。”⑨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會議決定從組織上加強和統一黨的領導。提出“為指導廣大的武裝鬥爭，指導在這鬥爭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權的建立和武裝組織的擴大，有組織最高的領導機關的迫切需要”。決定將“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導四軍及隨四軍所到之處的地方工作的前委” ⑩擴大成為統一領導紅四、紅五、紅六軍和贛西、贛南、閩西、東江、湘贛邊等地區的中共共同前敵委員會，統一指揮湘鄂贛閩粵的工作。紅四、紅五、紅六軍則分別成立軍委，受共同前委指揮。共同前委人選由各軍負責同志和閩西、東江、湘鄂贛邊、贛西南等特委負責同志組成。會上共選舉產生共同前委委員17人，他們是：毛澤東、郭貞、曾山、王懷、方誌敏、朱德、潘心源、黃公略、劉士奇、彭德懷、譚震林、陳毅、鄧子恢、張鼎丞、袁國平、李文林、滕代遠。指定毛澤東、曾山、劉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為常委，黃公略、彭德懷為候補常委，毛澤東為書記。共同前委得到黨中央的承認，仍隨紅四軍行動。其後紅四軍軍委成立，潘心源擔任書記。

這次會議還決定將中共贛西特委和贛南特委合併，成立中共贛西南特委。1929年下半年，中共贛西特委、湘贛邊特委、贛南特委，約有近半年時間沒有與省委取得聯繫，致使三特委機關不健全。1930年初，江西各地黨組織進行調整，1月，中央巡視員潘心源在遂川雩田召開中共贛西特委、湘贛邊特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決定將贛西特委和湘贛邊特委合併，組成新的中共贛西特委。在“二七”會議上“為了贛西南的統一指導，決定將贛西、贛南兩個特委合併，指定新的名單，成立贛西南特委” ○11，並指定劉士奇、曾山等為臨時負責人。會議還決定擇日召開贛西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選舉中共贛西南特委組織。

會議要求省、縣、區、鄉迅速建立蘇維埃政府

會議批評了贛西南有些地方割據兩三年才遲遲建立政權的錯誤，指出必須立即糾正這一現象，要求各武裝割據區域都必須迅速成立縣、區、鄉蘇維埃政府。會議決定召開“江西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省蘇維埃政府，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為總的行動目標。

此外，會議還決定將東固紅軍教導隊擴編成立為贛西南紅軍學校（亦稱紅軍第六分校）。朱德任校長，毛澤東任政治委員。

“二七”會議的成功召開，“解決黨內的爭執，確定了黨的幾個中心任務與策略，挽救了贛西南黨的危機” ○12。會議閉幕後，贛西南各級黨組織認真傳達貫徹會議精神。1930年2月15日，在贛縣召開贛南工作會議，貫徹“二七”會議精神。2月16日，《共同前委通告第一號》發出，向所屬部隊和地方黨組織通報“二七”會議主要內容，並公布共同前委成員名單。此次會議使各級黨組織及黨員、紅軍統一了認識，明確了任務，“給贛西南黨一個有力的推動者” ○13，對贛西南革命形勢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二七”會議促進了贛西南土地革命分田運動的高潮。“二七”會議后，共同前委和中共贛西南特委為實現“二七”會議確定的三大任務，領導根據地軍民進行了波瀾壯闊的鬥爭。贛西南蘇區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土地革命高潮，在興國、吉安、吉水、泰和、永豐等縣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分田運動。廣大貧苦農民分到了夢寐以求的田地，他們打心眼裡擁護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極大地調動了他們參加革命、建設根據地的積極性。經過土地制度的改革，贛西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內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真正揭開了革命根據地土地運動的新篇章。

1930年7月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報》，對贛西南的分田運動作了這樣的報道：“各地的農民，自動地將本村居的人口及土地數目調查，報告到鄉政府，並將一切契約田據，概行燒毀；不分日夜開群眾大會，解決土地問題，所以不到半月之久，將贛西南的土地分了22個縣……農村的鬥爭，又深入一層了。”當時，整個贛西南蘇區，出現了“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動人景象。到1930年10月已有30餘縣完成了土地分配。

（二）“二七”會議加強了黨的領導，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相繼建立。共同前委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成立后，加強了贛西南及湘鄂贛閩粵地區黨的統一領導。會後，“贛西南黨已開始布爾什維克化”，“黨員的政治水平有相當的提高”，大多數黨員和黨的主要幹部，能在黨的正確路線指導下，振奮精神，團結一致。“開除了一些機會主義的黨員，驅逐了許多地主富農” ○14，使黨內富農路線得到了一定的糾正。同時嚴格注意從僱農、貧農、鄉村手工業工人和城市工人中發展黨員，加強黨的基層組織。“群眾對黨的信仰非常好，因為黨在鬥爭中能夠起政治的領導。”○151930年3月22日至29日，中共贛西南地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吉安富田鄉陂下村召開，會議貫徹“二七”會議精神，討論了政治、組織、宣傳、武裝、政權、農運、兵運等問題，並作出了相應的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共贛西南特委正式委員17人，候補委員11人。選舉劉士奇、王懷、李文林、蕭道德、叢允中5人為常委，書記劉士奇，組織部長王懷，宣傳部長劉士奇（兼），秘書長李白芳，工委書記蕭道德，婦委書記陳婉如，軍委書記曾炳春。至此，中共贛西南特委正式成立。為便於指導，中共贛西南特委下設東路、中路、北路、西路和贛南東河、西河等6個行委。各地黨組織也紛紛建立。

“二七”會議前，贛西南大部分區縣長期停滯在農會、革命委員會一類臨時政權的組織中，這種組織又多是臨時大會選出的，群眾基礎非常薄弱。“二七”會議后，1930年2月中旬，贛西縣、區蘇維埃代表會議召開，正式選舉產生贛西蘇維埃政府。3月，在贛西蘇維埃政府的基礎上，成立了贛西南地區統一的革命政權組織——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曾山任主席。其所轄各縣、區、鄉也普遍建立了蘇維埃政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標誌著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已經形成。至10月初，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已發展到30餘縣、400餘萬人口。此時，紅軍攻克吉安城，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曾山當選為主席。江西紅色政權區域的面積已佔全省總面積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成為全國最大的一塊革命根據地。與此同時，包括龍岩、永定、上杭、武平、長汀、連城等縣的閩西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3月18日至24日，在龍岩召開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布成立閩西工農蘇維埃政府，鄧子恢任主席。贛西南、閩西蘇維埃政府以及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成立，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二七”會議壯大了紅軍及地方軍事武裝力量。1930年2月14日，“二七”聯席會議主席團發布了《關於佔領吉安建立江西蘇維埃政府》的第一號通告。通告具體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和力量對比后，要求紅軍第四、五、六軍作出行動部署，動員贛西南150萬群眾的力量，配合紅軍攻打吉安。2月底紅五軍攻克安福縣城，之後又攻克分宜、宜春等地。3月，中央軍事部召集專門會議討論江西軍事工作，對贛西南地區的軍事鬥爭給予肯定。會議指出“江西整個軍事運動形勢，無論主觀上客觀上都有優越的形勢”，“革命勢力是很發展的武裝鬥爭普遍到偏僻的鄉村，除幾個中心區域外，都是農民武裝，朱毛及五軍的縱橫游擊，以及最近三軍的進攻吉安，所有這些都有很大的影響。” ○16

“二七”會議后，地方武裝有了進一步發展，成立了贛西南赤衛軍總指揮部，武裝了工農，擴大了紅軍，贛西南已經形成整個的武裝鬥爭局面。1930年6月，贛西南、閩西地區的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合編為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同年秋，紅二十軍、紅二十二軍也編入紅一軍團。8月24日，紅一軍團與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會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兼總前委書記，彭德懷任副總司令，全軍發展到3萬餘人。至此，朱毛紅軍完成了開闢贛西南、閩西的戰略計劃，為爾後形成中央蘇區奠定了軍事基礎。

（四）毛澤東高度評價了“二七”會議。毛澤東十多年後在延安談到“二七”會議時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回憶說：“1930年2月7日，在贛南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代表大會，討論蘇維埃的未來綱領。出席會議的有地方黨、政、軍的代表。會上，代表們對土地政策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那些反對重新分配土地的人領導的反對‘機會主義’鬥爭被擊敗。大會決定實行土地重新分配，加速蘇維埃的建設。在那之前，紅軍只是建立了地方和鄉蘇維埃。這次會上決定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農民們對這個新綱領的熱情支持，對這後來幾個月中打敗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起了積極作用。”○17

“二七”會議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對全國政治形勢的估計過分樂觀，對土地沒收標準過嚴，對贛西特委中某些持不同見解的同志的批評和處理也犯有錯誤。但是總的來說，“二七”會議對迅速打開贛西南黨的工作局面，推動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以至對整個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二七”會議在中國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史冊上，寫下了永不磨滅的篇章。

注 釋：

○1《中共江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4月25日。

○2○12○14《中共贛西南特委向省委的報告》，1930年3月。

○3○4○5○6○9○10○11《前委通告第一號——聯席會議的結論並宣告前委成立》，1930年2月16日。

○7《贛西南土地法》，1930年2月。

○8《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張懷萬巡視贛西南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4月5日。

○13《中共贛西南特委朱昌諧給中央的工作報告》，1930年3月。

○15《中共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10月7日。

○16《中央軍部討論江西軍事工作布置的結論》，《軍事通信》第二期1930年3月15日出版。

○17[美]埃德加. 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第131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

作者：趙云云，女，中央檔案館 研究館員，主要從事中央檔案資料的編研工作。曾參與編輯出版各類史料書籍40餘部，發表論文5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