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中尉

北魏戰時體制中的御史中尉自東漢御史中丞成為獨立的監察系統首席官僚以後，以“御史台”這一名稱來稱呼監察系統的說法，已在《後漢書·百官三》中，開始出現。同時，在此後的魏、晉、南北朝期間，御史中丞系統亦始終是直屬皇帝的垂直監察系統。又據《魏書·官氏志》，北魏曾一度將御史中丞改名為御史中尉。北魏以鮮卑入主部分中原地區，其主要立國方針有近於戰國時的秦國，秦國以從三晉招引來的移民任農耕，而以本土居民任征戰並取得成功；北魏亦以鮮卑人族任軍事，而以漢人任農耕，鮮卑族全族結合一部分漢族上層成為統治階級，從而使整個國家組成，帶有明顯的戰時體制性質。在這種體制下，武人跋扈，是必然出現的狀況，御史中丞作為文官，壓不了武將的台，而御史中尉帶有軍中執法性質，便於監察武官。

“中尉”這個名稱，現在是初級軍官，但在古代，卻是高級軍官。劉邦起義軍中，名將陳平曾任護軍中尉。《史記·陳丞相世家》說，漢王劉邦重用陳平，諸將不服氣，說陳平的壞話，劉邦找陳平談話后，覺得陳平確有識見，於是“拜（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監領、督統）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可見護軍中尉之職，有似於今之參謀總長。其後，漢初之中尉，乃京城警備司令；主爵中尉，為長安市市長。反正帶有“中尉”兩字的，俱為高官。

其實，不僅是北朝，就是南朝，由於南北朝的對抗，也在相當程度上實施了戰時體制，武將亦頗跋扈。《南齊書·百官志》中的“御史中丞”條，就有這樣一段有趣的記載：“晉江左中丞、司隸，分督百僚，傅咸所謂‘行馬內外（皇宮內外）’是也。今中丞則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互相毆擊。宋孝建二年（455）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斷之，余內外眾官，皆受停駐。”

據《晉書·職官志》，東晉初建之後，已將司隸校尉一職省去。因為東晉偏安，管轄的地方小了，官職自應減省。所以司隸校尉的監察職責，合併給御史中丞了。南朝因之，所以這裡才有“今中丞則職無不察”的說法。不過，儘管制度上規定了御史中丞“專道而行”，以示尊寵，但跋扈的武將卻不買賬，兩方的前驅人員，甚至打起來了。劉宋政權為了維護御史中丞的權威，甚至規定了御史中丞與尚書令分道的制度。南朝自劉宋以降的尚書令，乃實際上的宰相。《南齊書·百官志》雲，尚書令“行遇諸王以下，皆禁駐”，就是說，諸王以下百官，出行時見到尚書令，均應停車下馬，等尚書令過去后，才能通行。而御史中丞則與尚書令分道，可見南朝為維護御史中丞的監察權威，在禮儀規定上的認真程度。禮儀規定只是一種形式，形式的背後，是讓那些武將承認和服從這種監察權威。這和北魏的改御史中丞為御史中尉，分明出於同一思路。

中國歷史上的南北朝時期，雙方戰爭不斷，雙方均實行戰時體制，但在維護監察官僚的權威性上，竟有如此異曲同工的相似處。那些寫文章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發展出系統的監察制度的人們，雖說是出於加強現實監察工作的良好動機，其實對歷史是頗有隔膜之處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說法，應當是：我們對中國歷史上的監察經驗，研究得太不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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