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麗爾·斯帕克

繆麗爾·斯帕克(1918-　)是本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躋身世界文壇的英國著名女作家。她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市並且在那裡完成學業。成年之後她在非洲羅得西亞（現辛巴威）住了幾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轉輾回到倫敦后，一直在外事部門工作到戰爭結束。戰後她曾在兩家雜誌社當編輯。豐富的生活經歷和工作經驗為她以後的文學創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51年斯帕克的第一部文學評論《孩童與光明》在《觀察家》雜誌舉辦的短篇小說賽上獲獎，從此開始了她的文學創作道路。隨著一部接一部作品的問世，她的影響越來越大，並最終使她“成為在同時代的蘇格蘭作家中享有最高國際聲望的作家”（大衛·羅伯）。

斯帕克的創作領域很廣，包括中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舞台劇、詩歌、兒童作品、傳記及文藝批評。她的作品已被譯成世界20多種文字。到目前為止，她已得過許多大獎，其中包括義大利文學獎(the Italia Prize)、詹姆斯·特艾特·布雷克紀念獎(the 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索爾·泰厄十字獎、英格蘭T.S.艾略特獎(the Ingersoll T.S.Eliot Award)等。1978年她被選為美國文學藝術學會名譽會員，1988年又被選為法國文學藝術學會會員。

斯帕克是一位勤奮而多產的作家。繼《孩童與光明》之後，她於1952年發表了具有傳統風格的詩作《范發爾羅》。1952年她為愛米莉·布朗蒂和約翰·邁斯菲爾德寫的傳記也相繼問世。她的第一部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的作品是1957年出版的小說《勸慰者》。在這之後幾乎每年她都有新作與讀者見面，有時一年甚至出版二、三本書。她陸續發表的作品有《羅賓遜》(1958)、《離恨鳥（短篇小說集）》(1958)、《與世長辭》(1959)、《獨身者》(1960)、《派克恩姆麥田》(1961)和《戲劇之聲》(1961)。

如果說以上作品還不足以引起文壇轟動的話，那麼她的中篇小說《布羅迪小姐的不惑之年》(1961)則把她與其作品推到了世人面前並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濃厚興趣。小說獨特的藝術風格、特殊的愛丁堡背景、典型的蘇格蘭人的特性與思維方法以及語言風格，加上呼之欲出的布羅迪小姐和她的女學生的形象，極大地吸引了廣大的讀者。小說改編成話劇后轟動了倫敦西區舞台，后又由美國20世紀福克斯公司改編成電影，二十多年未曾間斷過上映。斯帕克的文才與智慧在她以後的諸多作品中更加熠熠生輝。

1961年以後發表的作品有：小說《窈窕淑女》(1963)、《曼陀巴姆門》(1965)、《公眾形象》(1968)、《駕駛席》(1970)、《勿打擾》(1971)、《東河邊的暖房》(1973)、《克魯的女修道院長》(1974)、《接收騙局》(1976)、《土地所有權》(1979)、《光陰虛度》(1981)、《走向薩特比之家》(1982)、《煩惱》(1984)、《繆麗爾·斯帕克的故事》(1987)、《來自坎辛頓的呼喊》(1988)、《學術會議》(1990)、《落地窗》(1993)、《小小電話》(1993)、《自傳》(1993)和話劇《博士生》(1963)。

斯帕克的小說以其趣味性和真實性見長，結構嚴謹，語言簡潔洗鍊，很少華麗的修飾，很象海明威的創作風格。小說里的對話言簡意明，成為她的小說的特點。例如在《布羅迪小姐的不惑之年》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一個人十幾歲時所受的影響太重要了，”那人說。

“啊，是的，”桑蒂說。“哪怕那些影響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

“那麼，海倫娜修女，當時對你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政治？個人？還是加爾文主義？”

“啊，都不是，”桑蒂說。“可是有一位布羅迪小姐，當時正值她的不惑之年。”

寥寥數語便點明布羅迪對她的學生們的影響。

由於她的小說情趣橫溢，讀者一旦拿起她的書，便“象得了飢餓症，迫不及待地一章一章讀下去，恨不得一口氣把它讀完。”（葛蘭第寧《時代》）。

英國文藝評論家馬爾科姆·布蘭德白瑞早在七十年代便指出，英國五、六十年代出現了一批公認的重要小說和小說家，如：戈爾丁和他的《蠅王》(1954)、尼格爾·丹尼斯及《身份證》(1955)、繆麗爾·斯帕克及《與世長辭》(1959)、B.S.約翰遜及《旅行者》(1963)、道利斯·萊辛及《愛的習俗》(1957)。……由此可見斯帕克和她的小說早在六、七十年代便引起西方評論家的足夠重視，他們肯定了她對英國文學的影響，並將她列入後現代主義作家行列。1954年，繆麗爾·斯帕克皈依羅馬天主教。在神秘主義宗教思想和弗洛伊德心理學說的影響下，她試圖在小說中從哲學、心理學和宗教的角度探討人生和社會，探討人的地位與價值。例如，她筆下的布羅迪小姐便是一個被“獨裁”的慾望所驅使的人物，她最終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慾望所毀滅。

《布羅迪小姐的不惑之年》講的是三十年代蘇格蘭女教師布羅迪小姐如何與保守的傳統教育制度相對抗以及如何對自己的學生施加影響的故事。故事本身並沒有起伏跌宕的複雜情節，令人回味的是如何對布羅迪小姐作出恰當的判斷。她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她對學生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斯帕克對這個人物的處理卻有獨到之處。

布羅迪小姐極其矛盾的性格十分令人驚異。她是一位可敬可愛的女教育工作者，是對死板僵化的傳統教育制度的衝擊者；她的教學方法生動靈活，教學內容富有新意。她的對立面麥凱校長則是一位保守教育體制的捍衛者。與小學部其他俗氣無知的女教員相比，布羅迪小姐不但長得美，而且氣質高雅。她內在與外在的美給讀者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布羅迪小姐把自己的六個女學生當作心腹。由於她們與她形影不離，受著她潛移默化的影響，形成一個特殊的集體，自然處處顯得與其他同學不一樣，因而被全校師生譏諷為“布羅迪幫”。她們所做的一切幾乎都以布羅迪小姐的好惡為轉移，就連“蠢得不可救藥”的瑪利·麥克格里戈升中學時也是根據布羅迪小姐對傳統教學班的偏愛而選擇上傳統班的，儘管她對拉丁文一竅不通。布羅迪小姐不但在課上儘力擴展學生的知識，用各國的文化、藝術、音樂陶冶學生情操，還在課下帶領她的“幫”參觀市容，以了解愛丁堡的歷史，帶她們去劇院聽歌劇，看芭蕾舞，還去打高爾夫球等。她之所以這樣做是要把她們培養成“人傑中之人傑”。在保守的三十年代她能做到這一些，體現了她的叛逆精神。

然而讀者會逐漸發現她性格矛盾的另一面。她自私、自負、獨裁。她聲稱要把幫里的姑娘培養成“人傑中之人傑”，事實上她自認為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並把自己比作象英國著名女演員桑代克，蘇聯著名芭蕾舞演員巴甫洛娃一類的傑出者。她的自信出自她的宗教觀。她認為無論她做什麼事上帝都與她同在。這樣她就把自己擺在了絕對正確的地位上，即使她一邊敬拜上帝，一邊與婁賽先生“上床”，卻也絲毫不感到內疚。她深愛勞埃德先生，但因他是有婦之夫，她便轉向婁賽先生尋求歡樂，卻又念念不忘勞埃德。她竟然安排自己幫里一個漂亮的有“直覺的”姑娘去作勞埃德的情婦，以求得自己心理平衡，全然不顧會對學生造成什麼後果。由此可見她的自私心態。

她經常說：“只要把這個姑娘給了我，她就永遠是我的。”在行動上她要求幫里的姑娘絕對服從她的指揮。在她帶領幫里的姑娘去看巴甫洛娃的芭蕾舞表演時，尤妮絲說要去參加教會的“社交”。布羅迪小姐不能容忍這種“離經叛道”行為，先抓住她用詞不當大加討伐，繼而說道：“如果你說的是社交活動，你盡可去參加，我們要參加我們的社會活動，……你完全可以去參加你的社交活動，我們可要去看巴甫洛娃表演的天鵝之死……。”她心中難以抑制的不滿與遭人拒絕後的酸溜溜的感覺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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