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

袁振英（1894-1979），曾用名震瀛、震英，廣東東莞人，先祖袁崇煥。1915年畢業於香港黃仁書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1919年在菲律賓當教員，並組織全菲律賓華僑工黨，鼓吹無政府工團主義。1920年2月回到香港，任香港《晨報》兼廣州《新民國報》編輯。其間為聲援廣東學生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鬥爭，參加了“廣東遊東記者團”，赴日本、朝鮮等地進行宣傳活動。1920年8月參加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同月22日，與俞秀松、施存統等八人發起成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9月1日應陳獨秀邀請參與編輯《新青年》，擔任“俄羅斯研究”專欄主編，另外還參與共產黨綱領草案的討論，並在上海外國語學社教英文。同年底，隨陳獨秀到廣州，任陳獨秀和吳廷康的粵語翻譯。1921年1月，出任廣東省第一中學（今廣州廣雅中學）校長，力排眾議倡導並實行中學男女同校。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為該組織成員之一。《新青年》遷至廣州后，繼續負責該刊“俄羅斯研究”的編輯和撰稿。以“震瀛”為筆名，撰寫、翻譯了大量文章、譯作，介紹和宣傳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僅在《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就發表了譯作24篇。1921年8月前往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學習，從此離開了黨組織。1924年9月回國后，大部分時間主要從事教育教學工作，曾先後在廣州中山大學、武漢中央軍校、暨南大學、山東大學、勷勤大學、香港華南汽車工程學校、廣東大學、江南汽車工程學校、崇煥中學等學校任職。著有《易卜生社會哲學》、《性的危機》、《近代婚姻與家庭的改造》等著作。1928年初，因“共產黨嫌疑”被國民黨廣東當局監禁一年多。建國后，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在廣東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廣東省文史館工作。1979年1月去世。

袁振英家鄉廣東省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對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熱心。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陳立平同志、南京三江學院院長助理郭彬同志、江蘇省委黨校教授李繼鋒同志廣泛搜集資料，做了很多考證、研究工作，費了很多心血，終於寫出了《袁振英傳》一書，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經歷。由於迄今對袁振英的研究還是空白，沒有現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處去採訪、尋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難度是很大的，本書的輪廓當然也就顯得比較粗疏。但作者們所做的工作畢竟填補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讓我們對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時，也豐富了對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特別是一大歷史的研究。因此，該書的價值是應該給予肯定的。我作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分管全國地方黨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負責人，對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和幾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賀和感謝。希望繼續努力，加強這一課題的研究，不僅可以加強對袁振英生平的研究，還可以加強對他的思想與中共早期思想理論關係的研究，加強對袁振英與其他著名歷史人物關係的研究，加強對與袁振英有關的一些黨史問題的研究。只要堅持不懈，一定會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

以袁振英為例，我希望，全國黨史部門在繼續深化對黨史和近現代史主要脈絡、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礎上，可以逐步拓展視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對像袁振英這樣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過這樣的研究，一定會發掘出很多很有價值的新材料、新內容、新認識、新天地來。

袁振英是一個十分認同馬克思主義的頗為特殊的無政府主義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1921年3月，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開始分道揚鑣，袁振英並沒有在這個大轉變中離開共產黨。對此，袁振英作了解釋：我和陳獨秀等在上海組織了共產黨小組，又在《新青年》雜誌“俄羅斯研究”專欄擔任了主編一職，“這就拯救我於無政府主義的泥坑了”。

袁振英後來解釋，他離開共產黨的原因主要是對共產黨領袖陳獨秀不滿。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無論在上海還是在廣東，袁振英都與陳獨秀有著異常密切的關係。他們既有師生之淵源，又是社會主義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夥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處。那時袁振英被陳獨秀倚為左右手，在廣州時，社會上的一些人也視袁振英是“陳獨秀的高足”。

去法國留學前，袁振英對陳獨秀的不滿並沒有明顯的爆發。但在1921年3月以後，他們兩人的關係逐漸疏遠。到廣東以後，袁振英除了做翻譯，並沒有在黨務方面有過明顯活躍的表現，他承認：“我自從做了‘省一中’校長以後，因為事忙，便與他完全脫離關係。”不再追隨陳獨秀，袁振英始終沒有後悔，並自傲地說：“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先知之明，不跟陳獨秀走，如果跟著他走，那麼解放后就得像李季、劉仁靜一樣，在《人民日報》上一同登悔過書了！”

袁振英對陳獨秀的不滿主要有三點：

第一，認為陳獨秀對社會主義理論所知不多，不懂得什麼叫馬列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有事實依據的，陳獨秀是在與魏金斯基相處的日子裡才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社會主義者的轉變。而無政府主義從學理上歸屬廣義的社會主義思潮，袁振英從1912年就皈依無政府主義，研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他由於熟悉英文，可以直接看到西方的社會主義經典著作，對社會主義概念的了解是陳獨秀當時無法趕上的。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之時，有不少理論問題尚未弄清楚，也沒有制訂正式的黨綱。有人提出應該儘快將黨綱和政綱搞起來。對此，陳獨秀表示：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發表一個《共產黨宣言》，我們只是要做邊學邊乾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現在可以先將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黨綱和政綱留待正式成立以後再去決定。

第二，認為陳獨秀私德不儉，品德低下。袁振英回憶：在北京大學時，已經聽說陳獨秀是個不道德主義者，據同學云：“常見陳獨秀往打茶圍”，所以蔡校長便要求陳氏參加了最低的一級，即“不嫖”、“不賭”、“不飲”、“不吹”等。我在這個時候便開始覺得陳獨秀是一個不道德主義者了。還有一點，就是我後來又發現陳獨秀另戀小姨，把妻子置諸腦後，所以弄到兒子延年、喬年等衣食無著，更無法讀書，迫得到法國勤工儉學去了。“這又使我覺得陳獨秀是一個忍心害理的人”。袁振英認為這些雖然都屬於私德，但也是不道德的。

第三，認為陳獨秀貪財。袁振英說：‘北大’時，……我譯了俄國女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Emma goldman)的《結婚與戀愛》(此文是提倡自由戀愛的)一文，登在《新青年》雜誌；胡適編輯《新青年》的‘易卜生(挪威著名戲劇家)專號’，又要我作《易卜生傳》(平生和著述)。當時《新青年》雜誌是由上海群益書局出版，稿費是由該局發給的。但陳獨秀把稿費據為己有，不發給我們(解放前偽省府委員兼省立法商學院院長黃文山的稿費也是一樣)。這又可以見得陳獨秀的為人了。凡是利己損人的人，結果一定眾叛親離，身敗名裂，一敗塗地，不可挽救，可哀也矣。”在上海活動期間，袁振英發現陳獨秀在經濟方面作風依舊。多年以後，袁振英仍然憤憤不平地說：“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兀稿費，其他一切任務都是義務的，可是陳獨秀還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費(一半是宿費)。其實機關的房錢已經由公家付給，陳獨秀的扣除諒又是入了私囊。因為陳氏又愛上了小姨，費用越發多了。當時又生了一子一女。他在‘北大’時，已經剝削了我們的稿費，這回的行為也是意中事，不是誣告的。”袁振英因此不願追隨這樣的領袖，“我的確知道陳獨秀不能做共產黨的領袖，也不能做我的領袖，所以我存‘民十’(1921)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便退出了共產黨。”他後來甚至說過一句非常過激的話：“老實說，如果我有此權力，我一定殺陳獨秀，以免他誤黨誤國。”

北大第一怪人

1915年9月，北京大學開學典禮舉行，由當時的代理校長、工科學長鬍仁原主持。他作了一個簡短的開場白后，作為英文門教授的辜鴻銘便首先站起來發言了。這是袁振英第一次見到辜鴻銘，發現這位教授“背後拖著小辮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慶、道光三個時代）間長袍馬褂，頭上又戴著陳舊的破帽，腳上又穿著布靴。統統是骯髒的、龍鐘的狀態。委實令人討厭和可笑”！

與袁振英同時入學的哲學門學生馮友蘭也看見辜鴻銘寬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們作為新生一起聆聽了他別開生面的即席演說。據馮友蘭回憶說，當時辜鴻銘的演說並不帶稿子，也沒有什麼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完全是即興式的。那次他的發言很長，感情也很激動，主要是罵當時的政府和社會上的新鮮事。辜鴻銘語帶嘲諷地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他們自己的飯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們那些人的飯碗，可跟咱們普通人的不同。他們的飯碗實在是大得很哩！那裡不僅可能裝洋樓，裝汽車，還可以裝姨太太。”說著，突然又變了一個話題道：“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簡直變得越來越不像樣子了，真可謂怪事多多。但看啦，現在的人寫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連所用的名詞都不通。譬如，就說今天很流行的‘改良’這個詞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而沒有說‘改良’的。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麼?”

這位辜鴻銘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認為是北京大學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門”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師，現在很多人都以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長北京大學之後才聘任他的。其實，這是一種誤會。據現有資料來看，至少在1915年，辜鴻銘便已經是英文門教授。至於蔡元培出任校長之後對辜鴻銘所做的，只是繼續續聘而已。共和之後，還留著髮辮，這是前清遺老的標誌，象徵著政治上忠於已經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歐美人知道辜鴻銘，是因為讀了他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經典著作。在他們看來，辜鴻銘的獨特髮辮不止帶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國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對中國傳統文明的百般維護與他英文水準的出類拔萃，這兩點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興趣而又深為困惑的謎。就像辜鴻銘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說的,“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隸標幟（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國學者艾愷，在他直接用漢語寫作的《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一書，曾這樣評價辜鴻銘：一戰之後，“在戰時與戰後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聖哲者的，是辜鴻銘，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但國共兩黨相繼執政以後，長期按意識形態與政治標準評判人物，辜鴻銘遂長期被定位成最頑固冬烘的歷史人物，而其真實的一面已不為人所知，作為學生，袁振英對辜鴻銘的片段回憶讓我們窺見這位“辮子教授”更鮮活的真面目。

袁振英可以輕鬆地接近這個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師。他回憶說：“我在北大，由民國四年至民七到了畢業，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同他見面。”

辜鴻銘特立獨行，標新立異，和一般人並不親近，但與袁振英等幾個學生倒來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許多著作印給學生們。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義》，也就是名為《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書封面的四個字是當過大清王朝外務部大臣的梁敦彥題寫的，梁敦彥常在辜鴻銘生活困難的時候資助他。袁振英說這書，“那時定價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國飯店出售”。袁振英將這本有辜鴻銘簽名的書珍藏了許多年，最後卻在戰亂中遺失了。除了校園裡、課堂上的接觸，袁振英等還登堂入室，到辜鴻銘在東椿衚衕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憶說：“他常常請我們到他家裡談天，他的女兒也常常同我們的同學跳舞和打桌球。因為他說跳舞是西洋一種很要緊的禮儀，很像我們中國古代的進退左右的禮儀一般。”也許看到袁振英是廣東人，辜鴻銘在交談中，對近代領風氣之先的廣東人讚譽有加，“說只有廣東人才遺留了中國民族的真性情——節氣，剛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當時這一席話聽得從小就崇拜袁崇煥、英雄主義情結濃厚的袁振英眉飛色舞。兩人聊到興頭上，辜鴻銘甚至常用起粵語罵人的粗話——“丟那媽”。

課堂上的辜鴻銘也讓袁振英著迷。這位老師常常教學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著“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調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搖頭晃腦地合唱。畢業近二十年的時候，袁振英還回憶道：“現在想起來，也很覺可笑。看他的為人，越發詼諧滑稽，委實弄得我們樂而忘倦，這也是教學的一種方法，所以學生也很喜歡。”1917年，新派的胡適也到英文門任教，風頭蓋過了辜鴻銘，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鴻銘稱“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這個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學李季的驗證。李季翻譯出版過《社會主義史》和《馬克思傳》等影響重大的著作。1918年畢業后，胡適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語課，但他對胡適卻沒有好感，後來更是不斷寫書批判胡適的思想與學術，卻大讚辜鴻銘乃“全中國英文學巨擘”，“為人極嚴正、剛直、廉潔，不獨擅長外國文學，並精研西洋的歷史，素為世界有名的學者所推重”。李季對此特別記述說：“自C去而辮子先生來，我們不啻‘撥開雲霧見青天’。”李季認為北大幾年間，自己與辜鴻銘“關係最深，得益也最大”。

頻繁的接觸中，袁振英發現辜鴻銘的記憶力特強，在少年時代所學得的詩歌，終身還不忘。袁振英便問其緣由，辜鴻銘就告訴他說：“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這玄而又玄的解釋讓當時的袁振英聽得一頭霧水。

辮子教授精通國內多種方言與多國語言，特有的語言天才也是最讓學生佩服的。袁振英滿懷景仰地讚歎道：“他說得很好的廣東話、福建話、上海話、北京話，……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國文言；希臘、拉丁等死語，也可同他人談話。(當時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國教授，也常常同他說拉丁語)聽說他總共懂得九國文字，不過他的著作還有許多譯本寄給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國文字；又聽說他討了—個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話也很好！”辜鴻銘的記憶力及語言天分和他的成長環境有極大的關係。1857年７月18日，辜鴻銘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他的父親辜紫雲是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生為混血兒，辜鴻銘自幼就表現出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鴻銘雖然熱愛並捍衛中國傳統文化，但他漢語基礎並不過硬，這點倒是和在香港求學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憐之處。袁振英和他們的同學都發現辜鴻銘的一個弱點，就是漢字寫得並不純熟，“辜先生本來不大懂漢文，與嚴幾道一樣，大家都是後來學的。不過他在黑板寫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劃，很不好。”辜鴻銘的另外一個北大學生羅家倫在回憶中也同樣提及這一點。所以，辜鴻銘的英譯漢的成就遠不如他的漢譯英的作品有影響。袁振英舉例說：“他平生很喜歡由漢譯英，剛剛同他的同鄉(閩人)嚴復和林紓相反。他只有《痴漢騎馬歌》一本詩是由英譯漢的。”“《痴漢騎馬歌》英譯漢，譯為五言詩，很不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早已絕版了。”

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鴻銘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裡是個非常機智慧、風趣、詼諧、幽默的老頭。袁振英稱辜鴻銘“常常很喜歡說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類似小孩子吧”。20世紀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語堂所辦的雜誌《人間世》曾經撰文紀念辜鴻銘，在署名“震瀛”的這篇文章中，袁振英給了辜鴻銘有趣的評價：“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輩，並且是中國留學生的老前輩。”

辜鴻銘是公開贊成一夫多妻的，他一個最出名的比喻流傳甚廣：“人家家裡只有一個茶壺配上幾個茶杯，哪有一個茶杯配上幾個茶壺的道理？”袁振英還列舉了辜鴻銘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張納妾的理由，他以為男子到死還可以傳種，女子到了四五十歲便失其效用了。並且各種冒險的事情多是男子擔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並且從生理學來講，世界的統計，生一百個男孩子，就有—百零五個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於男子。如果實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許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鴻銘還身體力行，娶了不止一個老婆，可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經舉了這樣一個例證，“辜先生怎樣怕老婆，現在舉出一個例：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來到門前，他照常例又給了錢，給他的太太便拿飯碗向他的頭顱擲去，因為老太婆反對這種無度的慈善事業，如尼采一般”。辜鴻銘也並不隱瞞這些，和袁振英這幫學生談到這些事的時候，便帶著自嘲的口吻“告訴我們：‘老婆不怕，還有王法么。’這是他的幽默”。對辜鴻銘的機智，袁振英舉出了許多例子：“—個人問他：‘為什麼中國的方言那麼多?’他反問：‘為什麼歐洲的方言那麼多？因為中國土地大，人口多，實等於全歐洲’”！

辜鴻銘的幽默並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來顯示自己的政治態度。他用特立獨行的行為、戲劇化的效果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腦後留著的那根細長的辮子。共和時代依舊拖著辮子，是辜鴻銘留給北京大學校園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頑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對辜鴻銘留辮子、穿長袍馬褂有段有趣的記載：“在亡清時代，辜氏是一個維新派，不過在宣統遜位的時候，他還是西裝剪髮，他便馬上戴上了假辮子，穿回長衣馬褂，叫黃包車夫拉著巡遊北京城．結果給警察拉到警區去！這可以見得他的幽默，同時也見得他的反抗社會”！

辜鴻銘熱愛中國傳統，並始終如一地向歐美人介紹中國文化。袁振英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恩師的思想傾向與行為特徵：“一句話說，辜先生以為中國事事都是好的，外國事事都是壞的！”比如《三字經》是過去幼童的啟蒙讀物，辜鴻銘就把它誇得完美無缺，還用到英語教學的課堂上。袁振英後來寫道：“‘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說‘人之初’一書，裡面有許多科學，開宗明義便說‘性本善’，有關於人生哲學問題，與法儒盧梭的論調相同：什麼‘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是數學，‘日水火，木金土’……是物理化學，什麼‘三綱五常’又是倫理學；什麼‘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論，天文學等。有講到君臣父子……全書都是很有教導小學生價值的。”他也證實，“辜先生不但贊成小辮子，小足，並且贊成納妾，主張一夫多妻制度，很像康長素主張拜跪—般，因為人類膝頭有何用處?”辜鴻銘對中國傳統的愛到了沒有選擇的極致地步，也包括後來最為人詬病的忠於帝制。但辜鴻銘只效忠愛新覺羅皇族，對袁世凱的復辟帝制並無興趣。袁振英與辜鴻銘師生兩人對袁世凱洪憲帝制的反對與消極態度倒是共同的。1915年，新生的共和國已經進入了第四個年頭，但它沒有成熟長大，專制舊傳統根深蒂固，而新事物已日趨凋零，共和政體時刻有夭折的危險。復辟的風聲開始流傳。這年元旦，《總統選舉法》公布，規定大總統不僅可以終身連任，而且有權指定自己的繼承人。此前的1914年9月28日，輕易不出宮門的大總統袁世凱到北京孔廟主持祭孔。他看上去不知疲倦，跪拜從容。短短三個月後，袁世凱出現在北京天壇，他神情的莊重與專註，甚至超過了清朝皇帝祭天時的虔誠。紫禁城裡前清遺老們開始惶恐不安，他們開始意識到，復辟的不是大清皇室，是袁大總統自己想變身皇帝。他們做好了主動讓出紫禁城、遷往頤和園的心理準備。

袁世凱與袁振英同是袁氏家族的後人，而東莞正是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煥的故鄉，這讓許多攀龍附鳳的人都出來擁戴袁世凱黃袍加身，以圖分一杯羹。袁振英自己也提到了這一點，他寫道：“袁世凱認是袁崇煥之弟崇煜後人，所以與葉恭綽世伯合編《北京嶺南文物志》的張次溪的父親篁溪便代表東莞人‘勸進’了！”但袁振英對袁世凱背叛誓言、顛覆共和國政體的行為極為痛恨，圖謀阻止。他便與幾個同學向《順天時報》投稿，反對袁世凱稱帝。《順天時報》是北京日本僑民機關報，袁振英深知不希望中國長久統一的日本政府也不贊同袁世凱做皇帝，因為1894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爆發便和當時在朝鮮主事的袁世凱有莫大的關係。只是因為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已經內調回國，他在朝鮮與日本人交惡的事情才不為人所知。當時，袁振英的同學曾對袁振英說：“你們姓袁的也反對袁氏，袁氏一黨不成功了。”

袁世凱很喜歡看《順天時報》，以了解日本人的態度。袁振英等人的文章刊載以後，袁世凱政府頗為驚訝，專門派人調查，但袁振英他們有驚無險。他後來回憶說，政府方面派人“由郵政查到北大來，但找不到我們”。可笑的是，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想做皇太子心切，便投其所好，偽造《順天時報》，讓袁世凱誤認為日本人也支持他當皇帝。結果，袁世凱決定廢止共和，過一回皇帝癮。但由於蔡鍔將軍在雲南發動護國運動，日本等國也表示不支持帝制。眾叛親離之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覺得大勢已去，只好宣布取消帝制，恢復民國。

弔詭的是，袁振英1912年就已經相信了無政府主義，思想激進。他雖然反感袁世凱復辟，但認為恢復王朝專制是可以理解的。可他的老師辜鴻銘是個拖著辮子的著名保皇派，一向尊崇帝王制度，卻也對袁世凱稱帝極為鄙夷，乃至不屑一顧。當初，他在大清帝國兩湖總督張之洞幕府服務時，就疑及袁世凱的人品。他效忠的是愛新覺羅家族，而不是袁世凱這個“洪憲”皇帝。羅家倫後來的一段回憶可以作為佐證：“辜先生有一次談到在袁世凱時代他不得已擔任了袁世凱為準備帝制而設立的參政院的議員。辜先生雖是帝制派，但他主張的帝制是滿清的帝制，不是袁世凱的帝制。有一天他從會場上出來，收到三百銀元的出席費，他立刻拿了這大包現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窯子。北京當時妓院的規矩，是唱名使妓女魚貫而過，任狎妓者挑選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個妓院點—次名，每個妓女給一塊大洋，到三百塊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1917年7月，辜鴻銘卻卷進了張勳復辟一事。蔡元培知道他的政治立場，但仍然繼續聘他，蔡元培的解釋是：“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對愛新覺羅家族的統治與帝制的舊情難忘，是辜鴻銘的一大特徵。袁振英曾經回憶過辜鴻銘的一件事，證實這位辮子教授對帝制的癖好：“他常常叫我為Msrchist．他也以Monarchist自居，因為他是—個復辟黨。他在宣統的復辟傀儡怪劇開幕的時候，他曾經做過外部侍郎。他在蔡子民先生辭‘北大’校長的時候，他也跟著別人主張挽留，歡迎複位；人問他的緣故，他說：‘因為我贊成蔡先生復辟！’”

辜鴻銘為自己終生對中國傳統的愛感到自豪，他解釋自己貌似前清的忠臣，實際上更是中國文化的仰慕與捍衛者。他把自己對愛新覺羅家族的政治忠誠與中國文明連接起來，在更高的文化層次上為自己作辯護。辜鴻銘寫道：“許多外人笑我痴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非僅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系忠於中國之文明。”對留辮子一事，曾在北京大學就讀的湘西學子沈從文曾經聽到辜鴻銘對學生們所說的話：““你們不要笑我這小小尾巴，我留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其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依我看，想去掉可不容易。”辜鴻銘這段話，讓沈從文意識到靈魂的束縛才是最難以擺脫的。沈從文成了教授之後，經常對學生引述這段話，晚年去美國各大學演講，也將其作為一個富有哲理的掌故一再引用。

因為對中國傳統文化始終如一與真誠的愛，辜鴻銘一生的成就也集中在這裡。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當年是曾經留學美國的幼童，熟悉西方政情民風，深知辜鴻銘作為中國學者而著書立說，贏得了歐美學者普遍景仰。他認為辜鴻銘在1928年去世未得當時的“國葬”禮遇是很大的憾事，會讓西方人覺得中國政府不知禮遇文化名人。王寵惠早年留洋，當過內閣總理與外交部長等職務，且是在北京大學任教過的辜鴻銘同事，他認定辜鴻銘學貫中西，榮獲各國贈送的博士學位達十三次，“其為國爭光，馳譽國際，曠古未有”。而作為弟子，袁振英用讚許的口吻寫道：“他是中國唯一的文人最給外國人崇拜的，因為他能夠把中國固有的文明，宣傳到外國去．不像別人只說外國的東西好！”他反對辜氏的頑固態度，但卻同情其熱愛中國文化，並不懈地向外進行傳播的精神。

1920年7月到12月，為陳獨秀充當翻譯，要擔當《新青年》一個新辦欄目“俄羅斯研究”的主要編譯者，要為《共產黨月刊》與《勞動界》撰稿，還要為《上海俄文生活報》提供英文譯稿，參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擔任外國語學社的英語教師。此外，他還曾遠往武漢爭取另外一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惲代英加入共產黨組織。

1920年底，陳獨秀與袁振英從上海來到了廣州。他們當時都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袁振英對這次回廣州，最初的態度並不積極，當時，他正把精力專註在《新青年》雜誌“俄羅斯研究”欄目的編輯和文章的譯述上。對兩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後來在回憶中寫道：“‘民九’（1920）粵軍入粵，趕走了莫榮新（桂系）。孫中山先生要我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廣雅）校長。我因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來。後來陳炯明又要陳獨秀來粵擔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職。俄國的同志也要來粵，想解決‘聯孫’和‘聯陳’的問題。他們都不懂廣州話，要我傳話，所以便一齊來到廣州。”顯然袁振英回到廣州是要出任廣東省第一中學的校長，並擔任共產國際代表的翻譯。陳獨秀出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同時他的另外一個使命是創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袁振英後來也成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廣東省第一中學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廣東省第一中學校長。

1921年，袁振英在廣東省第一中學率先實行男女同校。後來還有廣州執信中學、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湖南嶽雲中學。繼小學和大學后，女子在中等學校終於開始獲得了與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權利。

後去法國留學。1924年，袁振英從法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廣東大學擔任教授。北伐戰爭開始以後，他到武漢擔任武漢中央軍校教官，與惲代英等共事。

袁振英與拔英、擢英兄弟3人，均為留法學生，都曾任大學教授。建國后，袁振英是廣東文史館館員，1979年去世。

1894年7月生於東莞縣溫塘鄉。

191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學西洋文學系。

1918年6月，在《新青年》雜誌第4卷第6號“易卜生專號”上發表著作《易卜生傳》。

1920年7月，在上海遇到陳獨秀，幫陳獨秀組建共產黨組織。同年8月，參加中共發起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參與創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充當陳獨秀和俄共(布)遠東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譯，參與重建廣州共產黨活動，成為廣州共產黨組織成員之一。同年8月，公費到法國里昂中法大學讀書。

1979年1月，因病去世。

1952年12月，經周恩來總理的介紹，一個失業兩年之久的人來到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一年後，此人被調往廣東省文史館做館員。館員的工作雖然清淡，但卻是終身制的。從失業到終身都有工作，周總理的這次介紹使這個人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個人就是袁振英，袁崇煥的後代，東莞溫塘人。

周恩來為什麼要給袁振英介紹工作?袁振英和周恩來是什麼關係?

在一份於1955年填寫的《廣東省文史館工作人員登記表》中，袁振英寫有自己和周恩來的關係：法國同學。

袁振英的女兒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聽我父親說，他在法國留學期間，收到過一份通知，是中國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的通知書，署名為周恩來。我父親說他此前和周恩來並不認識。當時他由於很忙，後來就沒有參加成立大會。”

如果那時周恩來和袁振英並不相識，那麼，周恩來為什麼要寄一份通知給袁振英呢?

關於這一點，袁振英曾對女兒說，他留學前在《新青年》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可能周恩來看過他的文章後記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給他寄了一份中國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的通知。

主編“俄羅斯研究”專欄

如果上述說法成立，那麼，袁振英究竟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什麼文章給周恩來留下深刻印象?

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陳立平稱，袁振英曾在香港讀書，英文功底比較紮實，1915年秋天，袁振英考上北京大學文科學院，是該校唯一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譯文和著作的學生，其才能得到陳獨秀的賞識，這些都為袁振英後來在《新青年》上發表“紅色文章”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1920年7月，袁振英來到上海，陳獨秀見到他，要求他“幫忙一切”，於是他留在上海協助陳獨秀，並為《勞動界》、《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撰稿，擔任《新青年》、《共產黨》月刊的編輯。

《新青年》從第8卷第1號起，特設“俄羅斯研究”專欄，介紹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維埃俄國的經驗，袁振英擔任這一專欄的主編。袁振英在這個專欄發表譯文24篇，佔到這個專欄文章總數的三分之二。

當時每月袁振英只能拿到100元稿費作為工資，還要扣除膳宿費，生活比較清貧，但他堅持用筆桿宣傳馬列主義。

事實上，《新青年》從第8卷第1號起公開宣傳馬列主義並不是偶然的，中共發起組成立后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通過創辦刊物宣傳馬列主義。

陳立平在《袁振英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作用》一文中認為，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羅斯研究”這個“樹旗幟”的專欄上傳播馬列主義所發揮的作用，是當時任何一個共產主義者無法相比的。

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換句話說，那時的袁振英，實際上在為中共發起組工作。那麼，中共發起組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填寫了一份幹部登記表。在這張登記表裡，袁振英清楚地寫著“曾參加共產黨小組民九”的字樣。民九是指中華民國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據史料的記載，袁振英於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成立於1920年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組織，歷史表明，它並不是上海地方性的黨組織，而是全國各地以及國外中共黨組織創立的中心，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

根據陳立平的研究，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先後參加中共發起組的人總共16個，袁振英是其中一位，陳獨秀是這個小組的書記。

1920年冬天，廣東省政府聘請陳獨秀和袁振英到廣東教育界任職，陳獨秀藉機在廣州宣傳社會主義和發展共產黨組織。

當時去廣州的還有共產國際的魏金斯基，他和陳獨秀一樣，都不懂粵語。袁振英和陳獨秀既是師生，又一起共過事，而且能講粵語和英語，所以他就成了陳獨秀和魏金斯基身邊的傳話人，充當他們的翻譯。在廣州，由於陳獨秀和袁振英的這種密切關係，袁振英被當時許多人稱為“陳獨秀的手足”。

自評一生有功無過

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兩個月，袁振英赴法國里昂大學留學。此後，他再也沒有過組織生活，自動脫離了黨組織。

從里昂大學博士院畢業后，袁振英就回到國內，主要從事教學、編譯和文史研究工作。

袁昌淑女士回憶到:“解放后，我父親失業了，沒有辦法維持生活，不得已於1952年給周總理寫信。同年12月，我父親被安排到廣東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1953年調往廣東省文史館。”

對於周恩來的幫助，在《袁振英傳》中有這樣一段表述:“袁振英曾經說過，周恩來知道他的為人，所以才會介紹他工作。這些都歸結於周恩來驚人的記憶力和對一個老知識分子的關懷，這也是對袁振英參與建黨之功的一種補償。”

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評價自己為“共產主義馬前卒”，並說“我的一生對於人民是有功無過的”。

評價

這樣一個人物(指袁振英)，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上，曾經實實在在地存在過，而且發揮過重要作用。

他參與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過程，與共產國際派赴中國幫助建黨的人員有過密切的接觸，是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的上海“中國共產黨”、“廣州共產黨”的早期組織的重要成員，應該算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之一。

因此，我認為，雖然袁振英不是我們可以按通常那樣簡單、標準的模式來勾畫、理解、評判的人物，但他在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中的特殊作用，應該得到實事求是的肯定；他一生數十年的活動，也可以當作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側面、案例或背景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