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日昌

宋日昌(1903～1995) 市政協第五、六屆副主席(任期：1979年5～1985年7月)。

曾用名秉鐸，安徽穎上人，大學，中國共產黨黨員。南京國立東南大學肄業。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南昌起義。

歷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委員，中共浦口區委書記。1935年任山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員。1935年秋去日本。1937年參加八路軍。1938年2月重新入黨。1940年奉派赴新四軍四師，後轉一師。歷任蘇中行政公署民政處處長，蘇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山東省人民政府民政廳副廳長。1949年任皖北行政公署主任，1950年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部長，華東行政委員會副秘書長，上海市副市長。1958年後，兼中共上海市委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人委農業辦公室主任。兼市政協第五屆的法制研究委員會主任、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第六屆的法制研究委員會主任、提案工作委員會主任

1927年3月，宋日昌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中，他跟隨葉挺將軍向反動勢力開火。在隨軍輾轉的過程中，宋日昌與部隊失散，去了香港、上海，后回到南京，與黨重新接上聯繫。但南京局勢突變，黨組織遭破壞，為了尋找真理，宋日昌東渡日本留學，“七七事變”爆發，回國投身抗日鬥爭。在山西參加“犧盟會”，宋日昌有機會見到了薄一波，吐露了自己壓抑六年之久的找黨要求。8月參加南昌起義。起義軍在廣東境內被打

散后，宋日昌流亡上海，度過了一段危險而艱難的生活，后幸得王亞樵的安徽幫相助，逃脫軍警的追捕。

1927年底，中央軍委派遣宋日昌來南京，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是秘密代號為“清涼山小組”的中共南京臨時組織骨幹成員，曾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員、浦口區委書記。他膽大心細，善於應變，他曾扮成賣貨郎，挑著貨郎擔子在南京街巷間出沒，也曾以城南某一典當行估價員的職業掩護情報工作，幾次巧妙地擺脫了國民黨警探的跟蹤。宋日昌還利用與在南京閑居的皖籍國民黨元老柏文蔚的關係弄到不少重要的情報送交組織。后因叛徒的指認出賣，宋日昌不幸被捕，他堅不招供，熬過了敵人的酷刑拷打，家人聞訊，找關係托同鄉33軍副軍長鮑剛出面疏通，才得以被放出來“監視居住”，宋日昌被迫亡命日本，一去八年。

1935年，宋日昌返回中國，在山西省立第一師範任教。

1936年西安事變后，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1月參加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

1937年11月，經由皖籍同鄉、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的引薦，宋日昌進入閻錫山的晉綏軍擔任騎兵軍的“文司令”(相當於副參謀長)，主管政工和教育，後任晉綏軍軍事教導縱隊政治部主任，他相當活躍，與薄一波、羅貴波領導的新軍保持秘密聯繫，對聯合抗日出力甚多。後來，宋日昌的身份暴露，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他機智脫險，幾經輾轉返回延安。

1938年2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八路軍一二○師任政治部幹事。

宋日昌書法作品

1940年春，宋日昌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同年3月，黨派他帶領100多名幹部，歷經千難萬險，到蘇北新四軍參加以彭雪楓為師長的第四師，從事根據地建設工作。之後，他歷任豫皖蘇聯防委員會民政處長、蘇中行政公署民政處長、蘇中糧食局局長、蘇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動員和組織群眾支援抗日戰爭。

1940年，調新四軍第四師，后又調第一師工作。歷任豫皖蘇聯防委員會民政處長、蘇中行政公署民政處長、蘇中糧食局局長、蘇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黨組書記、中共蘇南區黨委委員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山東省人民政府民政廳副廳長、省政府黨組成員，支前委員會政治部部長，膠東行政公署代理主任、黨組書記，中共膠東區黨委委員等職。

1944年底和1945年4月，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副師長葉飛奉命先後率部渡江到達蘇南抗日民主根據地，宋日昌隨軍南下。不久，蘇浙軍區成立，將蘇南浙東部隊與南下兵力合編，準備配合盟軍登陸，開展對日大反攻。

1945年2月，蘇浙軍區兵分三路，開始向浙西敵後進軍，沿途攻克日偽許多重鎮據點，受到當地群眾熱情歡迎。當時，浙西等地區山多人少，加上春荒，糧食等物資供應十分緊張，前線部隊有時只能以野菜、竹筍充饑。為解決前方物資供應困難，蘇南行政公署決定成立支援前線司令部，由行署副主任宋日昌任總指揮。他日夜奔波組織了55萬個勞動力為前方運送大批糧食，並運回許多傷員，還動員了6200名民工長期隨軍服務。在支援前線的日日夜夜裡，宋日昌不僅和幹部、民工同甘苦、共命運，和他們打成一片，還親自慰問傷病員，受到部隊將士與地方幹部、群眾的熱情讚揚。

解放戰爭期間，宋日昌任山東省支前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忙於華東野戰軍30萬大軍的後勤供應工作。1948年7月，宋日昌任華東野戰軍先遣縱隊政治部主任，又兼支前委員會的司令，他以高超的組織能力和完善的運籌計劃，籌集了大批軍用物資和糧食，保證了大軍渡江戰役的作戰需要。同志們稱讚宋日昌是一位“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先行官，為華東地區重大戰役及渡江作戰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解放初期，宋日昌從皖北行政公署主任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部長。

1948年7月任華東野戰軍先遣縱隊政治部主任，合肥市軍管會副主任。

1949年，任皖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支前委員會司令。新中國成立后，

1950年起先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長，華東行政委員會副秘書長、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1954年9月～1966年10月，擔任上海市副市長、中共上海市委委員，長期分管農業工作。

1956年9月全國各大行政區撤銷后，宋日昌任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副市長，協助陳毅市長、曹荻秋常務副市長分管郊區農業生產、防颱、防汛工作，還兼管過交通、公用事業、民族、宗教、僑務等工作。他對分管的工作，敢抓敢管，勇於負責。他兼任上海防颱防汛總指揮時，每次強颱風和大潮汛來臨，都親臨各縣江、海塘和危險地段進行一線指揮。在宋日昌專用公車裡必備的三件用品是：長統膠靴、橡膠雨衣、手電筒。

人們稱宋日昌為“農民市長”，因為他的時間表和農民一樣：春忙耕種，夏忙“三搶”，秋忙收穫，冬忙農田水利和田間管理。他工作十分認真、踏實、細微、務實。節假日他往往不在家休息，不是開會就是到郊縣農村，了解作物生長情況，檢查工作，幫助下面解決具體困難。宋日昌的足跡遍布了上海十個郊縣各公社和各個農場。

1959年到1961年，國家處於困難時期。上海市區居民糧食限量供應，每人每月只能買到很少的豬肉及食油，蔬菜等副食品也很緊張。每到過年過節，宋日昌就忙著調撥上海超額生產的工業產品手錶、自行車、縫紉機、拖拉機等，到浙江、江蘇、安徽等兄弟省市去交換禽、魚、肉、蛋和糧、油、蔬菜等副食品，以保證上海市民的菜籃子。

宋日昌全家合影（攝於1980年） 

宋日昌為官清廉，一身正氣，幾十年來，大量錢、財、物經過他的手，但他從不拿公家的一針一線，真正做到了“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在中共中央提出“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號召后，中共上海市委及市人委果斷地作出決定：圍田墾荒，變崇明蘆葦草灘為城市副食品基地。

1959年2月～1962年7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農村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農業辦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殘酷迫害。粉碎“四人幫”后恢復工作。

1960年8月，上海市人委成立圍墾指揮部，由副市長宋日昌任總指揮，市政工程局局長徐以枋等人為副總指揮，組織市區十多個局、區的機關幹部約十萬人組成浩浩蕩蕩的勞動大軍，奔赴崇明、長興島、奉賢、南匯等地，划片包干，圍墾灘塗。宋日昌總指揮向圍墾大軍發出“向海灘爭地、向荒灘要糧”的豪邁誓言，一場驚天動地，向自然界開戰的圍墾發動起來了。

圍墾開始后，宋日昌多次赴墾區視察，還將在上海讀大學的兩個兒子送上圍墾第一線去鍛煉。宋日昌直接指揮了崇明島百萬沙大壩合龍。宋日昌每到一處，均叮囑指揮部幹部，要儘可能幫助圍墾人員解決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難。他還和徐以枋副總指揮以及技術人員研究怎樣運用技術力量提高圍墾造堤的質量，保證堤壩能抵禦大風大浪的衝擊，切實保證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1961年6月，全市已圍墾土地30萬畝，建立國營畜牧場14個，它們生產的糧食、家禽、蔬菜源源不斷地運到市區，改善了副食品供應的緊張狀態。

在十年動亂中，上海首當其衝，宋日昌同志受到殘酷迫害，被關押達七、八年之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宋日昌得到徹底平反。

1979年5月他被選為上海市政協第五屆委員會副主席，並連任第六屆副主席。宋日昌在政協任職期間，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撥亂反正，推動各項政策落實。當時還有許多政協委員、民主黨派同志的私房和抄家物資尚未發還，這個問題不能很好解決，必然要影響上海各界人士的積極性、創造性，影響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及時作出重要批示。胡耀邦引用了唐朝韓愈《祭鱷魚文》中的一段話，批評一些地方落實政策不夠有力。他在批示中說：“落實政策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七年還不落實政策，就是像鱷魚一樣，‘冥頑抗命’了。”中共上海市委根據胡耀邦同志批示精神，委託上海市政協黨組協助上海市政府有關部門開展落實政策的大檢查，切切實實地推動上海的工作。

1979年5月～1985年7月，被選為上海市第五屆、六屆政協副主席。

1981年11月，被選為中國書法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

宋日昌書法作品

上海市政協組織了四次大檢查，每次都有在滬全國政協委員、市政協委員及各民主黨派同志參加。

1983年7月30日組織的一次大檢查，兵分五路，每路由一位副主席任組長。宋日昌為第五組組長，到上海市工藝品進出口單位，檢查被查抄的工藝品情況。檢查發現已有一批工藝品被出售到國外，宋日昌大怒。事後，上海市政協黨組把檢查情況向上海市委領導彙報。上海市委同意市政協黨組及宋日昌同志的建議，立即凍結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單位收購的被抄家來的工藝品出口，並清理倉庫中這類存貨，由上海市政協檢查組協助有關部門，陸續退還原主。上海市委這個正確決定，大大推動了上海落實政策工作的順利開展。上海國際禮拜堂，是國內外很有影響的教堂，“文革”中受到破壞又被“樣板團”佔為活動場地。“文革”后，久久不能落實政策，因為那是“老虎屁股”誰也摸不得。宗教界人士因宋日昌“文革”前是分管宗教的副市長，所以請他幫助解決。宋日昌敢於碰硬，找文化局和劇團領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後予以歸還。

1984年擔任上海老齡問題委員會名譽主任。 

1987年落實政策共發還私房35.7萬平方米，歸還文物工藝品67.4萬件、書畫236萬餘冊。對已售出或找不到物品的，都分別作價適當補償。對屬於各省市抄家文物、工藝品，也如數交有關省市退還原主，江蘇、江西、浙江、安徽有關部門都來信表示感謝。 

1995年9月7日19時50分宋日昌同志因病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終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