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史百家雜鈔

在清代，在曾國藩之前，社會上已經流行著兩部很有名的古文選本，一部是康熙年間吳楚材、吳調侯編纂的《古文觀止》，一部是乾隆年間姚鼐編纂的《古文辭類纂》。這兩部書，各有其優長，影響也都很大。但在許多方面，卻比不上《經史百家雜鈔》。

《古文觀止》，可以說是一部相當成功的古文選本。但是，由於它是供學塾使用的讀本，故而所選文章偏重文彩，偏重通俗，缺少一種學術的厚重和大文化的廣博。《經史百家雜鈔》則不然。《雜鈔》在網羅文獻的廣博上和選文思想的學術底蘊上，無疑都是超過了《古文觀止》的，而所選許多文章的可讀性和觀賞性，也是並不亞於《古文觀止》的。“觀止”者，觀此為止也，其他不必看也。 《經史百家雜鈔》，可以說就是曾國藩編纂的一部“古文觀止”。《經史百家雜鈔》，也可以叫作《曾氏古文觀止》。

同《古文辭類纂》相比，其中敘記、典志為新增入者，而刪去了姚書中贈序一類，在選本的實際效用方面，《雜鈔》改變了《類纂》較偏重對古文的研讀、模習和應用，而於姚氏義理、詞章、考據三條標準外，另提出經濟（此處為“經世濟民”之意）一項，力求選文與政事結合，使讀者通過對文章的學習，了解歷代的治亂興衰、典章文物、學術思想和經國濟民之道。也就是說，《雜鈔》里不僅有“文”，而且有“道”，是“文”與“道”結合的一部書。比之主要是注重辭章的《類纂》來，《雜鈔》的實用價值無疑是遠超其上的。而將義理、詞章、考據大體都歸宿於經濟。在內容上，減去了《類纂》中內 容較空泛的一些應酬文字，並新增了經、史、子三類的文章，約佔全書四分之一的分量。從而體現了曾氏注重經濟、歸宿於經濟的 治學精神，表現了當時的時代要求。其所選文章多為具有代表性 的作品，選擇精當，內容豐富，範圍廣泛，體裁兼備，故可作為研 讀經、史、哲學等方面的基礎讀物，各種文體的示範讀物，還可作為中國文學史的對照資料，加以參考。

毛澤東對《雜鈔》的這一優點評價很高，他在給蕭子升的信中說：“國學者，統道與文也。姚氏《類纂》畸於文，曾書則二者兼之，所以可貴也。”毛澤東認為，國學的內容，包括“道”與“文”兩個方面，但《類纂》只包含了“文”這一方面，而《雜鈔》則二者兼之，所以《雜鈔》很可貴。可以看出，毛澤東之所以把《雜鈔》作為研習國學的入門書，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雜鈔》中包含了“道”與“文”兩個方面的文章。又在給蕭子升的信中所說的“是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掄四部精要”一語，就是對這部書的編選功力的精當的評語。“掄”者，選擇也，選編也。這句評語的意思是：《經史百家雜鈔》已經把從古時到清代的經、史、子、集幾方面的精華都囊括其中了。曾國藩與《類纂》的編者姚鼐在編書眼光上有很大不同，曾國藩雖也著眼於文學辭章，但因他主要是個政治家，因而在編纂《雜鈔》時，在相當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姚鼐則主要用的是辭章家的眼光。毛澤東之所以看中《雜鈔》，說《雜鈔》比《類纂》好，也是因為他不僅僅著眼於辭章，更重要的是以一種政治家的眼光來評論和取捨二書。《經史百家雜鈔》出版以後，也曾在社會上產生過相當廣泛、深遠的影響，對這一點，今人則知之甚少。《雜鈔》出版以後，備受文人學子的歡迎，使許多希望得國學之門而入的讀書人有了一部精粹、實用的入門書。毛澤東就是這許許多多學子中的一個。由於《雜鈔》的部頭較大，定價較高，為了適應一般貧寒士子的閱讀要求，一些書坊還出了《雜鈔》的簡編本。曾國藩曾經手錄這部簡編本，送給友人。

曾國藩家書中的教子書部分，其中許多內容是教子讀書的，曾國藩不僅告誡子女要做讀書種子，而且精心推薦了閱讀書目或篇目。但這些閱讀書目或篇目，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統的，而且散見於教子書中，今人不易查找。《經史百家雜鈔》則是一部集中了許多名篇的、系統性很強的國學讀本。曾國藩在教子書中推薦的一些古書，《雜鈔》不僅選入了其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將這些篇章系統地歸入了某一文章部類，使讀者不僅便於集中閱讀，而且能夠清晰地看出這些篇章在整個古代文章中的位置。例如，曾國藩在一封給其子曾紀澤的信中提到，五經四書之外尚有十一種必讀書，其中《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最宜熟讀”。在《經史百家雜鈔》中，曾國藩便精選了這四種書中的一些名篇，並將其歸入某一文章部類。如在《史記》選的《太史公自序》、《十二諸侯年表序》，歸入了“序跋之屬”；《漢書》中選的《封燕然山銘》、《高祖泗水亭碑銘》，歸入了“詞賦之屬”；《莊子》中選的《逍遙遊》、《馬蹄》歸入了“論著之屬”；《韓文》中選的《進士策問十三首》、《祭鱷魚文》，歸入了“詔令之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