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星垣

黃星垣，中醫內科專家。四川峨眉人。1949年畢業於國防醫學院大學部醫科系。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重慶市第一人民醫院、重慶市第一中醫院副主任工程師，重慶市中醫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常務理事。長於中西醫結合診治腎盂腎炎，內科急症。主編有《實用中醫內科學》、《中醫內科急症證治》。

黃星垣又名茂和，字亞申。家境清貧，早年喪父，賴母為生，其母積勞成疾，苦無醫治，故在幼年即懷習醫濟世之願。1943年考入全公費的軍醫學校大學部，使習醫之志，如願以償。這所學校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內遷貴州安順，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遷上海江灣複課，更名為國防醫學院。入學之後，連續以學習成績優異而名列前茅。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年10月隨第二野戰軍衛生部進軍西南，此後一直在重慶從事臨床醫療保健工作。1958年經選送離職學習中醫兩年半，由於學習成績優秀，獲中央衛生部頒發的一等獎。

學習中醫之初，他對中醫藥這個偉大寶庫尚無深入了解，只抱著多學點本領，對解除患者疾苦總是有好處的想法，堅持了學習和研究中醫藥。30年來，通過長期的臨床實踐，他深刻地體會到，中醫藥學不僅是一門古老的傳統醫學，而且也是一門融醫理、哲理、心理為一體，具有高深科學內容的人體生命科學。儘管在學習和工作上歷盡困難和曲折，但他始終堅信中國共產黨中央開闢的這條航道，是條正道，從而較為珍惜所學的內容，熱愛自己的崗位。同時還體會到，西醫學習中醫的關鍵是學以致用，學用結合，而且這種學和用，應該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推陳出新”。

所謂“古為今用”，就是將古代醫學的學術理論和醫療經驗，用於今天防治疾病和保障人民的健康；所謂“洋為中用”，就是運用現代醫學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進一步挖掘和闡發中醫的特色，充分展示其專長；所謂“推陳出新”，就是把西醫和中醫知識結合起來，互相取長補短，為總結探索出新的學術理論和臨床規律，有所作為，有所貢獻。這些年來，他的這種探索，主要是圍繞提高中醫臨床療效、研究整理中醫理論資料和更新中醫急症治療思路方法等3個方面進行。

1961年10月，正值農村因工作失誤，出現“腫病”的困難時期。當時他脫產學習中醫正進入結業階段，被重慶市選派擔任中西醫結合防治腫病低血糖昏迷研究組副組長，通過調研和屍檢發現，這類病人的內臟器官及全身肌肉，都極為衰竭和萎縮，代謝功能低下，無法對搶救治療注入的大量葡萄糖液利用轉化和貯存；從中醫辨證分析，其病情屬陰陽兩竭的脫證，採用大劑量葡萄糖液衝擊注射療法，療效極差，病死率高達80%以上。經過分析比較研究，改進為如下中西醫結合的綜合療法，即：①加強保暖以散寒固脫；②改大劑量葡萄糖液衝擊注射為小劑量分次注射，以維持有效的血糖量；③加用自製的人蔘注射液、附片注射液注射，以助糖液在體內利用轉化和貯存；④增加攝入食物熱量，少食多餐；⑤加用益氣健脾的中藥丸劑，以助食物的消化吸收；⑥加強夾雜感染的防治。經過這樣的治療改進，臨床療效有了明顯的提高，病死率由85%下降到5%，重慶市及時召開了經驗交流會議，從而將這一重危急症的病死率，很快在全市範圍內控制了下來，這是他從事中西醫結合臨床研究的首傳捷報。

1963年5月，全國中醫學院第二版教材審訂會議在江西廬山舉行，出席會議的百餘名代表，全系中醫界知名專家，他和另外3名西醫學習中醫代表，受邀參加會議，並分派到相應的教材組編寫和修訂。總評時8門審訂教材中的《內科》和《金匱要略》未達標，全部重寫。由於會期已近尾聲，會議決定留下20多名代表，延期3周，突擊完成重寫任務。他接受的任務是重新撰寫內科總論，在黃文東、曹鳴皋兩名老中醫的協助下，由他執筆突擊加班，晝夜奮戰，最後提前兩天完成6萬字的內科總論。此稿以《臟腑、氣血、痰濕病證概述》為題，對其辨證論治要點，作了全面而系統的論述。由於文稿能反映中醫內科理論的特色，切合實用，受到教材學術評審專家一致好評。會後衛生部領導又決定由金壽山、曹鳴皋兩名老中醫、西學中的張大釗和黃星垣4人組成統稿組，並指派黃星垣為小組負責人，在滬歷時兩個半月，完成了統稿任務。同年11月，又受邀去合肥參加第二批教材的審訂。這次被分配到中醫各家學說教材組，在任應秋老師的指導下，執筆完成中醫各家學說總論，首次較深入地論述了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反映出歷代各家學說的學術發展和成就。此稿由於撰寫內容和體例新穎，系統性和邏輯性強，也受到教材學術評審專家的較高評價。

1963年9月，重慶市開始籌建中醫研究基地，抽調一批中醫和中西醫結合專家，充實到重慶市第一中醫院，黃星垣被抽調到內科擔任主任，並負責腎盂腎炎的中醫治療研究。當時此病的臨床治癒率一般為40%～60%，遠期療效鞏固率只有20%～40%，他們專用中藥治療觀察141例的研究結果，把臨床治癒率提高到79.7%，遠期治癒鞏固率為75.8%，經逐級評議，最後於1965年在北京正式通過國家科委組織的鑒定，評為重大中醫藥科研成果，他本人還被國家科委正式聘為中醫中藥組成員。1965年7月，經過會診和批准，專用中藥三黃五味消毒飲治療2例腎盂腎炎併發大腸桿菌敗血症成功，收到體溫在2天內開始下降，4天內降至正常，相繼血培養轉陰的優良效果，此後運用此方治療各型敗血症18例，除2例因膽石梗阻改用手術治療外，其餘16例均獲痊癒，這為他在以後研究中醫治療急症，開拓了思路。

1979年11月，受衛生部中醫司的委託，由他主持在重慶召開了一次專門會議，草擬編撰《實用中醫內科學》的編寫大綱，商定由他擔任常務主編，經過6年的協作努力，這本包括120個常見中醫內科病證，共11章，近200萬字的中醫內科專著，終於在1985年出版問世。這部專著由於廣徵博採，芟除蕪雜，體例新穎，論述精要，內容豐富，受到好評和讚譽，1989年獲全國優秀科學技術出版圖書一等獎。

1980年以來，由他負責的中醫治療內科急症研究，由於把繼承傳統經驗和更新中醫的急救手段結合起來，把臨床治療驗證、改進劑型和實驗研究結合起來，且重點抓了①深入開題調查；②提出合理設計；③組織技術協作；④進行藥物劑改；⑤開展治療驗證；⑥採用中醫綜合急救；⑦制訂中醫急救常規；⑧及時總結經驗教訓；⑨培訓技術隊伍；⑩邀請專家評議等10項改革措施，因而工作進展較快，為深化中醫內科急症治療研究，提供了經驗。1983年11月，衛生部中醫司以重慶市中醫研究所為現場，召開了全國中醫急症工作會議，交流推廣了他們的經驗。同年在重慶建立了全國中醫急症培訓中心，由他擔任主任，先後開辦培訓班15期，為全國各地培訓了一批中醫急症科技人才。

黃星垣自60年代初期，剛踏上中醫和中西醫結合臨床研究崗位之際，通過中醫對腫病低血糖昏迷和敗血症治療效果的觀察分析，使他深深地體會到，中醫不僅能治好慢性病，而且對急症治療也具有一定的潛力。不過這種潛力，尚待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掘和開發。因為中醫治療急症的劑型比較單調，應急手段比較落後，處理急症多系臨證之時，評脈處方，診后才煎煮湯藥服用的程序，因而不能適應今日城市醫院成批日夜收治急症群體病例的需要。況且急救處理，全憑醫生各自的經驗，缺乏統一的診治常規和急救規範，急救病種範圍受限，療效不穩，尤其對湯水難進的重危急症，更感棘手。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他們從1965年起曾立題上報，籌措開展此項研究，后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斷，1978年才重新開始這項研究。

為了使中醫急症治療研究能更有效地深入開展起來，他們深入總結了過去研究工作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分析過去有效的病種和具體方葯，邀請院外專家評議諮詢，最後吸取了過去治療病種選得過多過難的教訓，縮短戰線，集中精力，主攻中醫溫病的高熱、厥脫、救陰保津“三關”。由於溫病急症的病情危急，變化迅速，若無統一的辨證治療規範，沒有可靠而及時的急救處理手段和有效製劑，要使研究取得進展，是很難設想的。

他們設計的研究方案認為，更新中醫的急救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與急救有效方葯的劑型改進和投藥途徑改進密切相關，但這兩種改進，必須以中醫的理法方葯為依據，以現代先進科技為手段，以現代醫學的檢查診斷作參考。在具體步驟上，首先通過臨床治療篩選有效方劑，再按照現代工藝技術程序試製新製劑，取得安全有效的實驗結果后，在臨床上進行驗證治療觀察，同時進行相應的藥效學和藥理學探討。這種改進研究主要是圍繞溫病“三關”的急救，因此投藥途徑則以靜脈給葯為主，將抗高熱的“清氣解毒針”，抗休克的“參麥針”，救陰保津的中藥大輸液“增液針”的研製為重點。治療驗證結果提示，“清氣解毒針”抗感染性高熱的療效，據191例治療對照統計，3天內體溫降至正常者為67.8%，對照組為62.0%；“參麥針”抗休克的療效，據131 例統計，48小時內休克完全糾正率為91.6%，明顯優於對照組；中藥大輸液“增液針”對糾正陰液失調的療效，據324例對照比較，較生理鹽水和葡萄糖液有更明顯的抗炎和解熱作用。這表明對中藥急救方葯進行以上“雙改”，是更新中醫急救手段的有效途徑，確能明顯提高中醫急症治療的臨床效果，而且便於推廣。與此同進，他們從1981年起還制訂出“高熱”、“休克”、“昏迷”、“抽搐”、“喘促”、“出血”、“心痛”、“中毒”等8種常見急症中醫診治常規，在臨床試用，有的還被收入《實用中醫內科學》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發的中醫急症試用證治常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國內對中醫理論的研究始於50年代後期，集中於編撰出水平較高的高等中醫院校教材。第一版中醫學院教材問世，未能達到這一要求，於是1963年第二版審定會就明確提出，每門修訂的教材均要重新撰寫一篇具有系統學術理論性論述的總論，各論的體例內容，也應創新和改進。黃星垣分擔執筆撰寫的內科總論，改變過去習慣於將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和四診八綱等基礎概論，作為內科總論的主體框架，更新成題為《常見臟腑、氣血、痰濕病證概述》的內科總論，由於這篇總論既能體現內科常見病證辨證論治的規律，又能反映中醫內科學的學術特點和研究進展，因此這本內科教材至今雖已修訂5版，但其總論的主體框架和學術內容，基本上保留了下來。在那次教材審訂會上，他執筆撰寫的另一篇中醫各家學說總論，首次從祖國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各家學說的概述，各家學說的演變和發展，以及各家學說對祖國醫學的影響等4個方面，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和深入的分析，精要地歸納反映了歷代各醫藥學家的學術成就，對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1980年1月，中華全國中醫學會（1991年改稱中國中醫藥學會）在昆明召開了第一屆中醫理論研究會，會上他宣讀了題為《揚長補短，推陳出新》的論文，對當前中醫理論研究工作進行了具有新見的評論，論文指出，“揚長”，重點是發揚中醫獨特理論體系之長，辦法則是借鑒歷史成功的經驗，大力改進研究工作；“補短”，迫切需要改變中醫診治手段落後現狀之短，辦法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和知識，將中醫的診斷治療技術，迅速革新和改進；“推陳”，就是從實際出發，打破思想上的老框框，辦法是實事求是，探索能大力促進中醫理論發展的科研方法；“出新”，就是在中醫學術理論的發展上，鼓勵標新立異，辦法是突出重點，有的放矢，集中力量，深入研究。他理論聯繫實際，一方面從事中醫急症臨床治療研究的改進和提高；一方面著手《實用中醫內科學》和《中醫內科急症證治》兩本著作的編撰。由於急症治療研究任務繁重，風險較大，為了保證研究工作的安全和順利完成，他堅持深入臨床和一般醫生一樣，參加值24小時負責制的急症班，住在醫院內，堅持對重危急症日夜查房和巡診，且擠出幾乎是全部假日及大部晚上時間，整理和撰寫研究資料，這樣持續6年，終於在1985年由他主編的《實用中醫內科學》和《中醫內科急症證治》兩書均正式出版發行。此後1987年、1988年和1990年還相繼主編出版了《中醫急症大成》、《溫熱求新》和《中醫藥臨床科研指南》。在80年代的10年間，他還先後在中醫和中西醫結合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如何實現中醫現代化》、《溫病衛氣營血研究概況》、《內科急症中西醫結合成就》和《多學科、多途徑開展中醫科學研究》等70 篇論文，對中醫的理論研究，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他在開展中醫急症治療研究的實踐中，深刻地體會到，人才、科技和基地是保證研究順利進行的三大要素，其中人才培育尤為重要。所以從80年代初期他就著手科技人員的培育。他們培訓的原則是“聯合”和“配套”，培訓的辦法則是從實踐中學習與辦班相結合。所謂“聯合”，即培訓的急症技術隊伍，包括臨床醫生、中藥製劑、基礎實驗各方面的人才；“配套”，即臨床、藥物和基礎配套的梯隊。培訓內容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組織有實際經驗的專家編寫出《中醫內科急症》和《中醫內科急症劑型改進》等著作，把傳統的理論經驗與近代研究進展結合起來，把概念的原則與具體有效經驗結合起來，收效較好。從1982年起，受衛生部中醫司委託，開辦全國中醫急症和藥物劑改班共15期，培訓中高級科技骨幹近千名，來自21個省市的學員，結業返回單位后，相繼開展了中醫急症的臨床和藥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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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黃星垣。中醫急症大成。總論。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7.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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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黃星垣。辨證論治形式和應用探討，中醫雜誌，198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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