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蘭事件

牛蘭，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的一個工人家庭，10歲時便失去父母，獨立謀生求學，1914年畢業於基輔的一所商業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作戰勇敢被送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鬥爭中，牛蘭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員，曾擔任“芬蘭團”政治委員，十月革命時率隊攻打冬宮。1918年牛蘭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契卡”（非常委員會）。在蘇聯的幾十年歷史中，不論是早期的“契卡”，還是後來的“克格勃”（國家安全委員會），其選擇工作人員的標準極高，諸如政治上可靠、富有獻身精神、智力體力過人等。牛蘭進入“契卡”后，先後到烏克蘭及歐洲數國執行特殊任務，曾在法國被捕，判處兩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滿返回蘇聯，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義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秘密信使。1927年共產國際選定牛蘭作為派往中國的最佳人選，並指示他以私人身份經歐洲赴上海，以商業公司作掩護建立秘密聯絡站，而且任何情況下都不許與蘇聯在華的公開機構聯繫。

牛蘭夫人的原名：達吉亞娜·尼克萊維婭·瑪依仙柯。1891年出生於聖彼得堡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讀於當地的一所貴族學校，接受高等教育，後來從事教師職業，專業是數理邏輯。她的愛好廣泛，對語言的悟性極高，精通法、德、英、義大利語，還研究過喬治亞語和土耳其語。1917年在史無前例的十月革命中，牛蘭夫人加入布爾什維克。像許多出身不好的革命者一樣，她經過一段時間手上磨起老繭、身上沾滿油污的“勞動教育”后，開始被委以重任。先後到土耳其、義大利、奧地利等國工作，1925年在維也納與牛蘭相識相知相戀。1930年初來到中國上海，協助丈夫工作。

三十年代初，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關押、審判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的事件，曾成為當時世界的頭條新聞，國際國內輿論和各界人士對於“牛蘭事件”的關注反響持續了近兩年的時間。後來，這一熱點漸漸變為一個研究課題，尤其是九十年代莫斯科共產國際檔案公開后，西方學者繼續發表有關論文，探討“牛蘭事件”的始末。但是，牛蘭夫婦的來歷和下落始終是一個謎，“牛蘭事件”本身也存在許多疑點和細節。能對此作出解答的當屬牛蘭夫婦唯一的兒子吉米。吉米先生不僅與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了若干年，而且這位母語是德語、專業是法文的俄羅斯老人搜集到大量的有關檔案和文字資料。本文的主要資料來源和依據就是吉米先生提供和敘述的。

二、三十年代中蘇關係呈現多方並存的狀態。既存在蘇聯政府與中國政府、地方勢力之間的關係及經貿、邊貿往來，也有政黨之間的關係。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繫主要通過總部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1922年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后，便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重要支部，雙方的聯繫和人員往來十分頻繁。

1927年4月，北京奉系軍閥派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和中東鐵路辦事處，逮捕共產黨員李大釗等60多人，劫去大批文件；天津法租界蘇聯幾家商行被搜查；蘇聯駐上海領署被萬國商團包圍。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這一連串突發事件，使蘇共和共產國際都有些摸不著頭腦。共產國際聯絡部、遠東局等機構則因在中國的工作不力，負有失察之責而受到嚴厲的批評。各方檢討之後，決定派遣得力人員來中國了解情況，探討建立秘密聯絡站，用新的方式加強與亞洲各國黨和中國共產黨的聯繫。牛蘭夫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受命來華的。

1927年11月，牛蘭到達上海，此後一年多的時間中，他來往於上海與歐洲之間疏通貿易和聯絡渠道；在上海租界區內活動；到中國其它城市旅行。至1929年牛蘭開始全面負責中國聯絡站工作，他的妻子帶著2歲的兒子吉米也來到上海。

牛蘭夫婦在華期間，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區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從事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黨的聯絡：信件、電報、郵包的接收與中轉；建立秘密印刷點；租用公寓和舉行秘密會議的場所；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共產黨人辦理各種必要的手續等。牛蘭的述職報告和其它檔案資料顯示，當時掩護這些活動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區內的三家貿易公司。

其中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是“大都會貿易公司”。當時這家公司資金雄厚，在生意人圈內口碑頗佳。共產國際通過秘密渠道將援助亞洲各國黨的資金匯入該公司。據記載，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資金平均每月達二萬五千美元，高出其它支部十幾倍。

牛蘭夫婦是經驗豐富的特工，來到上海後面對異常複雜的環境。各租界區內人流混雜，管理混亂，但警方對共產黨人的活動十分警惕。共產國際來滬人員和中國共產黨在滬人員變化不定，經常出現意外。為了安全起見，牛蘭夫婦持有比利時、瑞士等國護照，使用數個假姓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十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商店，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儘可能避免與中國共產黨聯絡人員直接接觸。1931年6月15日，牛蘭和夫人兒子及他們的娘姨（保姆）趙楊氏先後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英國巡捕逮捕，罪名是共產黨嫌疑。從現有資料看，牛蘭夫婦被捕的主要原因是連續發生了兩次意外事件。

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察從約瑟夫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一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政信箱，並將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警務處密探尋查監視后發現兩處可疑地點，上海四川路235號4室和南京路49號30室，前一處是牛蘭夫婦的住處之一，后一處則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辦事機構。當時該同盟是一個公開的工會組織。英國巡捕馬上將牛蘭夫婦逮捕，從現存審訊筆錄中看，牛蘭夫婦被捕后並未暴露真實身份，他們拒絕回答警方的訊問，指定德籍律師費舍爾博士出面交涉。警方力圖從嫌疑犯所持的護照入手，查清牛蘭夫婦的來歷。比利時駐滬領事否認牛蘭夫婦比利時護照的真實性，瑞士領事則對牛蘭夫婦的瑞士籍不置可否。而當時上海外籍人士中持有幾國護照和不同姓名的外國人並不罕見，甚至有“我們的面孔就是護照，就是身份”的說法。警方試圖從牛蘭一家人所操語言上打開缺口，證實嫌疑犯是蘇聯人，但當時年僅4歲的吉米只會說德語。警方未曾料到的是他們秘密逮捕牛蘭夫婦的舉動引發了一次次抗議。已被釋放的保姆趙楊氏通過律師兩次發表公開聲明，她在牛蘭家中一直受到尊重，表示願意將小吉米從獄中接出來撫養，等待牛蘭夫婦無罪釋放；法國工會聯盟從巴黎發來電報抗議警方逮捕工會秘書牛蘭夫婦；國際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貝爾格發起“保衛無罪的工會秘書”運動。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官員私下對律師威廉姆斯說：這個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只好放人。然而，8月10日，牛蘭一家人突然被移交給國民黨軍事當局。國民黨強烈要求“引渡”牛蘭夫婦源於另一突發事件———中國特科負責人之一顧順章叛變。在1931年初，共產國際派遣兩名軍事人員到上海準備去中央蘇區做軍事顧問，在上海由牛蘭將兩人裝扮成傳教士。中國共產黨方面則由顧順章安排兩人潛入瑞金。但此舉未能成功，兩人返回上海后牛蘭迅速將他們送上外輪離境。4月26日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指聯絡站），其負責人是德國人，綽號“牛軋糖”。（Nougat，德法文意指牛軋糖。顧順章早年曾留德）同年6月上旬，牛蘭獲悉中國特科負責人變節的消息，馬上通知聯絡站三名蘇聯工作人員攜帶機密文件以最快的速度分別離開上海，而牛蘭則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留在上海靜觀事態發展。當國民黨特務機關得知牛蘭夫婦被捕后其國籍得不到確認，認定牛蘭就是顧順章所說的“中國聯絡站”負責人，遂要求“引渡”牛蘭一家人，以一舉破獲中國共產黨上層機關，切斷其國際聯絡渠道。

1931年8月20日，宋慶齡和愛因斯坦、蔡特金、高爾基、史沫特萊等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設在歐洲的“國際營救牛蘭委員會”，使營救牛蘭的行動演變為一次世界性的運動。從1931年9月開始，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逐漸發展成為一次世界性的運動。國際紅色救濟會率先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當時該組織是一個非黨性的國際救援組織，在77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300萬會員，以十幾種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發幾十種報刊雜誌和救援公告。國際三·八婦女節的倡導人蔡特金曾出任該組織的主席。在國際紅色救濟會的組織下，一份份聲援牛蘭夫婦的呼籲書傳到各地，一封封抗議信電發給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但是此後近十個月內南京政府採取沉默態度，始終未作公開答覆。有消息說牛蘭夫婦已被證實是蘇聯間諜，也有消息說牛蘭夫婦已被秘密處決。共產國際綜合各種情報后認為：牛蘭夫婦並未暴露真實身份，仍被關押在南京某監獄中。蘇聯軍事情報局在中國的情報人員佐爾格建議：利用官吏貪婪腐敗的弱點，用美元打通關節，營救牛蘭夫婦。

1932年春，德國共產黨員西伯勒爾和布勞恩（後者即李德）每人攜帶二萬美元現金赴上海與佐爾格匯合，由佐爾格親自實施營救方案。但此舉的效果未見明文記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1932年5月，國民黨軍事當局迫於種種壓力，以江蘇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義開庭審理牛蘭案件。庭審在南京、蘇州兩地進行了多次，先後幾十名中外記者經特許到庭旁聽。

在法庭上，牛蘭夫婦及辯護律師一次次揭露和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非法行為，諸如，中國法院審理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違反中國有關法規；法院不允許被告聘請外籍律師、阻止律師了解案情；嫌疑犯被關押一年超過了中國法律允許的時限；被告被關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監獄里轉換，遭受非人待遇；開庭審理時公訴人拒絕向法庭出示證明被告有罪的物證和人證。當牛蘭夫婦以絕食相抗爭而處於昏迷狀態時，南京“第一模範監獄”監獄長鄺寬請來美國醫生協助他們強制犯人進食，遭到醫生的拒絕。當法官李勉同意宋慶齡和蔡元培兩人具保牛蘭夫婦時，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干則認為這種處理“違背法治原則”而堅決反對。所有這一切由法國路透社、德國新聞社、上海英文版《中國論壇》、《申報》等中外傳媒作了大量連續報道。聲援營救牛蘭夫婦，譴責國民黨的法西斯行徑的國際性運動也因此達到高潮。

愛因斯坦、肖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杜威等數百名國際知名人士或聯名或單獨發出公開呼籲營救牛蘭夫婦，抗議國民黨當局。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由瑞金致電國民政府，要求釋放牛蘭夫婦，並以釋放蘇區所有帝國主義傳教士作為條件。

1932年5月2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224號文件決定公開譴責國民黨反動派對牛蘭夫婦的關押審判。此後《真理報》幾乎天天刊登牛蘭事件經過和審判過程的報道，文章冠以“工會秘書處於危險之中”、“絕食第九天”、“獄中遺囑”等標題。

一位西方記者寫道：國民黨軍事當局審判一對外國夫婦的過程中，一分未得，滿盤皆輸。

國際性營救牛蘭夫婦的運動中，眾望所歸，作用最大的人物是宋慶齡。1932年7月宋慶齡發起組織“牛蘭營救會”並親任主席。她親自到南京找蔣介石、汪精衛、羅文干交涉，數次親往監獄探望牛蘭夫婦並兩次書面具保牛蘭夫婦保外就醫。當時數次絕食的牛蘭夫婦已不抱生還的希望，唯一擔憂的是他們的兒子吉米。這對四海漂泊居無定所的夫婦中年得子，視兒子為掌上明珠。在異國監獄中，牛蘭夫人目睹年幼無知的獨子把玩著同獄女犯（指帥孟奇等，詳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模範共產黨員帥孟奇》）用碎布頭作成的小貓小虎，其心緒可想而知。雖然當時有幾家人表示願意撫養吉米，但是在牛蘭夫婦的心目中宋慶齡是唯一可以信賴的人，也是知道他們真實身份的人，便請求宋慶齡出面將吉米送到一個他們共同認識的德國人赫爾茲家中。吉米寫道：我的童年是在中國度過的，記得那時我有兩個家，一個在上海，赫爾茲夫婦照顧我供我讀書；另一個在南京的監獄里關押著我的生身父母，每年我都去探望他們，而且總是在我生日時去南京探監，據母親說，我探監的權力和日期都是宋慶齡爭取到的和有意安排的。

1936年，赫爾茲夫婦回德國前，到南京監獄徵求我父母的意見。那年我已9歲了，記得當時父母很焦急地說：吉米不能去德國，吉米去找宋慶齡想辦法。後來宋慶齡把我接到她的家裡，住了幾個月，還讓我戴著中國小帽子穿著長袍照相，像片送給獄中的父母。1936年底，宋慶齡又將我送上去海參崴的“北方號”輪船。

1932年8月19日，國民黨當局在內部分歧中和世界輿論的譴責下，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此後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蘭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南京時，牛蘭夫婦逃出監獄，來到上海躲藏起來，近兩年的時間裡，他們沒有身份證明，缺少生活來源，而且按特工人員的紀律不能尋求蘇聯駐華公開機構的幫助。在宋慶齡的資助和幫助下，他們堅持下來，1939年最終將一封救援信輾轉萬里送到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手中，也因此而順利地返回蘇聯。牛蘭夫婦返回祖國后的命運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人認為牛蘭在中國期間與托派有來往，並由此推斷牛蘭夫婦回蘇聯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實上，牛蘭夫婦後半生的生活是平靜的，而且一直沒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蘭擔任蘇聯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部長，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職務。此後他的工作崗位總是與中文有關，曾在兩所大學的漢語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蘭夫人於1964年病故前則一直從事她喜愛和擅長的語言研究和翻譯工作。牛蘭夫婦的兒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蘇聯，在兩所國際兒童院里度過了青少年時期，

1944年回到莫斯科與父母團聚。這位現已年愈古稀的老人說道：人的命運就是一連串偶然的組合。我的父母是俄羅斯人，而我卻出生在義大利的羅馬。我的一生與中國有著不解之緣，在上海生活了六年，在蘇聯國際兒童院的八年中結識了許多中國夥伴，同班同學有毛岸青、趙施格（趙世炎烈士之子）、劉允斌（劉少奇之子）、郭志誠（郭亮烈士之子）等。晚年我有兩件事要做，一是寫回憶錄，雖然父母生前認為他們是普通人，工作性質要求他們不能透露身份和真實姓名，但是我有責任讓我的後代了解我們家的百年滄桑；二是期望重返中國，到上海我童年生活的地方看一看，到宋慶齡的墓前獻上一朵小花，說聲謝謝，這也是我父母的遺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