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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蘭
蘇聯間諜
牛蘭，本名雅各布·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共產國際聯絡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負責人，負責轉送各種文件和經費等。他的夫人名叫汪德利曾。牛蘭夫婦特工經驗異常豐富，他們持有比利時、瑞士等國護照，使用若干假姓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了十處住所。1931年，牛蘭和夫人、兒子一起被捕。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警官費盡周折，也無法查清牛蘭夫婦的真實來歷。中國國民黨情治機關得知牛蘭夫婦被捕后其國籍得不到確認，就懷疑他們是共產國際在上海聯絡站的負責人，甚至臆測牛蘭的職務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1931年8月14日，如獲至寶的國民政府派出大批荷槍實彈的憲兵將牛蘭一家從上海押解南京，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第一模範監獄”。此案在上海灘引起轟動，牛蘭夫婦押赴南京當天，《申報》在版面的頭條位置以醒目大標題進行了報道。國際媒體也紛紛轉載，“牛蘭事件”成為轟動一時的世界頭條新聞，這令國民黨當局始料未及。國際國內輿論和各界人士對於“牛蘭事件”的關注不僅持續了近兩年的時間，而且還掀起了營救牛蘭、譴責國民黨法西斯行徑的國際性運動。1931年8月20日，宋慶齡和愛因斯坦、蔡特金、高爾基、史沫特萊等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設在歐洲的“國際營救牛蘭委員會”，使營救牛蘭的行動演變為一次世界性的運動。1937年8月27日，趁中日戰爭混亂之際，牛蘭夫婦逃出監獄前往上海。1939年，一封救援信輾轉萬里送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手中，牛蘭夫婦才得以經新疆返回蘇聯。
牛蘭，本名雅各布·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二十年代中期，由於中國革命形勢的逆轉，共產國際駐中國的機構遭到破壞，1928年牛蘭被共產國際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護，建立共產國際聯絡部中國聯絡站。1930年3月牛蘭重返上海，領導聯絡站的工作，全面負責共產國際執委會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及亞洲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絡，策劃、安排這些組織駐華機構的人員往來、秘密活動及經費籌措。共產國際通過牛蘭的合法公司向亞洲各國左翼政黨劃撥經費。據記載，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間，共產國際平均每月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的資金達2.5萬美元。
為便於開展活動，牛蘭夫婦持有多國護照，以化名登記了8個信箱，擁有10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商店。
1931年6月，英國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並從他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了牛蘭在上海的電報掛號和信箱號，牛蘭夫婦因此被捕。由於牛蘭同時是國際工會組織——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的代表，因此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很快演變成一次世界性的運動。
1931年8月20日，保衛牛蘭夫婦委員會在歐洲成立，其發起人包括愛因斯坦、蔡特金、德萊塞、高爾基、史沫特萊以及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等國際知名人士。共產國際也積極採取行動，由書記皮亞特尼茨基親自指揮營救，通過駐上海的拉姆扎情報小組與蔣介石夫人的姐姐宋慶齡取得聯繫，請她出面搭救牛蘭夫婦。宋慶齡親赴南京，數次到監獄探望牛蘭夫婦，書面擔保牛蘭夫婦保外就醫，並幫助妥善安置他們的兒子吉米。還就營救牛蘭夫婦一事親自與蔣介石談判。有報道說，宋慶齡曾提出以留蘇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換回牛蘭夫婦，但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派到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聯絡員。職位雖然不高，接觸的機密卻非常多，最為重要的是保存著遠東各國支部給共產國際的大量文件，以及共產國際給遠東各國支部發放經費的明細賬目。
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察從約瑟夫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政信箱，便將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警務處密探尋查監視后發現兩處可疑地點，上海四川路235號4室和南京路49號30室，前一處是牛蘭夫婦的住處之一，后一處則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的辦事機構。英國巡捕馬上將牛蘭夫婦逮捕。在搜查牛蘭夫婦掌握著的幾處房子時，搜得有共產國際遠東局1930—1931年的帳冊，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處中國辦事處的帳冊，上海各銀行的存摺，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產國際給遠東局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也有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從他那裡搜得的共產黨文件如此之多，以至於《申報》登了兩個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鐵證面前，牛蘭夫婦拒絕回答警方的任何問題，堅持自己的公開身份——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於是，共產國際利用工會組織開展營救。法國工會聯盟從巴黎發來電報，抗議警方逮捕工會秘書牛蘭夫婦；國際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貝爾格發起“保衛無罪的工會秘書”運動。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只好放人。
就在這時，中共中央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后供出了牛蘭。顧順章的供詞說：“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系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個妻子，非常厲害，名字不詳”。接著，向忠發也間接供出了牛蘭夫婦：“共產國際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刻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
牛蘭夫婦
牛蘭夫婦被押往南京之後，共產國際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公開營救。從1931年9月開始，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逐漸發展成為一場世界性的運動。國際紅色救濟會率先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當時該組織是一個非黨性的國際救援組織，在77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300萬會員，以十幾種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發幾十種報刊雜誌和救援公告。在國際紅色救濟會的組織下，一份份聲援牛蘭夫婦的呼籲書傳到各地，一封封抗議信電發給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國際知名人士如高爾基、羅曼。羅蘭、宋慶齡、魯迅等也加入救援發宣言、提抗議。但是此後近十個月內，南京政府採取沉默態度，始終未作公開答覆，甚至否認牛蘭夫婦在他們手中。
為了營救牛蘭夫婦，共產國際甚至動用了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遠東情報組織佐爾格小組，查明牛蘭夫婦的關押地，為公開營救行動提供確鑿證據。左爾格決定，由方文負責查找牛蘭夫婦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務后，通過他的情報員聯繫到了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中統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張沖。佐爾格接著指示方文，設法通過張沖，拿到牛蘭的親筆紙條，證明他確實在南京。有了這個確鑿證據，共產國際才能進一步開展營救行動。方文又與張沖聯繫，兩天後得到答覆：“手跡可以送出，代價是二萬美金。”二萬美金，這在當時是筆巨款。左爾格拿不出來，中共方面也拿不出來。當時，共產國際每個月通過牛蘭給中共的經費也就這個數目，以至於方文都反對送給張沖如此巨款。但是佐爾格堅持同意，並立即向莫斯科總部報告，要求火速送來二萬美金，作為營救牛蘭夫婦的特別經費，莫斯科總部答應了佐爾格的請求。紅軍總參情報部派遣哈爾濱秘密聯絡站的負責人德國共產黨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運送這筆巨款。
牛蘭夫婦
1932年5月，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公開審理牛蘭夫婦案。獄內牛蘭夫婦絕食抗議，獄外各方面大張旗鼓聲援營救。
1932年8月19日，國民政府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至此，牛蘭夫婦生命得以保全，營救行動告一段落。
1937年8月27日，借中日之間戰爭的混亂、國民政府無暇顧及此案，牛蘭夫婦逃出監獄並前往上海。
1939年，一封救援信輾轉萬里送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手中，牛蘭夫婦才得以經新疆返回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