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蔡特金

克拉拉·蔡特金1857年7月5日出生在德國薩克森州維德勞村的一個小學教師家中，原名克拉拉·埃伊斯諾，從小受過良好的蒙庭教育。1874-1878年在萊比錫馮·斯泰貝爾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期間並始接觸革命思想，1878年底德國反社會民主黨人法實施期間投身革命。

1878年，德奧帝國頒布了《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簡稱“非常法”），迫使德國黨轉入地下。但克拉拉·埃伊斯諾不懼白色恐怖，於1881年毅然參加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此後不久，她到瑞士蘇黎世從事黨的秘密報刊《社會民主黨人報》的出版發行工作。1882年11月，她移居巴黎同奧西普·蔡特金結婚，更名克拉拉·蔡特金。在1885年悼念巴黎公社的遊行中，蔡特金被警察的馬刀砍倒昏了過去。1889年初，奧西普病逝，她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從此之後，蔡特金終身未嫁。

1889年7月蔡特金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成員出席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並在大會上就婦女勞動的間題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她批駁了那種所謂婦女參加工作會導致工時延長、工資下降的錯誤觀點，指出她們參加勞動是實現自身徹底解放的第一步，而“婦女的解放同全人類的解放一樣，最終將是勞動從資本中解放出來的事業”。她呼籲廣大勞動婦女應該在社會主義旗幟下，“為爭取她們被承認為享有平等權利的人而奮鬥”。大會把這一點寫進了《關於國際勞工立法的決議》，並號召“工人應該把按平等原則吸收女工加入自己隊伍作為自己的義務，還要求實施不分性別、不分民族的同工同酬原則”。而她的這篇講話也在會後不久出版發行，成為剛剛興起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指導思想。

蔡特金是著名的無產階級教育理論家。她衣不同場合多次就教育問題作過報告和發表過演說，也寫過許多論述這一問題的文章。

1904年，蔡特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不萊梅第三次婦女代表會議上作了《學校問題》的報告。她針對當時德國的教育制度和勞動人民子女受教育的狀況，系統地提出了她的改革思想。

蔡特金主張實行從幼兒園到高等學校統一的、義務的教育制度，所有兒童，不論其父母的階級成份和家庭經濟狀況如何，都必須讀小學和中學。學生們不僅可以免交學費，而且還可以象士兵免費得到服裝一樣得到學慣用品。

蔡特金主張教育世俗化，宗教與學校分離。她認為，宗教與學校無關，宗教課程在學校的開設既無倫理學的又無教育學的根據；開設這門課程，只能有利於資產階級加強宗教對學校的影響，從而阻止無產階級進行現世的階級鬥爭。

蔡特金主張全部、徹底地改革各科教學。她認為，應該使本國歷史、語言和自然科學的教學得到加強，但是必須採用最完善的教授方法，剔除歷史和語言教學中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毒素，把它們從殺人的“愛國主義”桎梏中解放出來。還要消滅宗教神秘主義，把自然科學從聖經的神話和教會的教條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蔡特金主張對中學生進行職業教育，在兒童讀完小學、進入中學后，就應該著手職業教育的準備工作。這類學校應該按照這種教育的性質，對教材種類和份量的安排有所區別，重點應當放在技術和藝術等課程上。職業教育的目的是使兒童不僅能得到全面的教育，而且能掌握一技之長，為以後步入社會打下基礎。

蔡特金主張提高教師的地位和待遇。她認為，學校問題主要是教師的問題。首先要有足夠的教師，只有這樣，教師才能對每個學生的身體、精神和道德的發展予以必要的注意。同時也可以減輕教師的工作負擔。如果教師不足，教師就會精疲力竭和負擔過重。其次應當從各方面提高教師的地位，改善教師的待遇。她指出，如果教師過於愁眉苦臉和疲於奔命，她/他們就無法以愉快的心情把學生培養成全面發展的人。

1906年，蔡特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曼海姆代表大會上作了《社會民主黨和國民教育》副報告。她在報告中指出，自由勞動具有崇高的倫理學和教育學的意義，學校應該設立勞動課，將勞動與直觀教學相結合。她認為，勞動可以使兒童的感官發達、敏捷，提高手的技巧，鍛煉肌肉，靈活身體，促進獨立思考的能力。勞動課還能鼓勵兒童的創造欲，使他/她們認識到勞動光榮，勞動值得尊重，社會對勞動的那種偏見應當克服。

蔡特金在這個報告中還系統地提出了家庭教育問題。她認為，家庭是一個獨立的教育單位，父母要擔負教育子女的重任。她形象地說，兒童好比一塊可以揉捏、塑造和定型的粘土，父母對兒童的教育就是對兒童的再創造。關於教育的內容，她認為，首先是思想品德教育，父母有義務在世界觀方面施加影響，並身體力行，逐漸地把社會主義感情灌輸給子女。其次是通過遊戲對兒童進行生產勞動教育，培養他/她們的創造欲。關於教育的方式，她主張，父母不能強迫孩子背誦或人云亦云一些偏激的社會主義教條，也不要採用生硬的高壓手段，而要把孩子當作正在成長的公民循循加以誘導。

1907年8月第一屆國際社會主義婦女代表會議一致同意成立國際婦女書記處，並推舉蔡特金擔任書記。1910年8月第二屆國際社會主義婦女代表會議根據蔡特金等人的建議規定每年要有一個婦女節，並提出這種規定的“主要目的必須是幫助婦女獲得選舉權，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對待婦女選舉權問題，對待整個婦女問題” 。

蔡特金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左派組織“斯巴達克聯盟”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1917年，黨內的左派和中派因不滿右翼領導人的某些政策，建立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蔡特金當選為中央委員。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的消息傳到德國后，蔡特金欣喜若狂，認為俄國人民的起義是鼓舞德國工人階級仿效他們的號角。十月革命勝利后，她不僅熱情謳歌這個歷史性的偉大勝利，而且號召德國無產階級起來支持俄國工人和農民的偉大事業，同俄國人民站在一起。當時西方許多社會民主黨人認為，落後的俄國發生的這場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蔡特金對此反駁說：“俄國無產者和農民已經成熟，可以進行革命和奪取政權，因為他們要革命，要奪取政權，不怕鬥爭。”她還卓有遠見地指出：“奪取國家的全部政權，這是一回事。革命不應滿足於在政治上改變俄國，還必須在經濟上、社會上改變俄國的面貌，使它成為一個新國家。” 1919年3月，她宣布脫離獨立社會民主黨，參加共產黨，並被選為中央委員和黨出席國會的議員，直至逝世。

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后，她立即著手創建共產國際的婦女組織：1920年初，她為共產國際二大起草了《關於共產主義婦女運酬的提綱草案》，同年11月又根據二大精神起草了《共產主義婦女運動的方針》。在這兩個文件中，她重申婦女的解放是工人階級歷史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吸收勞動婦女參加革命的階級鬥爭。11月20日共產國際婦女書記處成立，蔡特金當選為書記。

1921年6月蔡特金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共產主義婦女運動問題的報告》。她指出：“如果沒有婦女參加，無產階級就不能將自己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進行到底。”大會根據這個報告通過了《加強婦女工作的國際聯繫以及共產國際婦女書記處在這方面的任務》、《對婦女進行共產主義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兩個決議。

蔡特金還十分重視利用報刊這個團結戰鬥的武器。她主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平等報》（1907年以後被定為國際婦女書記處機關刊物）就長就25年。1917年以後還編輯過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萊比錫人民報》婦女附刊、德國共產黨婦女刊物《女共產黨人》、共產國際婦女書記處機關刊物《共產主義婦女月刊》。

此外她還寫了許多關於婦女運動問題的專著。在這些著述中，蔡特金闡明了無產階級婦女運動與資產階級婦女運動不同的性質和目的。她指出，資產階級婦女運動要求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實現本階級婦女的自由和解放，而無產階級婦女運動則要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婦女的徹底解放。

蔡特金的一生與俄國無產階級有著不解之緣。引導她走上革命、後來成為她丈夫的奧西普·蔡特金是俄國的一名馬克思主義者。1902年她與列寧相識，1920、1921和1922年三次到蘇俄，多次與列寧就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交談。1924年以後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蘇聯度過的。

1922年，蔡特金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俄國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報告。她在報告中詳細地論述了俄國革命的性質和意義，指出：“俄國革命不論從它最重要的社會支柱無產階級來看，還是從它的內容來看，都不可能是一場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通過革命爭取和平，土地交給農民，工人監督生產，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全部政歸工農代表蘇維埃，所有這些要求都跟資產階級革命是不相容的。”她還認為，“新經濟政策是俄國特殊條件的產物……從新經濟政策中看到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唯一道路。”

1924年夏天，西方國家攻擊蘇維埃政權的殘酷壓迫造成了喬治亞的叛亂。蔡特金不相信這是事實。她親自深入到高加索各族人民中間耳聞目睹了這一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事後她根據大量第一手資料寫就了《在解放了的高加索》一書，反擊西方的反蘇宣傳，捍衛了蘇維埃政權。

從1925年11月開始蔡特金先後在萊比錫、柏林、漢堡、斯圖加特、埃森、科隆和開姆尼茨等地發表演說和講話，向德國無產階級介紹蘇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取得的成就。這些講話和演說後來彙集成冊，以《建設中的蘇聯對德國工人階級的意義》為名在柏林出版。

蔡特金對俄國革命的支持和對蘇維埃政權的捍衛贏得了蘇聯人民的愛戴和敬仰。1927年，當蔡特金在莫斯科度過70歲生日時，蘇聯許多學校、企業、俱樂部都用她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婦女還集資建造一架飛機，起名“蔡特金號”。同年10月，蔡特金在克里姆林宮接受了蘇聯政府授予的紅旗勳章。

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是蔡特金晚年的重要活動之一。她出席過共產國際第三次到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及這一期間召開的大多數執委會主席團的擴大會議。

1920年起由十月革命引發的歐洲革命進入低潮，翌年德國的“三月行動”隨即遭到失敗，但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的一些左派領導人卻為“三月行動”進行辯護，提出不論客觀形勢如何都要進攻、失敗也是有益的“進行理論”。為此，蔡特金寫信給列寧，表示堅決地反對“三月行動”和“進攻理論”，並於共產國際三大召開前夕到莫斯科與列寧進行長談，列寧非常贊同蔡特金反對“進攻理論”的意見。在三大她公開宣布：“我堅持認為，由於中央委員會對革命在政治上作了錯誤解釋，所以它對三月行動實行了錯誤的領導。”

共產國際三大以後不久，蔡特金對列寧說，在德國，全體工人，包括社會民主黨和聯合社會民主黨人在內，在反對降低工資等等的鬥爭中掀起一股要求聯合起來的浪潮，共產黨人應該支持這種同資本家作鬥爭的聯合行動。列寧認為她的意見完全正確。同年1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經過反覆討論，通過一個《關於工人統一戰線，關於對待參加第二國際、第二半國際和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的工人以及對待支持無政府工團主義組織的工人的態度》的提綱，即著名的《十二月提綱》，從而正式提出了統一戰線策略。

1922年4月，蔡特金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出席在柏林召開的三個國際聯席會議。她在會上宣讀了共產國際的宣言，呼籲“工人階級儘管有著使其不能團結一致的各種深刻的意見分歧，但它必須聯合起來防禦資本的進攻。”這個聯席會議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卻進一步促成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策略的完善。第二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各工人政黨聯合的、作為向無產階級專政過渡階段的“工人政府”的口號。

1924年，蔡特金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為捍衛四大提出的“工人政府”口號，同季諾維也夫等人的左傾觀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季諾維也夫根據1923年德國十月行動的錯誤總結宣稱，統一戰線策略是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人進行鬥爭的一種手段，“工人政府”口號不過是用革命語言、人民的語言來表達的吸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別名”。蔡特金對此進行批駁說：“我怎麼也不能贊成……工人政府僅僅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假名、同義語或別的什麼‘名字’。對俄國來說，這或許是正確的。但對那些資本主義發展到很高階段的國家來說就不然了。在這些國家中，工人政府意味著廣大群眾還沒有一認識到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自己的政權。”儘管五大被左傾情緒所籠罩，但蔡特金的發言起到了發人深思的作用。

在以後左傾思想路線佔據統治地位時期，包括左傾思潮達到頂峰的共產國際六大（1928年）前後一段時間，71歲高齡的蔡特金仍然對共產國際的綱領草案提出批評，認為它不符合列寧在三大提出的“到群眾中去”的口號，“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強調不夠，沒有分析中間階級在無產階級爭取自由的鬥爭中的作用，沒有提出爭取他們成為同盟軍、至少使他們保持中立的辦法。蔡特金始終表現出那種勇于堅持真理的無畏精神。

1922年10月，法西斯在義大利上台，建立了公開慎壓人民群眾的恐怖政權。在德國，以希特勒為首的一小撮法西斯分子糾集在慕尼黑，蠢蠢欲動。在這種形勢下，法國、德國等國的工人於1923年3月在法蘭克福（美因河）召開了國際工人代表會議。蔡特金曾出席並作了《反對國際法西斯主義危險》的報告。她在報告中指出：“法西斯主義意味著人類有被拖入一次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即她呼籲“各種不同職業、不同政治與工會派別、不同社會與宗教信仰的人們團結起來，為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危險而鬥爭。”會議根據她的報告，通過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決議》。她在1923年6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三次擴大會會上作的《關於法西斯主義》的報告，又進一步論述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及其社會支柱。她指出，法西斯主義是“世界資產階級總攻勢的最強烈、最集中的典型表現，是資本主義社會破產的結果，也是資產階級國家瓦解的象徵。它的生力軍是：因戰爭而貧困和無產階級化的中產階級，失業的舊軍官以及一切對改良主義社會主義感到失望、但不是向左轉而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念的人們。它還吸引了成千上萬失望的無產者”。蔡特金再次呼籲各國共產黨人團結廣大人民群眾，爭取中間階層以孤立法西斯主義，向法西斯主義進攻。全會根據她的報告通過了《同法西斯主義作鬥爭》的決議。不過，這次全會主要是聲討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合併一事，其矛頭指向社會民主黨，所以初露端倪的法西斯主義危險並未真正引起全會的重視。直到20多年後希特勒在德國上台，血腥地鎮壓無產階級，共產國際才改變左傾僵化的策略路線，確立了反法西斯主義的工人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的策略方針。因此，蔡特金這種超前20多年的遠見卓識不但值得稱道，而且是功不可沒的。

不僅如此，蔡特金還以身作則，公開地同法西斯作鬥爭。1932年8月30日，她以年齡最大的議員身分主持國會開幕式。她全然不顧法西斯分子揚言要殺害她的恐嚇，登上講壇，宣布國會開幕並且發表了控訴法西斯暴行的政治演說。她號召全世界勞動人民團結起來，同法西斯主義作鬥爭。她呼籲，“在這種不可抗拒的歷卑必然性面前，一切彼此存在分歧的有關政治、工會、宗教、世界觀的各種見解，都要退居次要地位，一切受威脅和受折磨、渴望解放的人們，參加到反法西斯主義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統一戰線中來吧。”蔡特金這次與法西斯面對面的鬥爭比季米特洛夫1933年底在萊比錫法庭上的反法西斯的演說還早一年多，這對喚醒世界勞動人民的覺悟，促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1933年6月，蔡特金在逝世前一個月向全世界勞動人民發出的最後呼籲說，“看看德國吧！垂死的、感到自身受到威脅的資本主義正在向法西斯主義求救。法西斯主義建立了毀滅人們身體和精神的野蠻統 治，恢復了遠在中世紀之前的暴行……凡是在思想感情上反對法西斯血握暴行的人，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同正在鬥爭的人們團結起來，用援助，物質的援助，來保全受法西斯主義迫害的人的生命。各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們，我號召你們，同國際紅色救援協會共同擔負起國際團結的全部義務。”

1933年6月20日，76歲高齡的蔡特金在莫斯科附近的阿爾漢格斯爾斯克的一所療養院中逝世。

1933年，蔡特金在莫斯科病逝后，成為被安葬在俄羅斯紅場的為數不多的幾位女性之一。她的墓碑上沒有照片，也沒有墓誌銘。

克拉拉是“第二國際”的創始人之一。成立大會上，在克拉拉倡議下會議通過了“對女工的特別保護規定”和男女同工同酬的決議。同時她也是德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德國工人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蔡特金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反對軍國主義和戰爭的尖兵：她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早把反對軍國主義和戰爭同社會主義革命聯繫在一起，提出無產階級要用革命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剷除軍國主義的奧吉安王牛廄。1891年，她在柏林組織了三次具有開創性的反對擴軍備戰的群眾大會。大戰爆發前夕，她又在柏林主持了一次在歐洲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勞動婦女與世界和平”的反戰大會。

蔡特金提出：從幼兒園到高等學校統一的、義務的教育制度；教育世俗化，宗教與學校分離；全部、徹底地改革各科教學；對中學生進行職業教育；提高教師的地位和待遇；設立勞動課；家庭領域中增設思想品德教育和生產勞動教育等無產階級改革。克拉拉·蔡特金還倡議以每年的3月8日作為全世界婦女的鬥爭日，1911年的3月8日為第一個國際勞動婦女節。“三八”婦女節成為世界婦女爭取權利、爭取解放的節日。

蔡特金對俄國革命的支持和對蘇維埃政權的捍衛起到推動作用，是國產國際工人運動階級的統一戰線策略的倡導者和維護者，也是最早提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先見號召者和策略路線者，促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

蔡特金在一國際共運歷史舞台上奮鬥了半個多世紀。19世紀末曾多次見到過恩格斯，並以自己傑出的工作贏得他的稱讚，十月革命后與列寧建立了深厚友誼，一起為制訂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而戰鬥，20-30年代又和斯大林有過密切的交往。蔡特金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她是國際共運史上少有的跨世紀的歷史人物。

一百多年來，克拉拉·蔡特金這個名字，一直同“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緊密聯繫在一起。作為這一節日的創始人，蔡特金畢生都在為全世界婦女的幸福而奮鬥。

1909年3月8日，美國伊利諾斯州芝加哥市的女工和全國紡織、服裝業的工人舉行規模巨大的罷工和示威遊行，要求增加工資、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獲得選舉權。這是歷史上勞動婦女第一次有組織的群眾鬥爭。鬥爭得到美國乃至世界其它國家婦女群眾的廣泛同情和熱烈響應，最後取得了勝利。

1910年8月，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了國際社會主義者第二次婦女代表大會。17個國家代表出席，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反對帝國主義擴軍備戰，保衛世界和平；同時還討論了保護婦女兒童的權利，爭取8小時工作制和婦女選舉權問題。領導這次會議的著名德國社會主義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克拉拉·蔡特金倡議，以每年的3月8日作為全世界婦女的鬥爭日，得到與會代表的一致擁護。從此以後，“三八”婦女節就成為世界婦女爭取權利、爭取解放的節日。1911年的3月8日為第一個國際勞動婦女節。

在蔡特金的努力下，德國婦女於1918年11月得到了選舉權。婦女解放運動的口號開始深入人心。這讓阿道夫·希特勒非常害怕和惱怒，他說，“這些娘們很可能會毀了我們的前途。”納粹黨還把輕視婦女的內容寫進綱領：必須“把婦女從婦女解放運動中解放出來”。希特勒在私下還說，振興德意志是“男人的事情”。蔡特金對此不以為然，1932年，蔡特金從莫斯科奔赴柏林，主持德國國會開幕式。當時，納粹對蔡特金恨之入骨，揚言如果蔡特金敢來主持大會，就把她殺死。蔡特金並沒被嚇倒，她認為在這樣反動的國會上，必須喊出勞動人民的聲音。當國會開幕式最後一次鈴聲結束，蔡特金走上了國會主席台。她甚至宣稱：“投票給希特勒就是投票給戰爭”。鑒於當時的形勢，希特勒最終沒有暗殺蔡特金。1933年6月20日蔡特金在莫斯科病逝。

1933年，早已對蔡特金的女權主義深惡痛絕的希特勒上台後，馬上禁止在德國慶祝婦女節，並取消了婦女的選舉權。在黨代會上，希特勒曾說：“黨的任何基層組織中，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職位，也不能讓女人擔任……我敢說，99%的討論議題都是男人的事務，女人是沒這份兒判斷力的。”接著，他又說：“德意志婦女總的來說還是想做妻子和母親。她們並不想當同志，而那些赤色的為人民造福者卻試圖使自己和她們都相信這一點。她們並不盼望去工廠當工人，並不盼望擔任公職或者做議員，而是更願意有一個舒適的家、一個可愛的男人，還有一群幸福的孩子。”宣傳部長戈培爾則心照不宣地對外宣布：“議會民主的陰謀詭計左右了德國政治，我們讓婦女遠遠避開，不是因為我們不尊重婦女，而是因為我們太尊重她們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寧）和蔡特金等人組成的“仲裁委員會”對施密特捐給“整個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遺產歸屬有爭議。列寧通過打官司來爭回這筆遺產，但費勁周折后，官司也沒打成，錢也沒有拿到。

在考茨基那兒鎩羽而歸之後，列寧的攻勢轉向了蔡特金，對蔡特金列寧一開始就沒有那麼客氣。1911年11月上旬，列寧語氣強硬地連續給蔡特金寫信要求退還“被保管資金”。16日的信上說，“我沒有收到您的任何答覆，我認為這表明，您不同意我提出的和平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一心想要進行公開爭鬥和訴訟。我認為您因此將負全部責任，特向您聲明，如果3日內再得不到任何滿意的答覆，我只有將此事以及由此造成的全部後果訴諸法庭”。次日列寧就收到了蔡特金的信。但“並未給我任何滿意的答覆”，於是列寧在18日又去信威脅說，“您應該無條件地把錢交還給我，否則我不得不向民事法庭揭露前仲裁人空前不守規章和違法的行為”。蔡特金在與考茨基商議過後，認為根據先前的約定，她應該信守“仲裁者”的“公正立場”，無法答應列寧的“無理”要求。經轉述，蔡特金回信大意的內容是：“姑且說我們有責任歸還款子，可是還給誰呢？難道已經證明這筆款子的所有者就是烏里揚諾夫嗎？難道他不是以某個派別的名義行事的嗎？”起初列寧並沒有想真鬧到法庭上通過打官司來要回這筆錢，只不過想嚇唬嚇唬蔡特金，偏不成這老太太還就是不怕這一招，看來官司非打不可了。

即便費了這麼大的周折，官司也沒打成，錢也沒有拿到，列寧的最後一步棋就是“賴”著不向國際交費，每一次碰到國際向各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派別收費的時候，列寧都表白：“我們樂意從我們的經費中（即蔡特金無理地非法扣了的那筆錢中）拿出5000法郎給伯爾尼國際社會黨委員會，但是須由組織委員會及其朋友和友好團體根據文件公開聲明，這筆經費屬於我們，只屬於我們，並且等得到這筆錢歸還原主人即我們以後。”1915年9月5日列寧在致伯爾尼國際社會黨委員會的信中說，有一筆黨的經費，“它直到現在還為蔡特金非法扣留著，當然這筆經費只屬於我們黨，即中央委員會。假若現在蔡特金終於把這筆經費歸還我們，那麼我們願意拿出更多的錢款給國際社會黨委員會使用。”

克拉拉·蔡特金（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第二國際創始人之一，國際無產階級女權運動之母）與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中國女權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是一對盟友。

1931年7月，宋慶齡因母親去世自德國回國，8月13日到達上海。幾天後，宋慶齡即接到德國著名作家德萊塞、勞動婦女領袖蔡特金等人的來電，請求她設法營救牛蘭夫婦。同時，共產國際也積極採取行動，由書記皮亞特尼茨基親自指揮營救，並通過駐上海的情報小組與宋慶齡取得聯繫，請她出面營救牛蘭夫婦。8月20日，宋慶齡和愛因斯坦、蔡特金、高爾基、史沫特萊等國際知名人士在歐洲發起成立了“保衛牛蘭夫婦委員會”，譴責國民黨的法西斯行徑。這時，法國工會聯盟也從巴黎發來電報抗議警方逮捕工會秘書牛蘭夫婦。但這些舉措統統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而南京政府也一直未作公開答覆。

1933年6月20日蔡特金病逝於莫斯科著有《女工和當代婦女問題》、《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回憶列寧》、《卡爾·馬克思及其生平》、《論盧森堡對俄國革命的態度》、《論青年教育》等。

第一代西方女權主義：西方女權主義起源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啟蒙運動以後，19世紀下半葉出現第一代，和歐洲工業革命同步，代表人物是英國的哈麗特·泰勒·米爾（HARRIET TYLER MILL）。最初的訴求是婦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應當平等，在經濟上與男性平等。她們主要是從經濟方面訴求婦女的解放，對以後的女權主義運動，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女權運動有很大影響，這一代有影響的文學作品有亨利克·約翰·易卜生的“娜拉”、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國20-40年代的一些社會主義者受到的女權主義影響，主要是屬於這一代的。這一時期，女權主義還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主要是一些實踐活動，像克拉拉·蔡特金領導的婦女同工同酬的運動，和“三·八國際婦女節”的誕生。

1910年8月，蔡特金主持召開了第二次國際婦女代表大會，大會建議為紀念1909年3月8日美國芝加哥紡織女工要求“男女平等”的示威遊行，將3月8日定為國際勞動婦女節，以團結各國婦女共同戰鬥。這項建議得到全體與會者的熱烈贊同，克拉拉·蔡特金的名字由此而同“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同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運動緊緊聯繫在一起。她被譽為“國際婦女運動之母”。

1933年6月22日她的靈樞在幾十萬人的簇擁下由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克利緬特·葉夫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和弗·黑克爾特從工會大廈抬到俄羅斯紅場。她的骨灰葬在克里姆林宮牆下。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悼詞對她的一生作了恰當的評價：“偉大的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到生命最後一刻為止，她都一直高舉著共產主義的旗幟。”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許多曾經以共產主義革命家命名的城市、街道、工廠、學校紛紛改名。在這樣的風潮下，蔡特金曾經傾注無數心血的“莫斯科蔡特金第二醫學職業學校”在1992年專門舉行了一次全校學生的會議，由同學們投票決定是否需要保留蔡特金的名字。最終的結果是，大多數同學仍然希望保留蔡特金的名字。提起這段往事，校長不無感慨地說：“有些東西會變，但有些東西會永遠留下。”

新中國成立后，第三套婦女節紀念郵票發行於1960年3月8日。這套紀念郵票共4枚，設計風格與上兩套紀念郵票迥然不同，第一枚郵票圖案為國際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領導人克拉克·蔡特金的肖像，以紀念其對婦女運動的偉大貢獻。第四套婦女節紀念郵票發行於1980年3月8日，全套共一枚，郵票的圖案依然為克拉克·蔡特金的肖像，不同的是郵票的四周多了迎春花的背景，象徵著女性的春天。

2010年3月6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婦女代表抬著著名女政治活動家，三八國際婦女節的倡導者克拉拉·蔡特金的畫像參加慶祝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遊行。2萬多名來自比利時各地的各界人士當日在首都布魯塞爾市中心舉行遊行，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