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拉·希特勒

13年來音訊全無。在1910至1911年間，保拉曾好幾次寫信給維也納的哥哥，但她從未收到過回信，也沒有任何人捎來哥哥的消息。所以，當這位比她大7歲的哥哥突然闖入她的生活，保拉無法控制自己的怨言：“我對他說，假如這些年來，身邊有哥哥在的話，我的日子就會好過很多。可是他卻回答：我自己也一無所有，拿什麼來幫你呢？我之所以從未寫信給你，就是因為我幫不了你什麼忙。”

阿道夫·希特勒知道該怎麼做才能讓妹妹平靜下來。他對妹妹大獻殷勤，揣上錢包，帶著妹妹進城去購物。保拉滿心歡喜地穿上了哥哥掏錢買的漂亮新衣：“哥哥的這一舉動讓我難以忘懷。”

1896年1月21日，保拉·希特勒出生在希特勒家的哈費爾德農莊。是克拉拉·希特勒的第六個孩子。在保拉出生前，三個孩子，古斯塔夫、伊達和奧托已經夭亡。保拉4歲時，另一個哥哥埃德蒙也病死了。保拉出世時，58歲的父親老阿伊洛斯已經退休一年，為了不至於虛度光陰，他開始鑽研上了農活。

保拉上了勒沃丁的國民小學。她很用功，但功課一般。7歲時，父親在酒館里突然死亡，從此，她可依靠的只有母親一個人了。其時，姐姐安吉拉已經離開家裡，嫁給了林茨的公務員列奧·勞巴爾。所有人都看得出，在這個家裡，母親最寵愛的是保拉的哥哥阿道夫。克拉拉·希特勒偏袒兒子的一切，他的留級、他的懶惰，以及他異想天開要當畫家的想法，她都給予原諒和袒護。阿道夫在輟學后也用不著替家裡人分擔家務，或者掙錢貼補家用。他不是東遊西逛，就是在劇院里聽歌劇消磨時間。而保拉這個小妹妹卻要按母親的要求，處處尊重這位阿道夫哥哥。

保拉11歲的生日被壞消息籠罩。母親克拉拉躺在醫院裡，剛剛經歷了一次切除癌腫瘤的胸腔手術，但是體內的癌細胞已經轉移。

1907年，希特勒一家離開了林茨那個四樓的寓所，搬到了多瑙河對岸烏爾法的一處住所。保拉眼睜睜地看著母親的身體一天天衰弱下去。家中雖有“漢妮”姨媽幫忙照料，但母親已經無法操持日常家務了。家務的重擔也落到了小女孩的肩膀上。放學回家后，11歲的保拉得儘力幫著做飯打掃，而她18歲的哥哥阿道夫本應該體諒小妹妹在這個有重病號的家中所要應付的困難，但他滿腦子只有自己那些計劃。這年的9月初，哥哥阿道夫去了維也納，那裡的藝術學院在召喚他。

現在，兄弟姐妹中只剩下妹妹保拉獨自在家，還有個駝背的姨媽相伴。姐姐安吉拉只是定期過來看望。保拉得給病重的母親喂水，幫她擦乾淨額頭，然後一籌莫展地看著因疼痛而縮成一團的母親。當阿道夫從維也納回到家中，克拉拉已經奄奄一息。門鈴響了，一個24歲的年輕女子應聲去開門，她一頭濃密的黑髮高高盤在頭頂。今天並沒有什麼訪客啊，她暗自奇怪。門打開了，站在她面前的年輕男人留著一小撮短短的鬍鬚，理著分頭，頭髮剪得很短，髮膠水把兩邊頭髮壓得整整齊齊。這是誰呢？“他站在門口，我卻一點沒有認出他來。”她日後回憶當時的情景，門外的男人便是她的哥哥阿道夫·希特勒，他剛剛從慕尼黑來。做哥哥的突然戲劇性地過問起妹妹的教育來。“阿道夫翻了翻妹妹的作業簿，認為小保拉讀書不夠用功，辜負了母親的期望。所以他拉過妹妹的手，帶她到母親的病榻前，讓保拉把手遞給母親，向母親鄭重許諾，一定要勤奮學習，做一個好學生。”這算是阿道夫為他的小妹妹做的最後一件事。安葬母親后，阿道夫和監護人約瑟夫·邁爾霍夫處理了遺產。保拉分到了一些傢具。姐姐安吉拉把精神恍惚的保拉接到自己家中。然後阿道夫便直奔維也納而去。

保拉成了父母雙亡的孤兒。她和哥哥阿道夫每月可領取政府50克朗的孤兒津貼，兄妹倆每年共600克朗，這筆錢一直可以領到24周歲。因為領取津貼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年輕的阿道夫便悄悄使詐，他犧牲了妹妹保拉的利益，為自己謀得了一半的津貼。首先，他在寫給政府部門的信中做了手腳。他寫道：

尊敬的保險儲金會負責人！

兩名申請人懇請發放屬其名下的孤兒津貼金額。申請人的母親，海關官員的遺孀已於1907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因而申請人已成孤兒，而且雙雙都未成年，尚無能力養活自己。其中，申請人之一阿道夫·希特勒於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布勞瑙，申請人保拉·希特勒於1898年1月21日出生在上奧地利蘭姆巴赫地區的費舍漢姆。監護人是林茨地區勒沃丁的約瑟夫·邁爾霍夫先生。兩名申請人均屬林茨行政區管理。特此重複申請要求。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烏爾法，1908年2月10日

在這封信里，阿道夫隱瞞了妹妹的真實年齡，把保拉的出生年齡推后了兩年，也就是說，保拉比實際年齡小了兩歲。阿道夫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政府機關相信了這個虛報的出生年齡，那麼他們就能多領兩年的孤兒津貼。這封申請文件中還有一處弄虛作假的地方：阿道夫偽造了保拉的簽名。兩個名字明顯都出自阿道夫一人之手。最終，政府機關識破了文件中的破綻，要求監護人重新寫一份申請，才予以受理。

更為過分的是，阿道夫把孤兒津貼中的一半，也就是25克朗，收入自己囊中。根據奧地利工資法規定，孤兒津貼只發放給還在上學和職業培訓期間的未成年人。阿道夫向政府部門和監護人信誓旦旦，表示將去維也納攻讀藝術學院。事實上，他從未被藝術學院錄取過，也沒有參加過其他職業培訓。

這筆孤兒津貼對保拉卻很重要，姐姐安吉拉可以用這筆錢來補貼家用。1910年，安吉拉丈夫亡故后，生活重擔落在了安吉拉身上。她除了要撫養自己的三個孩子，即格麗、列奧和艾爾弗里德之外，還要照顧妹妹保拉。由於丈夫生前供職年數有限，所以安吉拉領到的寡婦撫恤金也少得可憐。安吉拉和監護人漸漸發現，阿道夫除了沒去學手藝或者上藝術學院，其他什麼五花八門的事都做了。50克朗的孤兒津貼理應歸保拉所有。“25克朗是不夠我生活的，”保拉說：“我的監護人發現，阿道夫在維也納打工。”於是，保拉給維也納的哥哥寫了信。當然，她毫不奇怪沒有得到任何迴音。

友好的方式不起效果，安吉拉和監護人的態度變得強硬起來。他們找到了林茨市一家地區法院。阿道夫搶在法庭判定前主動提出放棄他那份孤兒津貼。法院於1911年5月4日向兩兄妹的監護人邁爾霍夫發函，登記號為PV49/3-24，信函中說：“阿道夫·希特勒，居住地址維也納第20區，梅德曼大街27號，目前以繪畫為生。他已經向列奧帕德城區法院提出書面聲明，表示他可以供養自己，另外，阿道夫的姨媽約翰娜·波爾茲爾給了他一筆數目可觀的錢，用來資助他進修美術專業的計劃，總之他比妹妹保拉受到更多的優待。所以從申請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情況來看，每年共600克朗的孤兒津貼從現在起可以沒有疑義地全部歸到保拉·希特勒名下，用作其教育費用。”

保拉上了林茨的一所女子中學，之後又讀了個商務培訓的文憑，還學會了打字。她的職業目標是當一名秘書。姐姐安吉拉從1915年起在維也納有了一份女學徒宿舍主管的職位，1920年又換到一家猶太人大學食堂，做廚房主管的美差。保拉也隨姐姐來到維也納，安吉拉幫著妹妹一起尋找工作。1920年，保拉已滿24周歲，孤兒津貼停止發放。保拉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了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在維也納布拉特大街的聯邦保險機構任職。這份工作保拉一直做到1930年。

保拉的生活中沒有愛情，她一輩子都沒有結婚，也從未和某個男友一起露面。

1920年，保拉和哥哥阿道夫重逢。一年後，兄妹倆再次見面。“我們一起去了林茨附近父母的墓地，”保拉說：“這是他的建議。然後我們在林茨告別。他回到慕尼黑，我回到了維也納。”1923年，保拉第一次出國旅行，她去了慕尼黑看望哥哥。阿道夫·希特勒此時已經是慕尼黑的一個知名人物。他成了德國納粹黨的領袖，大權獨攬。他如果在慕尼黑哪家啤酒館露面，哪裡就是一派人頭攢動、熱鬧非凡的景象。納粹黨內活動的大筆開支，還有哥哥乘坐的豪華轎車等等，都讓保拉感受到哥哥阿道夫所過的生活很富有。但阿道夫沒有想過要把保拉留在慕尼黑，讓她在納粹黨的某個辦公機構幫忙，或者替他管理家務。保拉自己也沒有這個想法。

後來，阿道夫·希特勒策劃慕尼黑暴動事件失敗，妹妹保拉只是通過奧地利的報紙關注此事。她也沒有和姐姐安吉拉一樣，去監獄看望阿道夫。兄妹倆只限於偶爾書信來往，或者寄張明信片。直到1929年，情況才有所改變。阿道夫讓外甥女格麗代為通知，他要邀請全家人去紐倫堡參迦納粹黨的黨代會。格麗給家人寄了入場券。於是，所有人都來了：姐姐安吉拉帶著她的另外兩個孩子列奧和艾爾弗里德，哥哥阿羅伊斯和妻子海特以及兒子威廉·帕特里克，保拉以及老家林區的幾位姨媽。這是20年來希特勒一家第一次家庭團聚。

希特勒這個姓氏在她的生命中砸的第一個窟窿是1930年8月2日，保拉被迫辭去了奧地利聯邦保險機構的職務：“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哥哥是誰。”保拉失業了，沒有任何收入。困境中，她不得不又去慕尼黑找阿道夫。“他表示十分理解我的處境，並向我保證，他將來會負責我的生活。”阿道夫用錢來解決問題：他自此每個月給保拉匯250馬克生活費。1938年奧地利併入德國后，他每月給保拉的錢增加到了500馬克。這筆錢雖然並不特別豐厚，但卻超過當時一個普通工人的月收入。

保拉·希特勒的生活這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34歲的她不再有固定的工作。她成了一個沒有職業的提前退休者。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她去世。她從維也納舍恩伯格大街52號搬到了蓋斯特豪夫大街26幢3號的一處寓所。她的生活自此完全依靠她的哥哥阿道夫。和從前一樣，她還是很少見到他，一般一年見一次面，或者是在她去上薩爾茨山別墅住上一兩個星期的時候，或者去慕尼黑和柏林參加慶典活動，去拜羅伊特看瓦格納歌劇，或者去參迦納粹黨的黨代會等場合碰到哥哥。

除此之外，保拉只是通過報紙和電台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的各種消息。通常，他每年會給她寄一張或兩張明信片，寫上幾句不冷不熱的問候，聖誕節的時候，偶爾給她寄一筆錢。曾經有一年聖誕，阿道夫給她寄了3000馬克。

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邀請他妹妹去觀看加密什的冬季奧運會。兄妹倆在觀看比賽的現場見了面。這年冬奧會在2月6日至16日舉行，運動員在滑雪、速滑、花樣滑冰、冰球和山坡冰道划撬項目上爭奪金銀銅牌。德國隊拿到了三枚金牌、三枚銀牌取得第二名，排在挪威之後。

比賽間隙，兄妹倆進行了私人談話。希特勒提出了一個神秘的要求。他要保拉放棄希特勒姓氏，說是為了保證她的安全。她將改姓為“沃爾夫”，並且“要過絕對隱居的生活，這對我來說是道強制性的命令。自那以後，我就一直隱姓埋名地生活”，保拉回憶道。“沃爾夫”是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在政界奮鬥時代使用的假名。還有同黨戰友送給他的一份禮物——他的第一條牧羊犬，也叫“沃爾夫”。阿道夫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就剝奪了保拉的姓氏和身份。此後的保拉得一直頂著一個陌生的名字生活，在公開場合她也不能表明自己是希特勒家人的身份。她作為元首妹妹的角色就這樣突然中止了。她必須匿名生活，沒有人會認識她。這對保拉是個打擊。她申請了一本新的護照，上面寫著她杜撰的出生日期：1896年11月21日，比她實際年齡要小10個月。

保拉和哥哥阿道夫見面的次數屈指可數：1938年，墨索里尼訪問德國，兄妹倆在慕尼黑見面；1939年，在拜羅伊特；1940年，在柏林。之後她就只見過阿道夫一面了。“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的哥哥阿道夫是1941年3月，在維也納。”這次見面，保拉向哥哥表達了一個願望：她只有維也納的一個小公寓，她想在鄉下買一棟房子。為此她需要一筆錢。希特勒給了她8000馬克。保拉於是在林區老家附近梅克修道院北邊一個叫魏滕的地方買下了一棟複式樓，由兩小幢緊挨著的房子組成，還帶一個相當大的花園。由她和表弟愛德華·施密特共同居住，產權證明上登記的是愛德華的名字。

二戰期間，保拉有時住在維也納，有時回老家住。哥哥阿道夫給她的錢足夠生活。保拉也曾經去維也納一家野戰軍醫院做過一段文秘工作，希望能在後方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但她不久就放棄了，“因為身體狀況而無法堅持”。隨著年齡增長，保拉的病越來越多，她患有高血壓、風濕痛，視力也嚴重下降。此外還有嚴重的情緒波動，直到她患上抑鬱症。

現在，保拉和哥哥的聯繫只限於偶爾打電話或寫信。阿道夫·希特勒會在過節時給她寄一些小禮物。1942年希特勒給保拉寫了下面一封簡訊：

親愛的保拉！

我生日時收到很多禮物。你可以品嘗一下，希望這些食物都合你的胃口。

也許你可以把其中一些食品分送給弗里德的孩子們。那塊肉香腸，是西班牙的一個代表處送來的，當地檢疫也許不是很嚴格，所以你吃前最好煮一下或者煎透。

致以衷心的問候。

戰爭快結束之前，阿道夫·希特勒意識到敗局已定，末日即將降臨。他打算把妹妹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時，蘇聯軍隊步步逼近，已經距離保拉和她的女友——女教師格蕾特·鮑爾居住的魏滕不到100公里的地方。絕望的保拉正把一些私人文件、一台打字機、三袋子衣物藏到魏滕家中的閣樓和屋外的蜂窩裡。但後來這些物品還是被蘇聯士兵發現。

希特勒委託馬丁·鮑曼去救保拉。1945年4月中旬，馬丁派的兩個人坐著梅塞德斯車來到保拉在魏滕的家。“一個司機走進屋裡，告訴我，他的任務是把我帶到上薩爾茨山。兩小時后就得離開這裡。我很吃驚，因為我根本沒想到會這樣。我說，兩小時內我無論如何都收拾不完……他們同意了第二天早晨再走。”保拉回憶道。她急急忙忙地整理行裝。4月14日，她被帶到了貝希特加騰，她的行李被放在了納粹黨內部旅館“貝希特加騰飯店”里，然後她又被帶到附近弗德布蘭特的底特里希·艾克哈特府上。1923年，希特勒曾經在這座房子里拜訪過他的那位詩人朋友。沒有人認出保拉·沃爾夫來。

柏林的阿道夫·希特勒派了他的私人助理紹布前來探望，紹佈於1945年4月26日到達貝希特加騰。於是，在“貝希特加騰飯店”有了一次三人會面：紹布，保拉，出人意料的還有從德累斯頓被帶來此地的姐姐安吉拉。對保拉來說，還有一個更大的意外：紹布從他行李中取出10萬馬克現金，交給姐妹倆，這是阿道夫的安排。這筆巨款加上姐妹倆另存在貝希特加騰抵押貼現銀行的一筆1萬馬克的存款，可能在1945年5月初被進入貝希特加騰的美國軍隊沒收了。保拉存放在旅館的行李也落入了美國兵手中。保拉繼續躲藏在海拔1070米的一處山區農家住宅里。“我的一日三餐都在自己的房間里吃，和其他人沒有什麼接觸，我不認識那座宅子里任何一個人。”保拉的身邊只留下一個衣箱。美國人發現了保拉的藏身處，審訊了她好幾次，但他們沒有查出保拉·希特勒個人有什麼罪行，她也沒有加入過納粹黨，儘管保拉在審訊時堅持說：“關於集中營里發生的罪行，我不相信是我哥哥發布的命令，也許他根本不知道那裡發生的罪惡。”美國軍隊命令保拉必須呆在山上，不能外出，這算是對她的一種較為溫和的軟禁處罰。1945年，保拉被允許搬到阿爾卑斯山區的弗德布蘭特居住。

貝希特加騰和周圍的山將成為保拉度過人生最後階段的地方，這片土地也是她哥哥的第二故鄉。在這裡，保拉給自己的角色賦予了一個新的定義：過去在納粹年代，她不被允許以希特勒家族成員的身份生活，而現在的她卻是阿道夫·希特勒唯一一個活著的至親，是“元首的妹妹”。

她的經濟狀況十分窘迫。她靠朋友熟人的接濟過活，常常抱怨過去的好時光一去不返。“錦衣美食的年代過去了，遙遠得像一個夢。”各種費用讓她叫苦不迭：“雖然房間的租金已經打折，但我一聽這個價就不願支付，我更不願靠賒賬過活，這種日子實在沒什麼意思。”她租了一個小房間，裡面有一個柜子、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張床和一個晾衣架。她在1949年3月寫給一個熟人的信中說道：“由於情況變化，我從家裡帶來的衣物如今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件。它們現在看上去又過時、又破舊，讓我根本提不起興緻去外面走走。我沒錢來重新拾掇自己的外表……從我這最後幾行字中您不難看出我抑鬱的心情。”1948年，保拉申請國家生活補貼，但被受理法院拒絕。直到很久以後，保拉才得到了一筆生活補助金。

1960年6月1日早上8點半，保拉死於心臟病，也許對生活的長期不滿也是導致了她過早去世的原因之一。她生命中最後幾個星期是在貝希特加騰附近舍瑙爾她的朋友瑪利亞·芮特家度過的，瑪麗亞曾是阿道夫·希特勒20年代的女友和情人。給保拉做治療的醫生格爾特·布拉特克回憶說：“她明顯早衰。她當時才不到60歲，看上去卻像80歲了。”在聖靈降臨節的星期六，保拉·希特勒下葬於舍瑙爾的一處新公墓。100個參加葬禮的人當中，沒有人發表講話，也沒有神職人員發言。正如保拉·希特勒生前的默默無聞一樣，她的離去也是悄無聲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