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南泉

1960年12月回國參加工作，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執教和從事蘇聯問題的研究工作。 1981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現改名為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工作，先後任經濟研究室與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務院發展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中國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哈爾濱市政府經濟顧問、清華大學等校教授等職。 1980年晉陞副研究員。 1986年晉陞研究員。1986-1987年、1993-1994年先後任日本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座教授。 2001年4月退休。1992年榮獲國務院頒發的為我國社會科學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證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著作：

1.《國外對蘇聯問題評論》，求實出版社，1981年

2.《論蘇聯經濟》，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

3.《戰後蘇聯經濟》，時事出版社，1984年

4.《蘇聯經濟概論》，中國財經出版社，1985年

5.《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重慶出版社，1985年

6.《蘇聯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7.《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比較》，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

8.《蘇聯經濟發展七十年》，機械工業出版社，1989年

9.《蘇聯改革大思路》，瀋陽出版社，1989年

10.《蘇聯經濟簡明教程》，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

11.《從企業入手——戈爾巴喬夫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12.《蘇聯經濟》，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俄羅斯、東歐中亞經濟轉軌的抉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14.《獨聯體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研究》，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

15.《經濟轉軌的進程與難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16.《新俄羅斯：政治、經濟、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17.《中俄經貿關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18.《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19.《蘇聯興亡史論》，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俄羅斯西伯利亞與遠東》，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

21.《蘇聯經濟體制改革史論：從列寧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22.《蘇聯真相——對101個重要問題的思考》（上中下三冊），新華出版社，2010年

23.《俄羅斯東部及能源開發與中國的互動合作》，長春出版社，2009年

24.《中俄經貿關係現狀與前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25.《走近衰亡——蘇聯勃列日湼夫時期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陸南泉對蘇聯體制改革研究的主要思路與觀點如下：

（一）根據鄧小平同志關於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一重要理論觀點，研究蘇聯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分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興衰，歸根到底取決於選擇的體制模式，以及能否在不同歷史時期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對選擇的模式進行正確與及時改革。經濟體制是整個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對生產力與社會的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陸南泉在分析蘇聯經濟體制問題時，總是緊緊與蘇聯社會的興衰聯繫起來加以考察的。因此，他從經濟體制這一角度總結蘇聯經濟發展問題時，也是為了我國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更好地根據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來判斷蘇聯經濟體制模式的是非，從中吸取教訓，並根據中國的實踐，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陸南泉早就提出並一直堅持認為，蘇聯劇變表明斯大林式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未獲得成功（包括經濟體制模式），但絕不是“共產主義已經死亡”，也並不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他引用中國社科院前院長胡繩同志的話說：“蘇聯社會主義崩潰不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原則的失敗，而只是社會主義的一種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通過改革開放開始擺脫斯大林模式，堅持走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從而取得了世界公認的成就，這就是一個證明。這也說明，只能從體制與制度層面去分析問題，才能正確認識蘇聯劇變的深層次原因，並避免把蘇聯劇變完全歸罪於某些領袖人物。

（二）陸南泉對經濟體制問題的研究，並沒有僅就體制論體制，而是從理論、路線與基本政策三個相互聯繫與相互作用的三個方面，考察了蘇聯經濟體制的形成過程以及改革失敗的種種原因。作者特別重視阻礙蘇聯歷次經濟體制改革的經濟理論因素，指出蘇聯長期來對待馬克思主義持教條主義的態度，不能根據變化了的情況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不斷地批判“市場社會主義”，堅持產品經濟觀等，使得經濟改革不可能朝著市場經濟方向前進，從而歷次改革只能在舊體制框架下進行修修補補，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與此同時，他指出，在俄羅斯快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對西方市場經濟理論不顧具體條件而盲目地搬用，是造成葉利欽時期俄羅斯經濟轉軌產生嚴重危機、轉軌出現一系列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也說明，即使是俄羅斯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轉軌，在運用西方經濟理論時亦要結合本國國情吸收其有益的成份，不能生搬硬套。蘇聯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持教條態度，一味排斥市場經濟是錯誤的；葉利欽執政時期的市場經濟萬能論，根本排斥國家對經濟的調控，把國家必要的、正確的宏觀調控說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預，也是錯誤的。陸南泉指出：從分析蘇聯時期的經濟改革與俄羅斯時期經濟轉軌實踐表明，中國要深化改革，使改革順利發展，既要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又要反對對西方經濟理論的教條。

陸南泉在研究蘇聯、俄羅斯各個歷史時期經濟體制時，提出了不少讓人深思的問題與看法：

（一）陸南泉認為，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的形成、最後確立與日益鞏固的原因，除了當時蘇聯面臨的各種複雜的客觀因素外，它主要是以下8個相互緊密聯繫的因素作用的結果：（1）列寧雖然對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作了批判性的總結與認識，但以後的領導人往往仍把它視為一種有效的政策：（2）最高領導層對新經濟政策未達成共識，過早地被斯大林“拋棄”；（3）超高速工業化大大加速了經濟集中，促使斯大林經濟體制的全面建立與鞏固；（4）農業全盤集體化把在國民經濟中居重要地位的農業，納入了斯大林的統制經濟之中；（5）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有關商品經濟理論，堅持產品經濟觀，成為斯大林經濟體制牢固的理論基礎；（6）俄國長期實行專制制度，集權與擴張等歷史傳統，對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潛移默化地產生著影響；（7）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是導致斯大林高度極權政治體制形成與鞏固的一個極其重要因素，這一政治體制又促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的日益鞏固與發展；（8）斯大林個人品性的特點對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不可能不起作用。

陸南泉還指出，從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形成過程看，它具有明顯的人為的政治鬥爭因素，這種模式不是唯一的選擇。正如胡繩同志在總結蘇聯劇變的教訓時指出的：“20世紀的歷史經驗，並不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滅亡，但的確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改革。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通行的社會主義模式並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隨著世紀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會主義的更生。”

（二）對赫魯曉夫時期改革失敗原因提出看法。陸南泉認為，作為蘇聯歷史上第一個改革者的赫魯曉夫，其改革失敗的原因不在於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因為這是進行改革繞不過的一步。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赫魯曉夫並不理解，揭露斯大林僅是走上革新社會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對斯大林模式，必須在經濟、政治、社會精神生活等方面進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魯曉夫想要同斯大林分手，但不同斯大林創建的制度模式分手。他雖同這種制度的創造者決裂，可是他崇拜由這位創造者所創造的世界。赫魯曉夫在反斯大林過程中，雖也能感悟到戰後新時代將到來，但他又無力自覺地把握戰後時代轉換的重要契機，深刻地變革斯大林留下的不能繼續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體制模式。他的這種局限性，使得其在改革過程中無法解決上述種種矛盾。因此，改革雖在某些方面取得進展，但這一時期的改革從來就沒有能夠離開斯大林體制模式，再加上經濟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問題，所以，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

（三）陸南泉對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歷史定位問題提出了看法。他指出，勃列日涅夫時期，改革一開始就強調在不影響集中統一計劃原則的條件下進行，加上政治體制的倒退（與赫魯曉夫時期相比），這樣就制約了經濟體制改革。體制改革的停滯產生了嚴重的經濟後果：經濟增長率明顯遞減和停滯；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和低效的經濟難以改變；粗放型的投資成為導致經濟效率低和浪費大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結構更加畸形、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由於上述原因，陸南泉提出了兩個結論性看法：一是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停滯和積累危機因素並走近衰亡的時期。二是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義化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又一個重要特徵。陸南泉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重新斯大林主義化，最主要的內容還是表現在政治、經濟體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這一時期的體制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斯大林時期留下的傳統體制模式。另外，說重新斯大林主義化，決不意味著勃列日涅夫時期與斯大林時期一模一樣。而基本含義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時期的秩序和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