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差距

社會福利差距，經濟包括總GDP、人均GDP和產業結構的差距，受教育情況的差距，當地社會競爭的差距，機遇多少的差距，生活穩定性的差距等等等等。

綜合調查顯示，城裡人的幸福指數不及農村人，而且越是發達的地區幸福指數越低。這是一個既奇怪又現實的現象。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今天發布的《農村綠皮書：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3-2014）》指出，201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速繼續快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

報告指出，2013年，農民收入增速雖然比上年有所回落，但是增速仍然相對較快，基本沿襲2010年以來的良好態勢。201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8896元，比2012年增加979元，實際增長9.3%。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家庭經營純收入3793元，比2012年增加260元，增長7.4%；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家庭經營純收入，人均4025元，增加578元，增長16.8%。農民工資性收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的貢獻率達到59%。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家庭經營純收入佔42.6%，工資性收入佔45.3%，財產性收入佔3.3%，轉移性收入佔8.8%。

與此同時，2013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6626元，比2012年增加718元，實際增長9.0%，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進一步縮小。報告指出，在國家實施托底政策的作用下，農村居民消費傾向保持穩定。

不容迴避的現狀——

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我們還面臨財產差距擴大的問題

前不久，一位外國攝影師拍攝的一組照片在網上熱傳。照片中展示了複雜多樣的北京，既有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也有破敗低矮的城中村；既有在兒童遊樂場快樂玩耍的“中產階層小花朵”，也有跟隨父母賣菜、蹬三輪的孩子……雖然這場景不止北京，也不止中國獨有，但仍令觀者震撼、深思——我國的貧富差距現狀到底如何？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李實表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貧富差距也在逐步擴大。

“衡量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國際上通用的指標是基尼係數。”李實介紹，基尼係數最大為“1”，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最小等於“0”，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但這兩種情況都僅僅只會出現在理論上。因此，基尼係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基尼係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我國的基尼係數是多少？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2003年為0.479，2008年達到最高點0.491，這之後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係數是0.469。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是0.3左右。李實分析說：“接近0.5的基尼係數可以說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過0.5的國家只有10%左右；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係數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間。”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元春表示，0.47到0.49之間的基尼係數反映出目前我國收入差距仍然比較大。尤其是城鎮居民內部、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比較大。“比如說城鄉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鎮工資統計，高收入行業和低收入行業有4倍左右的差距。”

“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我們還面臨財產差距擴大的問題，而且這一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李實告訴記者，以往人們大多把貧富差距等同於收入差距，但實際上，居民在資產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貧富差距狀況的重要方面。過去10年的數據分析表明，中國的財產差距擴大速度遠遠要超過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個人財富積累速度非常快。在過去大約10年的時間內，人均財富的年均增長率達到22%，特別是房產價值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25%。而農村的財富積累速度年均增長率只有11%，相當於全國水平的一半。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顯示，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0.73，財產不平等程度近年來呈現升高態勢，明顯高於收入不平等。此外，家庭層次的財產不平等有兩個特徵：一、有家庭成員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水平明顯高於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的增長幅度也明顯高於體制外家庭。二、中等收入家庭財產增長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財產增長幅度相對較小。

李實認為，未來幾年，我國的收入差距可能仍會處在高位徘徊狀態，既不會出現明顯擴大也不會出現明顯縮小的趨勢，基尼係數預計將在0.45—0.50之間波動。

複雜多樣的成因——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差距有一定合理性，但由於機會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權力尋租造成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有哪些？

李實認為，首先要正確認識貧富差距、收入差距。“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強調平均主義，干多干少、干好乾壞一個樣；進入市場經濟后，強調按勞分配，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之間出現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有一定合理性。”

劉元春認為，客觀來看，貧富差距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我國人口多、底子薄，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導致農村發展明顯落後於城市。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向農村和中西部的投資，但在一段時期內，因發展的基點不同、條件不同，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會較大。“比如說同為公務員，東部省份和西部地區的最低工資、公積金繳存標準不同，福利、社保等也有差別，都會造成收入差距。”

專家們普遍認為，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部分領域改革不到位導致的機會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權力尋租等現象。

李實分析說：“當市場體系不健全，存在流動性障礙或市場扭曲時，收入差距加大的趨勢就難以避免。比如說勞動力市場不統一，戶籍制度導致農民工和城鎮職工在收入、社會保障等方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雙軌制’運行；資本、土地交易並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市場；某些領域，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有大量的市場准入限制，使權力尋租帶來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腐敗收入……都是體制因素造成的貧富差距過大。”

專家認為，政府干預過多等，容易造成資源行業和一些自然壟斷行業同其他競爭行業之間產生巨大收入差距。如壟斷性企業員工特別是高管收入偏高乃至畸高；再如一些人和群體依靠權力資源得到優先發展、優先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機會，而被權力邊緣化的群體，很難得到發展機會。

“在誠實勞動和市場環境公平的前提下，人們的收入有差距，這是合理的，社會能夠接受，如對教育投資較多的人能獲得更為優厚的職業待遇。但因起點、機會和過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人們普遍難以接受。如階層固化、流動性不夠，獲取社會資源的機會不平等，個人努力創富成功的機會也就不均等。比如說富二代、窮二代，這加劇了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社會財富的分享更加的不公平。”劉元春表示。

分化趨勢初步遏制——

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基尼係數實現“六連降”，但“新常態”下縮小貧富差距面臨更多挑戰

劉元春表示，中國在過去的5年中，居民收入保持了較為快速的增長。2008年達到“峰值”后，基尼係數有所回落。這主要源於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之後國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4萬億投資主要投到了基礎設施建設上，帶動了勞動力市場對農民工的需求，這幾年農民工的工資收入一直增長較快。再加上近年來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政策、投入都向農業、農村傾斜，新農合、新農保、農村低保等基本保障制度全面建立，都有助於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表明，2014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為0.469，低於2013年的0.473，實現“六連降”。全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快於城鎮居民2.4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縮小0.06。

李實則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也在增加。因此，儘管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但“二維效應”發生了作用，許多人一方面對富人收入增長較快不滿，另一方面又對自己的收入增加感到慰藉，社會心態相對穩定。

但專家們也提出，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貧富差距的老問題、新情況相互交織，亟須更好地研究、應對。

“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強調‘質量更好、結構更優’的增長，更依賴於資本、技術帶來的創新驅動，這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影響較大，會進一步影響非技術、低學歷、低技能人才的就業和收入。”李實認為，未來幾年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收入不會像前幾年那樣增長較快，甚至有可能下降。如果不加快改革，統籌考量我國的就業結構、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預見到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

劉元春表示，貧富差距近年來還有一個新情況值得重視。“以往談貧富差距、收入差距，城鄉之間的差距是核心。從2006年開始，城鎮內部的貧富差距拉大，由於資本存量不公帶來財富增量不公，比如說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使房產快速增值。資本賺錢越來越容易，勞動賺錢越來越困難，經濟生活的變動往往給富者帶來發財的機會，給貧者帶來損失。”

此外，貧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並形成了階層和代際轉移，一些貧者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貧窮。如果不想辦法改變這一情況，貧富差距便會趨向穩定化和制度化，成為一種很難改變的社會結構，社會階層流動通道也將被嚴重堵塞。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過大，會降低一個國家的平均消費傾向，消費不足會帶來內需不足，從而導致經濟增長緩慢；還會影響到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資本的積累。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社會成員之間，特別是窮人和富人之間，難以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它會使賴以實現機會均等的制度和政策失靈，威脅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根據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2萬美元就是一個高收入國家。如果比較順利一點，可能在5—10年我國就能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否則將大大增加我們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李實說。

其他國家的貧富差距情況(鏈接)

據了解，在歐美髮達國家中，美國的貧富差距比較顯著。歐洲國家的基尼係數大部分在0.3—0.4之間，美國2007年的基尼係數達0.45，2013年基尼係數約0.47。在亞洲地區，馬來西亞、菲律賓、中國的基尼係數較高，在0.5左右。日本、韓國的基尼係數約為0.26。拉美地區，巴西、阿根廷的基尼係數較高，均大於0.5；非洲基尼係數較高的國家集中在南非，基尼係數約為0.6。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都很關注貧富差距現象。根據聯合國經合組織的統計，全球的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已從50%下降到30%，說明全球的貧富差距水平都在拉大。國際上近年來關於節制資本、限制金融高管收入的呼聲都很強烈，歐美等國家對此也採取了一系列舉措。

這便是今日中國城鄉差距的真實面目！扣除城鎮經商和務工收入，農民收入與城市收入差距在天壤之間；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擁有而農村居民所沒有的各種社會保障，二者之別，距離更大。它意味著農民的絕大部分收入已經不可能從傳統的農業中獲得。正如美國學者R.H.托尼所言，單個的小農生活在齊脖子深的水中，稍有一個細小的波浪就會將他們徹底淹沒。

在此情況下，無論是農業科技，還是農民以組織化生存的方式組織起來，都會面臨著組織化、科技化成本過高而收益過低的問題而無法實施，中國農民的惟一出路在於，農民數量大規模減少，順利成長為城市市民。這一點，無論人們情願還是不情願，都擋不住農民背井離鄉的艱難卻又堅定的腳步。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間的比率。2006我縣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192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850元，城鄉居民 收入的比率為3.3：1,也就是說3.3個農民的收入才相當於一個城鎮居民的收入。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超出合理的範圍，不僅嚴重影響農業、農村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而且還有可能演變成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調查顯示，近幾年是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幾年。但是，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對此，人大有關機構的分析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的根本原因是農民收入基數低，同時受現有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低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京華時報》8月29日)

說農民收入基數低，受現有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的原因，這是講得通的。但是如果將其歸結為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我還是覺得難以信服。我的問題是：是什麼原因導致農民收入基數低？為什麼會造成現有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其實，城鄉居民收入存在較大差距並非始於今日。至於原因，最根本的在於我國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也就是城鄉分割管理體制。由於這種二元體制，無論國民收入分配，還是資源配置、工農業產品價格等方面，都存在著差別，而最終的反映就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別———當然，這個差別在不同時期是有大有小的。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二元管理體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革除，比如農民可以進城務工，符合條件的還可以成為城市居民等等。

但是，二元管理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新的體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依然存在一條鴻溝，在國民收入分配上依然是重城市居民而輕農村居民。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繼續擴大，使農民在農業上的收入低微；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在分配上也是另行一套，農民工和城裡人即使從事同一工作，並且工作質量絲毫不遜色，收入也仍然大大低於城市職工，還不能普遍享受醫保、社會養老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社會福利待遇。特別是在我國經濟面臨通脹的壓力下，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升，農民生活消費指數高於城市居民生活消費指數，而農民增收又缺乏新的支持，這樣，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自然而然擴大了。

前幾年，經濟學家林毅夫就認為，如果改革不到位，那麼儘管農民收入會增加，但是城鄉收入差距還會逐步擴大。實踐證明，林毅夫的判斷是正確的。

無論高速發展的國民經濟，還是巨大的改革開放成就，農民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現在到反哺農業的時候了，讓農民切實享受到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成果，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乃至消除這種差距，根本的途徑還是徹底改革城鄉二元管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