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燾

1914年赴日本留學，1924年畢業后回國任教。

1929年由浙江省教育廳派至法國里昂大學攻讀語言學。

1931年輟學回國參加抗日活動。

曾任安徽大學、復旦大學、上海暨南大學、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解放后，任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委員，中國政協第三屆特邀代表，江蘇省人大代表等。

方光燾積極參加中國文法革新問題及語言和言語問題等的討論，在介紹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從語言事實出發建立漢語語法體系、建設我國的普通語言學理論以及培養語言學研究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積極參加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陳望道發起的中國文法革新問題的討論，發表了一系列論文，討論了漢語詞類劃分、劃分詞類的依據、漢語有無形態變化、語法體系的共時性與語法變化的歷時性的關係及語法研究的對象和內容等問題。

這個時期的代表作是《體系與方法》（《語文周刊》1939年第28期），其中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作者的觀點。他強調研究方法對建立語法體系的重要意義，提出廣義形態學說。所謂廣義形態，即“關係”“結合”等。他認為廣義形態是語法研究的對象。50年代末60年代初，方光燾作為重要發軔者之一，發起了語言與言語問題的討論。發表了《言語有階級性嗎？》（《南京大學論壇》1959年第4期）、《語言與言語問題討論的現階段》（《江海學刊》1961年第7期）等多篇文章。這些論文大都收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編輯出版的《語言與言語問題討論集》中。方光燾作為作家、文藝評論家、文學翻譯家，曾在留學時參加了“創造社”，1931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發表過《瘧疾》《曼藍之死》等小說，並翻譯了英國、日本等國作家的作品，合作編譯出版了《文學入門》。解放后曾任江蘇省文聯主席、文化局局長。1990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方光燾的《語法論稿》，其中收錄了他語法方面的多篇論文。199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方光燾語言學論文集》，收錄了他語法和語言學理論方面的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