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以文

1940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在鄂西一帶積極從事黨的工作，認真完成黨交給的任務。1941年1月11日夜，當他看到同班同學因家富貴被綁架時，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大逮捕的信號，立即趕到七里坪通知中共黨員魏世楨、倉孝等人。

由於黨組織有了準備，在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敵人的大逮捕中，組織未遭破壞。根據黨組織的安排，他於14日晚疏散到三里壩南邊的大山裡暫時隱蔽。不久，又轉移到湖南安鄉縣。以安鄉縣政府僱員的身份作掩護，進行革命活動。

1941年3月，從安鄉縣轉移到湖北松滋、枝江一帶，在枝江縣架鍋山後荊南中學（后改名為枝江12中學）以當英語教員作掩護，從事黨的工作。不久，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但仍以極大的熱情，廣泛團結師生，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為黨集聚力量。1942年7月，來到重慶北碚夏壩。

同年秋，考入設在北碚的復旦大學理學院，進入該院的化學系學習，直到1946年畢業。1943年初，他隻身到化龍橋紅岩村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與中共南方局青年組組長劉光接上了關係，但未能恢復黨的關係。此後，他在黨的領導下，根據黨的“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方針，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積極開展工作。

1944年下半年，他和杜子才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組的領導下，與復旦大學的一批進步同學共同創辦了《中國學生導報》，（以下簡稱《導報》）。他同復旦大學的進步同學在籌辦和正式出版《導報》的過程中，成立了“中國學生導報社”，任“中導社”推進委員會主任，《導報》正式出版后，任核心小組副組長。為了更好地團結和發動廣大青年學生參加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經中共南方局青年組同意，在“中導社”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學生社”，他是這個組織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人之一。

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巧妙地把公開合法的鬥爭和黨對群眾的教育、組織等秘密工作結合起來，做了大量的工作。1945年上半年，協助倉孝和開闢了一條由重慶通往鄂豫皖解放區的秘密通道，並為解放區輸送了一批進步青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他恢復了黨的關係，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組和中共四川省委的領導下，為黨工作。1946年5月，由於復旦大學遷回上海，《導報》分別出了上海版和重慶版，他被選為《中國學生導報》總社副社長兼重慶分社社長。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刻，在黨的領導下，他利用《導報》團結、教育青年，堅持做好黨的青年工作。1946年12月底，北平（今北京）發生美軍強姦北大女學生事件，重慶各大、中學校師生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掀起了一場“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的群眾運動，他曾參與發動和組織這一運動，還以《導報》記者的身份出席了抗暴委員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並親自撰文在《導報》上發表，憤怒聲討美軍的暴行。1947年春，根據鬥爭的需要，上級派他到上川東農村工作，任中央第一工委委員，在達縣、梁山（今梁平縣）、大竹、墊江一帶負責武裝鬥爭的工作。在鄉村，通過“蘭交會”、“姐妹會”等組織形式團結、教育群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講解革命的道理，並在此基礎上秘密組織“農民翻身會”。他還親自刻寫鋼板，翻印《挺進報》（墊江版）和《土地法大綱》。他和戰友們共同創作的《十把扇》民歌，在群眾中廣為流傳。在大竹家場、文星場、楊通鄉一帶，他同陳堯楷、徐相應、徐永培等人一方面組織農民開展“三抗”運動，一方面積極抓好建立基層黨組織、農民武裝，兩方面政權和統一戰線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基層黨組織有了較大的發展，武工隊也相繼建立。1948年，他同陳光楷等人一道，在大竹張家場、文星場、楊通鄉一帶舉行武裝起義，給當地敵偽政權以沉重的打擊。同年3月，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決定，到墊江縣開闢新區。在這裡，他同蘭格裕、朱麟等人一道積極發動群眾，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組建武工隊、開展武裝鬥爭。同年12月下旬，由於叛徒出賣，在墊江周家場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在敵人監獄里，幾次被酷刑拷打，雙手被電刑燒破，但他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戰勝了各種酷刑的考驗。1948年12月31日，被關進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渣滓洞監獄里。在這裡，他積極組織難友學理論、學文化，給大家傳達遼瀋戰役的概況及國際國內形勢，帶領大家同敵人進行鬥爭。1949年11月14日傍晚，同江竹筠、唐虛各等人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重慶台崗埡。敵人為了掩蓋其罪行，將他們的遺體全部拋入鏹水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