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大俠

《明史》卷302、列傳第一百九十、列女二、【邵氏】條是這樣記述的：“邵氏，丹陽大俠邵方家婢也。方子儀，令婢視之。故相徐階、高拱並家居，方以策干階，階不用，即走謁拱，為營復相，名傾中外。萬曆初，拱罷，張居正屬巡撫張佳胤捕殺方，並逮儀。儀甫三歲，捕者以日暮未發，閉方所居宅，守之。方女夫武進沈應奎，義烈士，負氣有力，時為諸生，念儀死，邵氏絕，將往救之。而府推官與應奎善，固邀飲，夜分乃罷。武進距方居五十里，應奎逾城出，夜半抵方家，逾牆入，婢方坐燈下，抱儀泣曰：‘安得沈郎來，屬以此子。’應奎倉卒前，婢立以儀授之，頓首曰：‘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無憾。’應奎匿儀去，晨謁推官。旦日，捕者失儀，系婢毒掠，終無言。或言於守曰：‘必應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冤哉！應奎夜飲於余，晨又謁余也。’會有為方解者，事乃寢，婢撫其子以老。”

《萬曆野獲編》被譽為“明代野史之冠”，雖多被列為筆記小說，但其所提供的時代史料十分詳盡，書中卷八【邵芳】專條記述到（顯然是邵方的訛誤）：“邵芳者，號樗朽，丹陽人也。穆宗之三年，華亭（徐階）、新鄭（高拱），俱在告家居。時，廢棄諸公，商之邵，欲起官，各醵金合數萬，使覓主者。邵先以策干華亭，不用。乃走新鄭謁高公，初猶難之，既見置之坐隅，語稍洽，高大悅，引為上賓，稱同志。邵遂與謀復相，走京師，以所聚金。悉市諸瑰異，以博諸大璫歡，久之乃云：‘此高公所遺物也。高公貧，不任治此奇寶。吾為天下計，盡出橐裝，代此公為壽。’時大璫陳洪，故高所厚也，因賂司禮之掌印者，起新鄭於家，且兼掌吏部。諸廢棄者以次登啟事，而陳洪者，亦用邵謀，代掌司禮印矣。時，次相江陵（張居正），稔其事，痛惡之，及其當國，授意江南撫台張佳胤，誘致獄，而支解之。時，張並欲殄其嗣，邵有婿沈湛源名應奎者，文士而多力，從其家重圍中，挾邵二少子於兩膊，逾垣以出，而守者不覺也。沈亦奇士，今以乙榜為國博，與余善。初，邵在耿司徒楚侗坐中，聞有客至，避之軟屏后，潛窺之。既出，問耿曰：‘來客為誰？’耿曰：‘此江陵張太史也。’邵長歡曰：‘此人當為宰相，權震天下。此時余當死其手。’後果如所言。又，金壇於中甫比部為余言，邵於書室，另設一小屋，榜曰：‘此議機密處，來者不得擅入。’此等舉動，安得不敗？……”由此可見，邵方預事不密、過於張揚，極富江湖習氣，當然不見容於徐階或者張居正。恰恰張居正熟知高拱復相一事，為掩蓋其事，自然要處死邵方！作者沈德符特有的縝密與詳贍，常可補正史之闕，校正史之失。無論治文治史，都可從這部書中廣有取資。所以明清之際的大學者朱彝尊稱此書“事有佐證，語無偏黨，明代野史有未過焉者”。尤其是，該書作者與邵方女婿沈應奎為同時代，曾親耳聽聞其事，當然是可信的。

綜上所述，邵方實有其人，明代隆慶年間應天丹陽縣人氏。他號樗朽，為人有謀略、善活動，人稱“丹陽大俠”。隆慶三年，徐階、高拱都罷職在家，他遊說二人、意圖為其復相。先往徐階處，徐階過於謹慎，未曾同意！后又往高拱處，高拱開始不動心，只是待之以禮。日久，兩人談話漸趨融洽，高拱遂待邵方為上賓，稱為同志。邵方於是上京替高拱活動，遍撒金銀，收買人心！高拱才復相入閣，且兼掌吏部。張居正熟知其事，對邵方行徑為人，甚為不滿。萬曆初，高拱再次罷職，邵方自然失去了靠山。隆慶六年，首輔張居正遂命應天巡撫捕殺邵方，並殃及到邵方的幼子！追捕官軍趕到丹陽時，天已黑了，便包圍了邵方家等待天明。當時，邵方家婢撫育幼子在家，乘夜由邵方女婿沈應奎救走了邵方幼子。天亮后，追捕官軍見失落幼子，遂對家婢邵氏毒打拷問，邵氏堅貞不屈，官軍未能得逞，事情才不了了之！以後，邵氏便撫養邵方幼子終老，因其可貴的操行而名載《明史·列女傳》！邵方卻終究因為刻意競進、交通朝野、干預朝政而獲得悲慘下場，“丹陽大俠”也載諸史冊，成了罪惡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