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九起義

當時的綏遠省駐有國民黨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的正規軍和非正規軍16個師兵力，如果採取武力解放的方式，戰爭將會使歸綏市（今呼和浩特市）這一歷史文化名城難以保存。毛澤東授予綏遠特殊的解放方式，鑒於綏遠的特殊地理情況和軍事形勢，特別重視了傅作義將軍的個人優勢。

中共與綏遠國民黨軍政首長達成協議和平解放綏遠，然後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之改編。在這一方式的指導之下，1949年3月，中共中央華北局和傅作義商定了人民解放軍和綏遠部隊駐地的臨時分界線，並達成恢復平綏鐵路交通，通郵通電，恢復雙方商業貿易往來、文化交流，制定雙方貨幣兌換辦法等方面的一致。1949年夏，中共華北局和傅作義派人先後來綏，協助董其武進行和平起義工作。綏遠“九·一九”起義，原計劃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9月開幕以前完成，但由於國民黨總部及綏遠國民黨派系的阻撓，至8月中旬起義仍未能實現。值此關鍵時刻，中共中央特委託傅作義等從北京乘專車到歸綏市，消除謠言，堅定信念，對於起義的實現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為首的綏遠軍政幹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聯名通電舉行起義，正式宣布脫離國民黨總部，和平解放綏遠，這就是著名的綏遠“九·一九”起義。

起義部隊自1950年2月21日起，在人民解放軍綏遠軍區領導下進行整編，至4月10日陸續改編成人民解放軍，董其武任兵團司令員，至此全部實踐了“綏遠方式”。綏遠的和平解放，開創了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后我軍解決殘餘國民黨軍力的一種新的方式。由於我軍在華北成功地運用了這一方式，因而第18、19兵團及時轉戰於西北戰場執行更重要的任務。

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義的代錶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和我方（華北中央局）代表（李井泉、張友漁、潘紀文）在北平組成“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后，經過反覆研究商定，擬出《綏遠和平協議》草案。

草案的內容大意是：劃定人民解放軍和綏遠部隊駐地的臨時分界線、恢復平綏鐵路交通、通郵通電、恢復雙方商業貿易往來、文化交流以及雙方貨幣兌換辦法等。由華北中央局指派聯絡辦事處駐歸綏，協同執行協議上的各項條款和過渡的有關事項。6月8日，《綏遠和平協議》在北平正式簽字。

“九一九”綏遠和平起義

根據協議，我方聯絡處（全稱為華北人民政府駐歸綏聯絡處）人員於6月25日進駐歸綏，但通知送出去后竟不見董其武方面的行動。我方又派人送信，也無消息。我方又請傅作義派出的聯絡人肖如芝與董其武聯繫。董其武問聯絡處準備來多少人？肖說：50來人。董其武說：沒有接到他們的信呀。肖如芝說：信早已發出，怎麼還沒收到？事後才知道來信被董部的原一一一軍軍長劉萬春扣壓，沒有呈送董其武。鑒於其隊伍內部情況複雜，反動分子活動猖獗，董其武不敢讓和談代表聯絡處人員進駐，說準備工作沒有做好，請延緩幾天。幾經周折，一直到7月中旬，聯絡處的人員才於7月11日、7月17日分兩批進駐歸綏，計100餘人。聯絡處處長是潘紀文（兼歸綏工委書記），魯志浩任主任。下設秘書組（包括一個排的警衛人員）、鐵路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

綏遠和談與反和談的鬥爭是相當尖銳和複雜的。

當時廣大人民群眾都擁護和談，希望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快點進來。綏遠軍政內部大多數中、下層官兵也擁護和談。但一些反共頑固派（所謂的死硬派）和軍統特務堅決反對和平談判，千方百計地破壞和平談判。再加上當時從北平、天津、察哈爾省和山西等解放區逃走的一些反共頑固派與特務分子都來到綏遠，國民黨中統華北局大特務頭子張慶恩兩次乘飛機來綏遠布置破壞和平協議的特務活動；綏遠內部的一些反共頑固分子，如軍長劉萬春（兼歸綏、包頭兩市警備司令）、師長鄂友三、騎兵新編十七師師長喬漢魁等堅決反對和平協議。由張家口逃到包頭的國民黨十一軍團司令官兼察哈爾省代主席孫蘭峰駐紮在包頭，是左右包頭局面的權勢人物和主戰派領頭人，一時間成為反對和平協議的中心。

反共頑固派叫囂：“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開始了，蔣介石有美國人支持，絕不會完蛋”；“綏遠要堅持到底，等待時局轉變”。聯絡處進駐歸綏后，反共頑固派更加緊了破壞活動。他們指揮軍警特務，經常向聯絡處工作人員挑釁，這種挑釁在7月下旬當國民黨軍令部長徐永昌、空軍副司令王叔銘飛來綏遠活動時達到了高潮。綏遠的頑固分子和特務分子們與徐永昌、王叔銘互相呼應，加緊了對聯絡處的挑釁活動，在大街上謾罵和刁難聯絡處的工作人員。

蔣介石於7月初派徐永昌、王叔銘對和平起又進行破壞活動。他們這次坐飛機到綏西的陝壩（現內蒙古巴彥淖爾市陝壩鎮），派飛機到包頭把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接去，進一步勸誘董其武往西撤，並以封官許願、金錢收買等方式進一步拉攏董、孫、劉等，以達到破壞綏遠和談目的。他們回去后不久，國民黨政府就宣布任命董其武為西北軍政副長官兼綏遠指揮所主任，任命孫蘭峰為第九兵團司令官，劉萬春為第九兵團副司令官，統轄一一一軍、騎五旅、騎十二旅、騎十三旅。

自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傳到綏遠以來，軍統和中統兩大特務組織就加強了互相配合，以阻撓我人民解放軍攻打綏遠，並破壞綏遠的和平起義工作。中統特務頭子張慶恩（潛伏在騎十二旅）、保密局綏遠站特務頭子趙思武在包頭坐鎮指揮特務活動，致使和談與反和談的鬥爭更加尖銳和複雜。當時綏遠的國民黨軍隊組織龐雜，番號眾多，根據1949年年底統計，共16個旅，幾十個保安團，8.6萬餘人。這其中地方雜牌部隊六七個旅兩萬多人，包括閻錫山的舊部、地主武裝喬漢魁的部隊等，是破壞起義的一大阻力；國民黨十一兵團殘部、劉萬春的一一一軍的一部及鄂友三的騎兵整編十二旅等1萬餘人，堅決反對起義，是阻礙綏遠和平解放，製造混亂的最大障礙。各種反動勢力糾合在一起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活動——

一是製造謠言。說什麼第三次世界大戰今明兩年就要爆發；美國援助有望了，美國海軍司令白吉爾就要再來中國了；日本志願軍已經組織起來了，國際志願軍要來中國參戰了；國民黨在緬甸訓練的很多軍隊還沒有拿出來，絕對會有前途的；傅作義在北平起義后已被共產黨關起來了，現在傅作義又跑到廣州國民黨那裡了；你們和共產黨打交道靠不住，你們改造得再好也不會信任你們……

二是組織少數暴徒在包頭、歸綏市的大街上遊行示威。他們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喊出了“打倒傅作義、打倒董其武”等口號；說傅作義出賣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賣綏遠；還說什麼“蔣介石有美國人支持，絕不會完蛋，綏遠要堅持到底，等待時局轉變。”

三是對傅作義派到綏遠協助董其武開展工作的人員施加壓力，投寄匿名信威脅說：“你們在北平把傅作義出賣了，現在又來出賣董其武，小心你們的狗命。”傅作義方面派出的代表人員中有一個團級幹部，叫於洪雯，因宣傳北平和平解放好，被他們給活埋了。傅作義派曾隨其在北平和平起義的原一○四軍軍長安春山帶著和平協議草稿來做協商工作，劉萬春當場拿出手槍要槍斃安春山，董其武連忙勸阻道：“協商嘛，同意不同意不要動武。”劉萬春惡狠狠地對安春山說：“限你在今晚12點以前必須離開綏遠，否則小心你的狗命。”當晚10點左右，就有特務向安春山的住處門口投了兩顆手榴彈。

四是我方和談代表聯絡處要進駐歸綏時，他們就給董其武施加壓力，叫嚷“絕不能讓共產黨代表來綏遠，如果他們來，我們就動武，當著你的面把他們打死”。我聯絡處進駐歸綏后，他們更是加緊了破壞活動。他們指揮軍、警、特，經常向聯絡處工作人員挑釁。

7月24日下午1時許，一夥便衣特務拿著衝鋒槍、手榴彈，在歸綏警備司令部門前，將聯絡處鐵路工作組人員王士鑫等4人圍堵，並對其進行推、拉、打等挑釁活動。當王士鑫等人據理力爭后急速離開，在新舊城之間，特務朝他們背後扔了兩顆手榴彈並開槍射擊，王士鑫被打死，另二人被打傷，只有王保堂安全跑回聯絡處報告遭遇到的情況。

事後查明，此事系劉萬春部下二五八師段錦堂團的連長李錫慶（曾任劉萬春的馬弁）等人所為。在董其武的命令下，劉萬春無奈之下派段錦堂將李錫慶捉拿歸案，被當場槍決。

五是砸毀報館。因綏遠《奮鬥日報》（綏遠省政府機關報）不斷刊登一些解放區的消息，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宣傳和平進步思想，被特務們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不僅砸毀了報館，而且打傷工作人員。后查明，此事系劉萬春指使其部下二五八師政工處長趙元德（軍統特務）所為。

六是保密局綏遠站特務頭子趙思武，指示其鐵路段長（軍統特務）康玉璽破壞機車、橋樑，但未能得逞。

七是派掌握爆破、暗殺技術的少校組長武玉美到涼城縣玫瑰營子鎮暗殺呂正操將軍。后又改派其他人執行暗殺任務，但只是試探了幾次都沒得逞。

八是趙思武派武裝別動隊的郭培元帶十幾個人的小隊潛伏在我解放區卓資山縣，以開磨房為名，收集我方情報，進行破壞活動。這個別動隊的隊員每天除了留幾個人應付磨面外，大部分人都到處亂竄打探情況。他們把我涼城合作社由集寧往涼城託運的貨物一搶而空；把集寧運往陶林縣的貨物搶掠掉，還搶了玫瑰營子合作社，並打傷人員。該隊原有11個成員，中間有不想乾的跑掉一人，因發現兩人思想有點動搖，被暗殺。剩餘的8個人繼續活動。當他們最後在豐鎮縣二道灣村殺掉一個叫張林的同夥后（張林是他們內部思想開始動搖的一個人），綏遠省公安廳根據這個殺人線索，將這個潛伏在我解放區卓資山縣的特務組織一網打盡。

綏遠起義即將大功告成之際，“開府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得知傅作義8月23日離開北平來到綏遠，便大耍兩面派手法，一面由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密電保密局綏遠站特務頭子趙思武，電報說：“傅作義認賊作父，拱手出讓華北。近聞該逆潛赴綏遠，企圖鼓動部隊降匪，速就地暗殺，本局當有重賞。”另一面已經“引退”了的蔣介石跑到重慶，打電報給傅作義說：“此次回綏，正如我當年從西安回南京。由於一念之差，以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要接受教訓，不要自誤、誤國、誤部下……望兄見字速回重慶，共商國是。”同時派軍令部長徐永昌（既是傅作義的同鄉，又是傅作義的老朋友）攜帶他和李宗仁、閻錫山的親筆信於9月15日再次飛抵包頭，邀請傅作義到廣州為反動派繼續效力。傅作義說：國民黨失去了民心，失敗已成定局，任何力量都無法挽救，就是我去廣州也無能為力。這時徐永昌明白完不成任務不好向蔣介石交差，當得知傅作義要參加9月21日在北平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時，心想：“反正我不走你就不便起義”，就採取耍賴的辦法，裝病要住醫院，以便繼續做傅作義的工作。傅作義有點發愁，徐永昌不走，無疑會給起義帶來麻煩，這不誤了大事嗎？於是便與鄧寶珊及原傅部參謀長李世傑等幾人計議，讓鄧寶珊去見徐永昌。鄧寶珊於9月18日去見徐永昌說：“怎麼你病了？董主席安排讓你住院療養，並請你領銜綏遠起義，不要回去了。起義后，咱們一同到北平去見毛主席。”徐永昌聽后一愣，馬上意識到董其武是想把他軟禁起來，就連聲說：“我的病不要緊，不要緊。我現在對共產黨還沒有認識，我明早就起身，不妨礙你們的事情。”但徐永昌在上飛機時仍不甘心地對送行的人說：“三年後再見吧！”

傅作義來綏遠以前，綏遠方面的反共頑固分子和特務分子欺騙群眾，造謠言，說什麼“和共產黨講和平靠不住，傅作義起義后已被共產黨監禁起來了，傅作義又從北平跑到廣州國民黨那裡了”等等。使一些不明底里的軍政人員產生了顧慮。傅作義在綏遠一出現，使這些謠言不攻自破，許多人消除了顧慮，決心走起義的道路。一些頑固派看到大勢已去，人心所向，也接受傅作義的勸告，同意起義。

我黨的地下工作者在和平談判的整個過程中始終按照上級領導的指示，及時了解和掌握了敵人的動態和行動計劃，每一情況都能及時報送給上級領導，使敵人的每一個計劃都落了空。我黨的地下工作基礎較好，在綏遠軍政和中統、軍統特務機構中都有我們內線（共133人，其中的重要關係有正副團長4人，省府秘書5人，省統調科長2人，副縣長2人，保密站綏遠組組長1人，警憲部門秘書5人。他們中有4人用化名接受了由綏蒙軍區司令員姚喆頒發的任命狀），包括在綏遠的軍、政領導人員的貼身秘書和警衛人員中也有許多地下工作者。由此對綏遠的黨、政、軍、特的情報大都能夠及時掌握。這些情報絕大多數也都及時上報，來不及上報的就通過內線及時轉告董其武將軍採取預防措施。

“九一九”綏遠和平起義

聯絡處王士鑫同志犧牲后，我地下情報站給綏遠的黨、政、軍、特主要負責人（包括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張欽等人）寫了警告信。警告信內容的大意是：警告他們老老實實進行和平談判，不許耍兩面派，不要做所謂“里白外紅的水蘿蔔”。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再發生王士鑫事件，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到那時就不要說人民解放軍不客氣。我接此任務後進行了周密的安排，由各內線用一個晚上時間將信全部送到他們本人的辦公桌上。兩天後在碰頭會上孫蘭峰說：“共產黨真厲害，把警告我孫蘭峰的信放在我的辦公桌上來了。”參加會議的其他幾個頭頭都說：我們也收到這麼一封信。董其武說：“大家都謹慎一些吧，不要亂來，因為我們正在和談，談成與否不能做出格的事，這關係到傅作義先生和我的人格問題，這和戰場上打仗是兩碼事。”從此以後劉萬春等人就不敢再那麼囂張了。同時，我們地下工作人員也積極活動，分別給軍統特務頭子趙思武、中統特務頭子潘秀仁等人寫警告信，讓他們老老實實協助董其武先生做一些對和平談判有益的工作，爭取人民政府的諒解和寬大，指出這也是他們將功補過的好機會和唯一的出路；如果繼續煽陰風點鬼火，造謠生事搞破壞活動，將來是沒有好下場的；你們現在每個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我們都記著賬呢，所以希望你們多做點好事，少做點壞事，將來的賬就好算了。

總之，在整個和談過程中，使敵人的破壞活動處處碰壁，處處落空，而我方的對策和措施得力，起到了促進和保衛和平談判的作用。

早在綏遠開始和談時，軍統特務頭子趙思武就按照蔣介石、毛人鳳的指令，一直準備暗殺傅作義和董其武，只是始終沒有機會下手。這次傅作義親自來綏遠作和平起義的工作，他們感到下手的機會到了，不然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按照原來安排，將於9月19日在包頭麵粉廠召開會議，舉行和平起義簽字儀式。趙思武得知這個消息后就讓特務們做暗殺傅作義、董其武的最後準備工作：由特務中的一個爆破專家負責，準備用衝鋒槍、手槍、手榴彈以及炸彈進行暗殺，如若不行就讓一個亡命徒攜帶炸藥包混入會場，與參加會議的人同歸於盡。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在18日晚間得到趙思武行刺傅作義、董其武及炸毀會場的情報后，由於時間急迫，來不及向上級報告，便馬上通過我黨安排在董其武身邊內線（董其武的機要秘書賈蔭生，化名袁秀芬），請董其武及時採取緊急措施。董其武得知情報后連夜做了布置，將會場秘密挪到綏遠省銀行包頭分行禮堂。

19日一早，傅作義、董其武送徐永昌上飛機走後，就直接轉道到了省銀行包頭分行了。在做好必要的預防措施后才通知參加會議的人員速到銀行開會。這一突然轉移，連劉萬春等人也不知道傅作義和董其武什麼時候、為什麼轉移，更給了特務們一個措手不及。當等候在麵粉廠準備參加會議的人員分乘好幾輛汽車從麵粉廠開出時，特務們死盯著汽車還準備在汽車上行刺，結果他們根本就沒見到傅作義、董其武的影子。這時，特務們還不死心，也隨著開會的人前往銀行禮堂，準備伺機行刺。結果由於會場內外布置森嚴，只允許通知參加和平起義簽字的人進入，其他任何人都不準進入，所以整個會場內只有參加會議人員及其隨身秘書、貼身警衛。董其武的警衛官還命令警衛部隊：只要有人搗亂，經勸阻不服從者就地槍決。特務們落了一場空，都灰溜溜地走了。

會場內，以董其武為首的綏遠軍政幹部和地方各界代表38人（還有一人孫蘭峰正在醫院，是會後補簽的），在起義通電上簽名后，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以及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發出通電，宣告脫離蔣介石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堅持走到人民方面來”。

“九一九”起義的成功，標誌著綏遠獲得了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的“綏遠方式”，對當時全國尚未解放的地區起到了獨特的示範作用，這對加速全國解放和建設新中國的進程，都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