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坎寧

人們對坎寧的身世是否很體面這一點存有疑問。情況是這樣的。坎寧的先世居於英格蘭，但在十七世紀初移居到愛爾蘭。他的父親（也叫喬治·坎寧）是從愛爾蘭來到倫敦的。在此之前，由於她與一個女人的不幸關係曾在家庭中引起一場小小的爭吵。他每年只有150英鎊的補貼，對一位紳士來說，這隻能勉強維持生計。為了償還債務，而變賣了家族的宅第和繼承得來的遺產，他為報刊撰寫文章，並娶了一個漂亮的愛爾蘭姑娘瑪麗·安妮·科斯特洛。他在坎寧一歲的時候撒手人寰。坎寧的母親，在丈夫去世後去了當舞台演員，但沒有走紅。在當時的社會來說，這並不是一項尊貴和受人尊敬的行業。她曾同一個演員同居。這個演員是個無賴，他遺棄了她，並把他的兒子喬治送上了“通往絞刑架的道路”。瑪麗·安妮又找了一個朋友，並同他生了幾個孩子。

不過，喬治有一個很有錢的叔叔，名叫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是一位銀行家。他的叔叔救了他，並讓他象一個出生名門的青年人那樣接受傳統教育，除了定期提供他生活費，又供養他上學讀書。與此同時，他母親再此接了婚，這次是一個名叫理查德·胡恩的絲綢商，他也當上了演員。瑪麗·安妮始終是令他兒子感到擔憂的一個原因。坎寧在1781年轉讀伊頓公學，后在1787年入讀牛津大學的克賴斯特徹奇學院上學。在大學里，他是十分活躍的份子，他組織了辯論會，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辯論者。又主編過一種校刊---《微觀世界》，他得以用50英鎊的價格向一位發行人售出了該刊的版權，顯而易見，他是一個具有非凡天賦的孩子。至於他的看法是否處於真心，是否具有年輕人在從政時所必不可少的嚴肅認真的態度，那就另當別論了。坎寧的才華某種程度上損害了自己。人們嘲笑他的才能，記著他那位當演員的母親。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愛爾蘭人。他是倫敦愛爾蘭俱樂部的成員。另外，他在大學和不少人結成了好朋友，例如有利物浦勛爵、格蘭維爾·勒文森-古爾和約翰·胡卡姆·弗里爾，還有他叔叔有一個很有名的兒子，外交家，土耳其問題權威斯特拉特福德子爵等等。坎寧在1791年夏天取得文學士學位，翌年取得律師資格，並在1794年7月6日成為文學碩士，但他真正的志願是當政治家。

斯特拉福·坎寧是輝格黨的支持者，所以早在1780年代，他便介紹坎寧給查爾斯·詹姆士·福克斯、埃德蒙·伯克和理查·布林斯里·謝里敦等輝格黨員認識（其中謝里敦和坎寧更結成了畢生好友）。可是，坎寧清貧的家境與微薄的財力，顯得他在輝格黨的政治前途非常暗淡，因為輝格黨的領袖們，都是一些抗衡君主的富有貴族和地主。再者，當1790年代初爆發了激進的法國大革命以後，坎寧變得更為保守。

坎寧在真正涉足政治的時候，他選擇了保皇的托利黨，某些批評他的人認為這種變化太突然了：背叛變節早已司空見慣，誰也不想去抨擊這種行徑；但是這類例子卻是前所未聞；一個學生也會改變他的面孔。據說（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就說過），一天，激進分子戈德溫在艦隊街拜訪了坎寧。他對坎寧說，當革命到來時，英國的政治激進派想讓他當領袖。人們還說，這一可怕的前景迫使他投入了托利黨的懷抱。當時正處於這樣一個時刻，由於歐洲大陸發生的事變，托利黨變得更加保守，而輝格黨則分裂為兩部分人：一部分雖然沒有寬恕恐怖時代，但卻容忍了法國革命（如霍蘭勛爵），激進的查爾斯·格雷勛爵要求進行改革運動；另一部分則被這場革命嚇破了膽，如埃德蒙·伯克，應該說，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仇視對坎寧有深刻的影響。

可以肯定的是，坎寧對他在牛津大學所接觸到的保守主義是喜歡的，不久她就成了政治性刊物《激進》雙周刊的一名活躍的撰稿人。他得到托利黨領袖小威廉·皮特的賞識。在小皮特的協助下，坎寧在1793年成為下議院議員，代表懷特島的新港，但事實上，那是一個有名無實的腐敗選區。

坎寧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和作家，這使他很快便受到英國政壇的注意。他在下議院所發表的演說，有人認為他過於矯揉造作、鋒芒畢露。他為小皮特的支持者注入一種前所未有的張力。總言之，他的才華使他在小皮特的派系中漸具影響力，除了影響小皮特政府的政策，更使他在後來成功加入內閣。

另一方面，坎寧不止於在國會發表演說，更破天荒地在國內四處發表演講，進行競選活動，這在當時來說，是一種新嘗試。憑藉著自己的魅力和許下的諾言，坎寧很快便有一批忠於他的支持者（即後世所指的坎寧派）。可是，坎寧也是一位自負與武斷的人，他在辯論中採取的咄咄逼人的架勢常把一些有才華的潛在支持者拒諸門外，也使許多人成為他的政敵。

雖然無法肯定，但是看來他同布倫威斯克的卡洛琳、已經於威爾士親王分居的太子妃關係曖昧。他同卡洛琳的關係是危險的，而他卻有幸逃避了這種危險，只是感情上引起了一些波動而已。

在1795年11月2日，坎寧獲聘任為外務次官。任內，他是小皮特的忠實支持者，結果時常和輝格黨的外相威廉·溫德姆·格倫維爾勛爵發生爭執，最後他在1799年4月1日辭職。

1799年，坎寧出任管理委員會專員，又在1800年改任軍隊主計長。對於一個投身於政治生涯的雄心勃勃的青年人來說，在財政上應該獲得某種支持是重要的，1800年，他愛上了約翰·斯科特將軍的女兒瓊·斯科特。斯科特將軍因從事冒險事業而賺了50萬英鎊。坎寧同瓊·斯科特結了婚。自那以後，他一直活得很快活（他們有四個孩子）。他擁有10萬英鎊的財產，這使他能夠投身於公共事務。他還領取軍需大臣職位的一半年俸，從而使他能夠在小皮特和國王因天主教徒解放問題而鬧翻之後退職。坎寧在天主教徒解放問題上持有自由主義觀點，他順從地，但並非情願的辭去了職務。

他作為愛爾蘭最衰敗的選區之一---特雷利選區的議員重返議會。他幹了許多事情來推翻亨利·阿丁頓政府。當小皮特在英國重新發動對拿破崙的戰爭后再度執政時，他賞了坎寧一個海軍司庫的職務，坎寧對此感到失望。直到小皮特去世，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我絕不再當寵兒了，”他對妻子說。在三年中換了兩屆政府之後，他當上了波特蘭公爵政府的外交大臣，時年37歲。到了這時，他在議會中那種咄咄逼人的作風已經有了改變。

此時，歐洲發生了對英國不利的急轉直下的事變。拿破崙和沙皇在涅曼河上一條船上會晤，並簽署了包含這樣一項秘密條款的條約：法國將佔領丹麥的部分領土，並奪取丹麥的艦隊。坎寧的間諜就是這樣對他說的。坎寧沒有坐等事態的發展。他調兵遣將，向哥本哈根派出了部隊和海軍。國王喬治三世對這個大膽冒失的行動驚恐萬狀。反對黨則隱忍不發，等待這個行動遭到失敗。坎寧向他的妻子說，“這是一個大膽的措施，如果遭到失敗，嗯，我們就必定被彈劾，而且我想---在審判時難免還會給我最最親愛的人準備一個證人席。”對哥本哈根進行了三天的炮擊之後，丹麥人同意交出他們的艦隊。這個冒險行動獲得了成功。

拿破崙想建立針對英國的北方聯盟的計劃破產了。但是，後來英國制定的軍事計劃也是失敗的。當時，坎寧與戰爭及殖民地大臣卡斯爾雷子爵，在調動軍隊的問題上發生不和，坎寧曾承諾葡萄牙，會儘早發兵援助，但卡斯爾雷卻把軍隊調往荷蘭。結果政府因兩人的紛爭而瀕臨癱瘓。首相波特蘭公爵由於身體欠佳，無力作出調停，亦無法有效繼續領導政府。於是，坎寧威脅波特蘭公爵，若果不以韋爾斯利勛爵取代卡斯爾雷勛爵，他將會請辭。波特蘭公爵最後答應了坎寧的要求，並將兩人間的協議保密。

卡斯爾雷在1809年9月得悉兩人之間的協議，除了感到十分憤怒，確信坎寧不是一個忠誠的同僚，他向坎寧提出了挑戰。兩人1809年9月21日舉行在普特尼希思進行了決鬥。坎寧的子彈沒有打中，卡斯爾雷擊中了他，他的大腿受到輕傷。卡斯爾雷扶著坎寧到他的外科醫生那裡療傷。坎寧寫信給他的朋友，對這次決鬥作了有趣的描述。他推薦卡斯爾雷做手術師，假如他的朋友想重複這種經歷的話。

波特蘭公爵在擔任首相期間，在內閣開會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他死於1809年，坎寧認為，憑藉輝格黨的支持，國王可能會啟用他。坎寧遂向國王喬治三世自薦出任首相，但喬治三世卻選擇了比他年長八歲斯賓塞·珀西瓦爾。“坎寧唯有再次離開政府，而令他安慰的是，卡斯爾雷也選擇辭職。

富有魅力，才智過人，有堅定的信念---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所有這些條件，喬治·坎寧都具備了。他甚至很有錢，或同金錢結下了不解之緣。但他為什麼沒有成功，為什麼提到他的名字，他的同時代的人眉宇之間會掠過一絲陰雲呢？他的一位朋友說“他視政治如兒戲，他全然不顧原則，如果這種原則妨礙他實現獲得權力的目標的話。”

過了三年，在珀西瓦爾被暗殺之後，坎寧和卡斯爾雷就言歸於好了。1812年，憑著他在支持販賣奴隸問題上的立場，他當選為利物浦議員。利物浦勛爵再次委任坎寧為外務大臣。他拒絕了，因為他卡斯爾雷將擔任下院議長。坎寧雖然很有天賦，但是，一種嫉妒心和 那種無法控制的玩弄權術的慾望折磨著他。1814年，他出任駐里斯本大使。輝格黨人認為這項任命是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政治舉動。

後來他回到政府中，擔任控制局（他負責監督東印度公司，後來發展成為印度事務部）局長的職務。正是他擔任此職時，喬治四世登上了王位，並提出來如何處置他的配偶---布倫威斯克的卡洛琳-----的問題。坎寧同卡洛琳的友情是眾所周知的，這使他處於難堪境地。在卡洛琳王后受審時他辭職了。公眾是站在王后這一邊的，只有少數人贊同針對王后所寫的這四行詩：姿容出眾的王后，我們懇求你，離去吧，罪孽也隨之消失。雖然這樣做並非輕而易舉，但無論如何也要請你離去。卡洛琳挫敗了國王想同他離婚的企圖，但不久她就去世了。坎寧痛悼說：“她具備偉大而優秀的品質--儘管也有過失。”

除了公眾認為坎寧有野心外，他的才智還給他帶來了輕率的名聲，大財主也不信任他。到了1822年，他在絕望中放棄了政治鬥爭，準備到印度去當總督。突然，局勢發生了突變。卡斯爾雷自殺了，外交部出現了空缺。國王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坎寧---王后的朋友（在許多人看來是王后的情夫）---顯然是擔任外交大臣的合適人選。確實，為了王室的名譽，難道他不應該摒棄坎寧這樣的人嗎？然而，在徵詢威靈頓公爵的意見時，威靈頓公爵堅持認為，與此相反，國王的責任是啟用坎寧。

坎寧在吻過國王的手之後說，對他的人任命使他猶如拿到了一張進入奧爾馬克俱樂部的入場券。而且發現入場券的背面寫著這樣的字：“接納無賴。”

作為外交大臣，他很快顯示出自己是一個顯赫的人物，他用他的智慧取悅國王，通過操縱下院博得首相利物浦伯爵的歡心。他以非凡的勤奮贏得了人們的尊敬。比如，他能同時口授兩份急電，一份關於希臘問題，一份關於南美問題。此外，他還通過讓王后的女侍長科寧厄姆夫人的兒子弗朗西斯科·克寧厄姆勛爵在外交部任職來取悅喬治四世。這位夫人的前情夫之一龐森比勛爵被派往南美任職，使王室再也懷疑不著他。坎寧為博得國王的歡心而無所不用其極。他的策略師堅決的，即使對一個托利黨來說，這也是非同尋常的。

他不願同正力圖把歐洲置於專制制度枷鎖下的反動國家集團發生任何關係。他曾派威靈頓公爵參加1822年維羅納會議，以表明在入侵西班牙並鎮壓那裡的進步力量的行動中，英國不會與法國的波旁王朝合作。與此相反，當其時已被反動國家征服的西班牙建議推翻葡萄牙的民主政府時，坎寧派了英國部隊去幫助葡萄牙人。

他既是一個孤立主義者，又是一個干涉主義者，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為了歐洲，他說，請研究英國吧，人們喜歡他執行不受約束的、有力的和大膽的政策。國王的隨從則激烈的反對他的政策。國王本人對此也感到驚恐，直到情況清楚的表明，坎寧將獲得成功。

正是在南美，他使英國和其他歐洲盟國發生了最引人注目的決裂。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已經脫離了西班牙，1823年神聖同盟決定由法國派兵前去鎮壓，坎寧堅決反對。他拉攏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發表重新執行光榮孤立的宣言。他生命只承認拉丁美洲國家已經實現的現實，機承認它們的獨立，反對任何武裝干涉或把這些殖民地轉入法國之手的企圖。坎寧還拒絕參加1824年梅特涅建議就拉丁美洲問題召開的全歐會議，聲明也不承認會上將通過的任何決議。不僅如此，他還建議內閣儘快同拉丁美洲獨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貿易談判，爭取早日打入這個廣闊的市場。根據坎寧的建議，1825年1月，英國承認了阿根廷、哥倫比亞、墨西哥等國家的獨立，同他們建立了外交、貿易關係。英國也承認了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的獨立。坎寧的政策給了梅特涅及其神聖同盟的聲譽以沉重打擊，贏得了政府和議會兩黨多數人的支持，恢復了英國在歐洲的威望。

他在下院說，“我創造了一個新世界，用以改變舊世界的力量對比。”在1826年充滿信心的日子裡，這是他的典型話語，他的被密信發給駐海牙大使的著名詩句也屬於這種情況：荷蘭人在貿易上錯上加錯，他們與人甚少卻要求甚多。駐海牙大使館的秘書念了兩遍電報。他說“這個電報措辭怪誕。”他沒有注意到它是押韻的。就在當時，荷蘭政府對英國提出的共同降低關稅的建議正感到頭痛。這個建議時坎寧的自由貿易政策的內容之一。

希臘問題是坎寧給梅特捏和神聖同盟的最後一擊。1821年希臘爆發反對土耳其統治的鬥爭。梅特捏主張鎮壓。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動搖不定。英國支持希臘反抗土耳其的鬥爭，贊助希臘獨立。1823年3月25日，坎寧事先未統治任何倫敦外交使節，就宣布自即日起承認希土為交戰雙方，這是對希臘起義者的公開支持。英國政府還同希臘起義者建立聯繫，表明英國承認希臘革命政府委員會是合法權利機關，英國銀行業表示願意給希臘貸款。坎寧的聲明使神聖同盟各國，特別是梅特捏大驚失色。

20世紀末期的英國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比較卡斯爾雷和坎寧道：卡斯爾雷子爵是寡言少語的保守派，通過妥協、談判和國際協議來致力於維護國家利益（尤其是防止戰爭爆發）；坎寧“吵吵嚷嚷”，是自由的理想主義者，熱情地相信大不列顛的歷史使命是向全世界傳播民主價值觀，如有必要可使用武力。一個是不辭辛勞的實用主義者，另一個是機智善變的自由主義者。

翌年，利物浦伯爵中風了，情況嚴重，而且很明顯，他絕不能康復了。托利黨中的右翼可怕的認識到，坎寧是最可能的繼承人。坎寧肯定會力促天主教徒的解放。在此問題上，他同托利黨的半數人有爭執。在這種情況下，托利黨中的右派強烈要求國王任命威靈頓。坎寧的反擊毫不含糊，“先生，你父親擺脫了輝格黨的控制。我希望陛下你將不再受到托利黨控制之苦。”國王的臉紅了。“要是那樣我就不是人。”他說。

1827年，坎寧在57歲時出任首相。當時他已經是一個垂死的人了，靠服鴉片酊度日。同時，他也遇到了麻煩。自從維羅納會議以來，威靈頓一直對他抱有惡感。在那次會議上，威靈頓作為英國的代表，被迫違心的執行坎寧的政策。當時，歐洲各君主國為了幫助波旁王朝，決心出兵西班牙。威靈頓是贊成這個計劃的，但他卻承擔了令人煩惱的任務；英國將不參加這一干涉。因此，威靈頓感到恥辱。現在，他拒絕在坎寧領導的政府中任職。更有甚者，他辭去了總司令的職務。羅伯特·皮爾也不願意擔任職務。同時間，利物浦勛爵的五名內閣官員，和40名初級官員也不願追隨坎寧，組成新政府。在當時，托利黨已出現了嚴重分裂，分成了“高級托利派”（又稱極端份子，）和溫和派，當中，只有溫和派支持坎寧。坎寧發現自己難以組成政府，便唯有邀請輝格黨成員加入政府，其中包括蘭斯多恩侯爵等人。在新政府不討論有關國會改革的議題由於任用輝格黨人，坎寧給自己製造了新的困難。坎寧反對國會改革，而輝格黨則支持改革，很久以前曾受過坎寧欺壓的查爾斯·格雷勛爵，使坎寧受盡凌辱。天主教徒解放問題被迫擱置起來，他提議修改穀物法的主張也受到挫折。

他在對外事務方面比較成功。為了援救正在為反對奧斯曼帝國、爭取獨立自由鬥爭的希臘人，他同俄國和法國結成了聯盟，這一聯盟達到了它預期的目的，土耳其艦隊在納瓦里諾海戰被摧毀了。當這一消息傳到英國時，坎寧已經與世長辭了。

多年來，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在溫莎參加約克公爵的葬禮而著涼后，他的病急劇惡化了，由於非常痛苦的腰部風濕痛折磨著他，他住進了奇克奇的德文郡公爵的別墅（巧合的是，福克斯於21年前在同一所房間逝世）。1827年8月8日，他在那裡去世，正好當了100天的首相。他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遺孀被封為女子爵。威靈頓公爵寫道：“坎寧先生若是晚些去世，好處可能更大，不過他的去世仍然是一大幸事。”

坎寧擔任首相的時間比其他所有的首相都要短，他是一個集各種觀點於一身的奇特人物---在諸如對外事務和天主教徒解放問題上，他是一個開明派，但在處理日益高漲的社會動亂浪潮時，他採取的是一位傳統的托利黨人的做法。正如格雷維爾所說，他本來可以控制變革的浪潮，但是，“白痴一樣的托利黨極端分子用他們的瘋狂、愚蠢的敵對行動把他逼死了。”他去世前的幾周曾說過：“我們正處於財產和人口之間進行一場重大鬥爭的邊緣。”只有制定一項最開明的法案，這種鬥爭才能避免。舞台已準備就緒，改革之戲劇即將開演。

坎寧時常被後世評為“浪費掉的領袖”（lost leader），而且有不少人猜測，假 如坎寧沒有早逝，英國將會有甚麼光景。在現實中，坎寧死後，溫和派托利黨和輝格黨組成的政府在戈德里奇子爵帶領下，最終在1828年初垮台，並由威靈頓公爵接任首相。威靈頓公爵的內閣，最初也有一些坎寧派加入，但不久以後便悉數被“高級托利派”所取代。結果，不少坎寧派的成員轉投輝格黨，但卻在後來的選舉被托利黨痛擊。不少歷史學家認為，1827年的托利黨分裂，使托利黨在1830年代出現變革，漸漸演進為今日的保守黨。因此，對於坎寧沒有早逝的假設，至今仍眾說紛紜。

一些後世重要的保守黨黨員，如本傑明·迪斯雷利，卻視坎寧為自由的一國保守主義（One Nation Conservatism）的先驅者，相反，羅伯特·皮爾從男爵則遭受他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