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波

張一波出身於泰西抗戰英雄張傳倫之家，13歲被母親王鳳雲送到夏張抗日鎮政府當小鬼。1946年4月，張一波從冀魯豫第4抗日中學調干赴東北，在綏化工作3年，參與了東北根據地建設，在綏化任縣委組織幹事、縣委秘書、區委書記。

徠張一波從1949年起踏進社會科學領域，從事政治理論教 學科研事業，在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東北抗聯史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填補了許多歷史研究中的空白，提出了許多創新的觀念。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研究，對第二次中日大戰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在10年前編寫了《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大綱。參加了中共東北局黨校《中共黨史講義》、《中國近代史講義》、《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東北抗聯後期史》等12本書的編寫。在他的專著《反帝大同盟在哈爾濱陸軍軍醫學校內外》一書及他的論文中的許多創新觀點，對研究近、現代史具有重要史學價值。

張一波離休后，從20世紀80年代末，在他參加《全國中共黨史人物傳》編寫和組織工作，及對1000個黨史人物名單的確定、編排、印刷工作，並曾出任北京組副組長和“中共黨史人物基金會”組委會委員。除此之外，他還致力於“9·18”戰爭研究和民間受害索賠委員會的發起工作。這兩項工作，都是戰後遺留問題的重大課題，是史學領域和法學領域的創新學科。他提出的“9·18”戰爭論，已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教授和民間受害者的廣泛響應，一致贊成他提出的日本戰爭罪、危害人類罪從1931年“9·18”算起的論點：日本滅亡中國的侵華戰爭罪，應計算14年；日本反人道罪：平頂山大屠殺慘案罪；731部隊罪；毒氣彈罪；東北千百個萬人坑罪；集家屯罪；日本開拓團罪；勞工罪等罪行，都應從“9·18”算起。中國的經濟損失，不是6000億美元，而是1萬億美元；中國的人員傷亡，不是3500萬人，而是4000多萬人；中國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功勞，應為14年抗戰，不是8年抗戰。

他極力推廣國際法規定的戰爭賠償與受害賠償的區別論：戰爭賠償是政府對政府的賠償；受害賠償是政府對民間受害者本人和遺屬的賠償。毛澤東、周恩來放棄的是戰爭賠償，而民間受害賠償，毛澤東、周恩來從來沒有放棄過。而且，江澤民、錢其琛、吳學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都講過“對民間受害索賠，中國政府不加限制”的話，並說，“日本政府要妥善處理”。進入20世紀90年代，全國的對日民間受害跨國訴訟、討還公道的義舉，風起雲湧，遍及全國，數十起跨國訴訟案，狀告日本。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等，已開庭50餘次，中國老百姓把日本政府推到了歷史的審判台，這本身就是中國人的一種勝利。

1993年3月12日，張一波參加了全國157名專家、學者、教授聯名向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兩會”提交的提案——要求“兩會”對民間受害索賠立案。從此，國內外報端常見中國民間受害索賠的消息。1997年，張一波為總策劃、主編，計劃編纂10部民間受害索賠的大型傳記報告文學叢書。

張一波為推動中國民間受害索賠，加強了與日本和美國為中國民間受害索賠的律師團的聯繫。對日本主要是聯繫尾山宏、小野寺利孝律師團。以法律和輿論的力量，日本戰時罪行定能獲得清算，遼寧的報界、電視界不斷報道張一波為二戰死難同胞討公道，為告慰二戰死難同胞而殫精竭慮的工作情況。新世紀初，《遼寧老年報》有這樣一則報道：“為了收集證據和資料，組織有關二戰報告會，他拖著年邁帶病的身軀，四處奔波，辛勤操勞。每天他從早晨四五點開始工作，一直忙到晚上9點多鐘。由於老人家從事的是純民間活動，缺乏經費，張老就自掏腰包，每月近2000元的退休金幾乎全部投入了這項神聖的事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