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費

每逢我領到了津貼費，拿出錢來繳黨費的時候；每逢我看著黨的小組長接過錢，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錢數的時候，我就不由得心裡一熱，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們閩粵贛邊區鬥爭最艱苦的開始。我們那兒的主力紅軍一部分參加了“抗日先遣隊”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紅軍合編，準備長征，4月天就走了。我們留下來堅持敵後鬥爭的一支小部隊，在主力紅軍撤走以後，就遭到白匪瘋狂的“圍剿”。為了保存力量，堅持鬥爭，我們被逼迫得上了山。

隊伍雖然上了山，可還是當地地下鬥爭的領導中心，我們支隊的政治委員魏傑同志就是這個中心縣委的書記。當時，我們一面瞅空子打擊敵人，一面通過一條條看不見的交通線，和各地地下黨組織保持著聯繫，領導著鬥爭。這種活動進行了沒多久，敵人看看整不了我們，竟使出了一個叫做“移民並村”的絕招：把山腳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眾統統強迫遷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敵人這一招來的可真絕，切斷了我們和群眾的聯繫，各地的黨組織也被搞亂了，要堅持鬥爭就得重新組織。

上山以前，我是干偵察員的。那時候整天在敵人窩裡逛盪，走到哪裡，吃、住都有群眾照顧著，瞅准了機會；一下子給敵人個“連鍋端”，殲滅個把小隊的保安團，真幹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別是敵人來了這一手，日子不那麼愜意了：生活艱苦倒不在話下，只是過去一切生活、鬥爭都和群眾在一起，現在驀地離開了群眾，可真受不了；渾身有勁沒處使，覺得憋得慌。正憋得難受呢，魏傑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當“交通”，下山和地方黨組織取得聯繫。

接受了這個任務，我可是打心眼裡高興。當然，這件工作跟過去當偵察員有些不一樣，任務是秘密地把“並村”以後的地下黨組織聯絡起來，溝通各村黨支部和中心縣委——游擊隊的聯繫，以便進行有組織的鬥爭。去的落腳站八角坳，是個離山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個村的群眾新近被迫移到那裡去。要接頭的人名叫黃新，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媳婦，1931年入黨的。1932年“擴紅”的時候，她帶頭把自由結婚的丈夫送去參加了紅軍。以後，她丈夫跟著毛主席長征了，眼下家裡就剩下她跟一個才5歲的小妞兒。敵人實行“並村”的時候，把她們那村子一把火燒光了，她就隨著大夥兒來到了八角坳。聽說她在“並村”以後還積極地組織黨的活動，是個忠實、可靠的同志，所以這次就去找她接頭，傳達縣委的指示，慢慢展開活動。

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況。其實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勢，至於接頭的這位黃新同志，我並不認識。魏政委怕我認錯人，交侍任務時特別囑咐我“她耳朵邊上有個黑痣”。

就這樣，我收拾了一下，換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八角坳離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彎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趕到。這莊子以前我來過，那時候在根據地里像這樣大的莊子，每到夜間，田裡的活兒幹完了，老百姓開會啦，上夜校啦，鑼鼓喧天，山歌不斷，鬧得可熱火。可是，現在呢，鴉雀無聲，連個火亮兒也沒有，黑沉沉的，活像個亂葬崗子。只有個把白鬼有氣沒力地喊兩聲，大概他們以為根據地的老百姓都被他們的“並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這看來陰森森的村莊里還埋著星星點點的火種，等這些火種越著越旺，連串起來，就會燒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進了莊子，按著政委告訴的記號，從東頭數到第十七座窩棚，躡手躡腳地走到窩棚門口。也奇怪，天這麼晚了，裡面還點著燈，看樣子是使什麼遮著亮兒，不近前是看不出來的。屋裡有人輕輕地哼著小調兒，聽聲音是個女人，聲音壓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個調兒那麼熟，一聽就聽出是過去“擴紅”時候最流行的《送郎當紅軍》：

……

五送我郎當紅軍，

衝鋒陷陣要爭先，

若為革命犧牲了，

偉大事業儂擔承。

……

十送我郎當紅軍，

臨別的話兒記在心，

郎當紅軍我心樂，

我做工作在農村。

……

好久沒有聽這樣的歌子了，在這樣的時候，聽到這樣的歌子，心裡真覺得熨帖。我想的一點也不錯，群眾的心還紅著哩，看，這麼艱難的日月，群眾還想念著紅軍，想念著扯起紅旗鬧革命的紅火日子。興許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黃新同志？要不，怎麼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樣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長征路上的愛人哩。我在外面聽著，真不願打斷這位紅軍戰士的妻子對紅軍、對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連忙貼在門邊上，按規定的暗號，輕輕地敲了敲門。

歌聲停了，屋裡頓時靜下來。我又敲了一遍，才聽見腳步聲走近來，一個老媽媽開了門。

我一步邁進門去，不由得一怔：小窩棚里擠擠巴巴坐著三個人，有兩個女的，一個老頭，圍著一大籃青菜，頭也不抬地在摘菜葉子。他們的態度都那麼從容，像沒有什麼人進來一樣。這一來我可犯難了：到底哪一個是黃新?萬一認錯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會帶累了整個組織。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說：“咦，該不是走錯了門了吧？”

這一著很有效，幾個人一齊抬起頭來望我了。我眼珠一轉，一眼就看見在地鋪上坐著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顆黑痣了。我一步搶上去說：“黃家阿嫂，不認得我了吧？盧大哥托我帶信來了！”末了這句話也是約好的，原來這塊兒“白”了以後，她一直說她丈夫盧進勇在外地一家香店裡給人家幹活兒。

別看人家是婦道人家，可著實機靈，她滿臉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給我個木凳子讓我坐，一面對另外幾個人說：“這麼的吧：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鹽，等以後搞到了再分！”

那幾個人眉開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包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動靜去了吧，這功夫，按我們干偵察員的習慣，我仔細地打量了這個紅軍戰士的妻子、地下黨員的家：這是一間用竹籬子糊了泥搭成的窩棚，靠北牆，一堆稻草搭了個地鋪，地鋪上一堆爛棉套子底下躺著一個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兒。牆角里三塊石頭支著一個黑糊糊的砂罐子，這就是她煮飯的鍋，再往上看，靠房頂用幾根木棒搭了個小閣樓，上面堆著一些破爛傢具和幾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著，她回來了，又關上了門，把小油燈遮嚴了，在我對面坐了下來，說：“剛才那幾個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聯繫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剛進門時的那副情景，又指著牆角上的一個破洞說：“以後再來，先從那裡瞅瞅，別出了什麼岔子。”——看，她還很老練哪。

她看上去已經不止政委說的那年紀，倒像個三十開外的中年婦人了。頭髮往上攏著，挽了個髻子，只是頭髮嫌短了點；當年“剪了頭髮當紅軍”的痕迹還多少可以看得出來。臉不怎麼豐滿，可是兩隻眼睛卻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麼和善、安詳又機警。眼裡潮潤潤的，也許是因為太激動了，不多一會兒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說話了：“同志，你不知道，跟黨斷了聯繫，就跟斷了線的風箏似的，真不是味兒啊！眼看著咱們老百姓遭了難處，咱們紅軍遭了難處，也知道該鬥爭，只是不知道該怎麼干，現在總算好了，和縣委聯繫上了，有我們在，有你們在，咱們想法把紅旗再打起來！”

本來，下山時政委交代要我鼓勵鼓勵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話要對她說，可是一看剛才這情況，聽了她的話，她是那麼硬實，口口聲聲談的是怎麼堅持鬥爭，根本沒把困難放在心上，我還有啥好說的？乾脆就直截了當地談任務了。

我剛要開始傳達縣委的指示，她驀地像想起什麼似的，說：“你看，見了你我喜歡的什麼都忘了，該弄點東西給你吃。”她揭開砂罐，拿出兩個紅薯絲子拌和菜葉做的窩窩，又拉出一個破罈子，在裡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塊咸蘿蔔，遞到我臉前說：“自從並了村，離山遠了，白鬼看得又嚴，什麼東西也送不上去，你們可受了苦了；好的沒有，湊合著吃點吧！”

走了一夜，也實在有些餓了，再加上好久沒見鹽味兒了，看到了鹹菜，也真想吃；我沒怎麼推辭就吃起來。鹹菜雖說因為缺鹽，腌得帶點酸味，吃起來可真香。一吃到鹹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們那些黃瘦的臉色——山上缺鹽缺得凶哪。

一面吃著，我就把魏政委對地下黨活動的指示，傳達了一番。縣委指示的問題很多，譬如了解敵人活動情況，組織反收租奪田等等，還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難和辦法。她一邊聽一邊點頭，還斷不了問幾個問題，末了，她說：“魏政委說的一點也不假，是有困難哪，可咱是什麼人！十八年（十八年，指民國十八年，即1929年）上剛開頭乾的時候，幾次反‘圍剿’的時候，咱都堅持了，現在的任務也能完成！”

她說得那麼堅決又有信心，她把困難的任務都包下來了。

我們交換了一些情況，雞就叫了。因為這次是初次接頭，我一時還落不住腳，要趁著早晨霧大趕回去。

在出門的時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裡子撕開，掏出了一個紙包。紙包裡面是一張黨證，已經磨損得很舊了，可那上面印的鐮刀斧頭和縣委的印章都還鮮紅鮮紅的。打開黨證，裡面夾著兩塊銀洋。她把銀洋拿在手裡掂了掂，遞給我說：“程同志，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給我留下的，我自從‘並村’以後好幾個月也沒繳黨費了，你帶給政委，積少成多，對黨還有點用處。”

這怎麼行呢，一來上級對這問題沒有指示，二來眼看一個女人拖著個孩子，少家沒業的，還要在這樣的環境里堅持工作，也得準備著點用場。我就說：“關於黨費的事，上級沒有指示，我不能帶，你先留著吧!”

她見我不帶，想了想又說：“也對，目下這個情況，還是實用的東西好些！”

繳黨費，不繳錢，繳實用的東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誰知道事情就出在這句話上頭呢!

過了半個多月，聽說白匪對“並村”以後的群眾鬥爭開始注意了，並且利用個別動搖分子破壞我們，有一兩個村裡黨的組織受了些損失。於是我又帶著新的指示來到了八角坳。

一到黃新同志的門口，我按她說的，順著牆縫朝里瞅了瞅。燈影里，她正忙著呢。屋裡地上擺著好幾堆腌好的鹹菜，也擺著上次拿鹹菜給我吃的那個破罈子，有腌白菜、腌蘿蔔、腌蠶豆……有黃的，有綠的。她把這各種各樣的菜理好了，放進一個籮筐里。一邊整著，一邊哄孩子：“乖妞子，咱不要，這是媽要拿去賣的，等媽賣了菜。賺了錢，給你買個大燒餅……什麼都買!咱不要，咱不要!”

妞兒不如大人經折磨，比她媽瘦得還厲害，細長的脖子挑著瘦腦袋，有氣無力地倚在她媽的身上，大概也是輕易不大見油鹽，兩個大眼軲轆軲轆地瞪著那一堆堆的鹹菜，饞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聽媽媽的哄勸，還是一個勁地扭著她媽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個空空的破罈子口上，把乾瘦的小手伸進罈子里去，用指頭蘸點鹽水，填到口裡吮著，最後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裡填。她媽一扭頭看見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籮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過來。孩子哇的一聲哭了。

看了這情景，我直覺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門進去。一進門我就說：“阿嫂，你這就不對了，要賣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別屈了孩子！”

她看我來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長抽了一口氣說：“老程啊，你尋思我當真是要賣？這年頭鹽比金子還貴，哪裡有鹹菜賣啊!這是我們幾個黨員湊合著腌了這點鹹菜，想交給黨員作黨費，興許能給山上的同志們解決點困難。這剛剛湊齊，等著你來拿!”

我想起來了，第一次接頭時碰到她們在摘青菜，就是這鹹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對我說，又像自言自語似地說：“只要有咱的黨，有咱的紅軍，說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還圍著個空罈子轉。我隨手抓起一把豆角遞到孩子手裡，說：“千難萬難也不差這一點點，我寧願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讓孩子受苦！……”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門外一陣慌亂的腳步聲，一個人跑到門口，輕輕地敲著門，急乎乎地說：“阿嫂，快，快開門！”

拉開門一看，原來就是第一次來時見到的摘菜的一個婦女。她氣喘吁吁地說：“有人走漏了消息！說山上來了人，現在，白鬼來搜人了，快想辦法吧!我再通知別人去。”說罷，悄悄地走了。

我一聽有情況，忙說：“我走！”

黃新一把拉住我說：“人家來搜人，還不圍個風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隱蔽起來！”

這情況我也估計到了，可是為了怕連累了她，我還想甩開她往外走。她一霎間變得嚴肅起來，板著臉，說話也完全不像剛才那麼柔聲和氣了，變得又剛強，又果斷。她斬釘截鐵地說：“按地下工作的紀律，在這裡你得聽我管!為了黨，你得活著！”她指了指閣樓說：“快上去躲起來，不管出了什麼事也不要動，一切有我應付！”

這時，街上亂成了一團，吆喝聲、腳步聲越來越近了。我上了閣樓，從樓板縫裡往下看，看見她把菜筐子用草蓋了蓋，很快地抱起孩子親了親，把孩子放在地鋪上，又霍地轉過身來，朝著我說：“程同志，既然敵人已經發覺了，看樣子是逃不脫這一關了，萬一我有個什麼好歹，八角坳的黨組織還在，反‘奪田’已經布置好了，我們能搞起來!以後再聯絡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剛才來的那個女同志。你記著，她住西頭從北數第四個窩棚，門前有一棵小榕樹……”她指了指那筐鹹菜，又說：“你可要想著把這些菜帶上山去，這是我們繳的黨費！”

停了一會兒，她側耳聽了聽外面的動靜，又說話了，只是聲音又變得那麼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帶，也托你帶上山去，或者帶到外地去養著，將來咱們的紅軍打回來，把她交給盧進勇同志。”話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緒激動得很厲害，“還有，上次托你繳的錢，和我的黨證，也一起帶去，有一塊錢買鹽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萬記著帶走！”

話剛完，白鬼子已經趕到門口了。她連忙轉過身來，摟著孩子坐下，慢條斯理地理著孩子的頭髮。我從板縫裡看她，她還像第一次見面時那麼和善，那麼安詳。

白匪敲門了。她慢慢地走過去，開了門。四五個白鬼闖進來，劈胸揪住了她問：“山上來的人在哪？”

她搖搖頭：“不知道！”

白鬼們在屋裡到處翻了一陣，眼看著泄氣了，忽然一個傢伙兒發現了那一籮筐鹹菜，一腳把籮筐踢翻，鹹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撥著鹹菜，似乎看出了什麼，問：“這鹹菜是哪來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幹嗎有這麼多的顏色!這不是湊了來往山上送的？”那傢伙兒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說：“給我翻！”

就這麼間房子，要翻還不翻到閣樓上來？這時，只聽得她大聲地說：“知道了還問什麼！”她猛地一掙跑到了門口，直著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兩個白匪跑出去，一陣腳步聲往西去了，剩下的兩個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來想事情可以平安過去的，現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著讓別人替我去犧牲？我得去!憑我這身板，赤手空拳也乾個夠本!我剛打算往下跳，只見她扭回頭來，兩眼直盯著被驚呆了的孩子，拉長了聲音說：“孩子，好好地聽媽媽的話啊！”這是我聽到她最後的一句話。

這句話使我想到剛才發生情況時她說的話，我用力抑制住了衝動。但是這句話也只有我明白，“聽媽媽的話”，媽媽，就是黨啊！

當天晚上，村裡平靜了以後，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鹹菜，從砂罐里菜窩窩底下找到了黃新同志的黨證和那一塊銀洋，然後，把孩子也放到一個籮筐里，一頭是菜一頭是孩子，挑著上山了。

見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攬到懷裡，聽我彙報。他詳細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況以後，按照往常做的那樣，在登記黨費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寫上：

黃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繳到黨費……

他寫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筆。在他臉上我看到了一種不常見的嚴肅的神情。他久久地撫摸著孩子的頭，看著面前的黨證和鹹菜。然後掏出手巾，蘸著草葉上的露水，輕輕地，輕輕地把孩子臉上的淚痕擦去。在黃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沒有寫出黨費的數目。

是的，一筐鹹菜是可以用數字來計算的，一個共產黨員愛黨的心怎麼能夠計算呢？一個黨員獻身的精神怎麼能夠計算呢？

作者簡介

王願堅（1929年—1991年），山東省相州鎮相州七村人，當代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解放軍藝術學院藝術系（作家班）主任。1944年7月到抗日根據地，1945年1月參加八路軍，參加革命工作。在部隊里當過宣傳員，文工團員，報社編輯和記者。1952年任《解放軍文藝》編輯。1954年開始寫短篇小說。《黨費》、《糧食的故事》、《媽媽》、《七根火柴》、《普通勞動者》、《足跡》、《路標》等短篇小說。1956年至1966年，參加了“解放軍30年徵文”——革命回憶錄選集《星火燎原》的編輯工作，有機會系統地學習了黨和軍隊的歷史，接觸到更多老一輩革命者，使他的創作題材更豐富，文筆更洗鍊。又陸續寫出了《七根火柴》、《三人行》、《支隊政委》、《小游擊隊員》等十多篇短篇小說。1976年又繼續發表了《路標》、《足跡》等10篇短篇小說。1974年與陸柱國合作改編《閃閃的紅星》為電影文學劇本。已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有：《糧食的故事》、《後代》、《普通勞動者》、《王願堅小說選》。1978年任八一電影製片廠編劇、文學部主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美術系主任。中國電影家協會第四、五屆理事。他的優秀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向世界發行，傳記被收入《中國名人詞典》和英國《世界名人錄》等。王願堅的一生一直致力於小說創作，1974年創作了第一個劇本《閃閃的紅星》，塑造了身處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鬥爭正激烈的時刻，潘東子等嚮往參加革命的紅孩子形象。非常令人難忘。劇作結構嚴謹、層次分明，戲劇性強。其中《三人行》是作者使用一個真實歷史人物作文小說主人公的一篇小說。主人公王吉文就是一位老紅軍，犧牲時是原華東野戰軍第3縱隊第8師師長。1991年1月25日，王願堅因病於北京逝世，終年6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