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希·伯爾

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Theodor Böll， 1917.12.21 -1985.7.16）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作家。生於科倫一雕刻匠家庭。1939 年入科倫大學學習日爾曼語文學，同年應徵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曾負過傷，當過俘虜，對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深惡痛絕。

1947年伯爾開始發表短篇小說，1951年成為職業作家。這一時期伯爾參加了“以探討一切當代問題為宗旨”的“四·七”社，並成為該組織的重要成員。他的創作主要取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旨在探索戰爭給德國及其民族帶來的種種災難。作品基調灰暗、抑鬱，主要人物形象大多是士兵。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說《正點到達》（1949）、長篇小說《亞當，你到過那裡？》（1951）和短篇小說集《流浪人，你若來斯巴……》（1950）等。成名作《正點到達》已成為聯邦德國“戰後文學” （即一廢墟文學”）的代表作。

五六十年代，伯爾創作進入一個新階段，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更廣闊，技巧也日趨姻熟。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小《一聲沒吭》（1953）、《無主之家》（1954）、《九點半鐘的桌球》（1959）、《小丑之見》（1963）等。這些作品主要寫西德戰後“經濟奇迹”中的小人物的種種遭遇，其中《小丑之見》被稱為這一時期形成的“不順從文學”的重要作品。

70年代，伯爾的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達到高峰。1971年發表的《與一位女士的合影》是伯爾全部創作的結晶，被諾貝爾獎評委會譽為“臻於頂峰”之作。《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1974）的發表又引起了強烈反響。由此作家被公認為當代德國的歌德和國際文壇巨擘。他的小說曾多次獲國內外文學獎，1970至1974年先後擔任聯邦德國和國際筆會主席。

1972年“為了表揚他的作品，這些作品兼具有對時代廣闊的透視和塑造人物的細膩技巧，並有助於德國文學的振興”，伯爾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文學開始從廢墟中重建。作為新一代作家的伯爾，由於親身經歷了戰爭，又有下層人民生活的體驗，眼看戰爭不僅把一切夷為廢墟，更為嚴重的是把人的精神也摧殘殆盡，他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使人們從恐怖的戰爭中去認識過去，去清算歷史，在痛苦的回憶中重新開始生活。他的早期代表作有中篇小說《列車正點到達》(1949)、短篇小說集《流浪人，你到斯巴……》(1950)等。前者已成為德國“廢墟文學”的代表作，它通過一個名叫安德烈亞斯的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遭遇，特別是他在這場惡戰中的思想活動過程，表達了作者對戰爭憤怒譴責的立場。短篇小說集中的《流浪人，你到斯巴……》也是“廢墟文學”的名篇，它寫了一個尚未成年的中學生無知也無謂地成為戰爭犧牲品的故事。在這個短篇里，作者沒有正面描寫戰爭以及戰爭的殘酷，而是通過主人公內心的獨白，細膩地刻畫了一個“炮灰”的意識活動。作品通過他的遭遇，從一個側面對法西斯的罪行作了控訴，同時對戰爭的根源亦有所揭露，含義深刻。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伯爾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拓展了自己的視野，更為廣闊深入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主要描寫“小人物”在戰後經濟復甦過程中的痛苦掙扎和悲慘生活，表現他們的苦悶和彷徨，抨擊社會上的種種不公正現象，批判復辟軍國主義的思潮。長篇小說《一聲不吭》(1953)描寫了普通勞動者在飢餓線上的掙扎，主人公鮑格納夫婦的苦悶和彷徨。長篇小說《九點半打桌球》(1959)通過費邁爾家家庭成員的談話、回憶、內心獨白，多角度地展現了這個家庭的歷史，從而再現了半個多世紀的德國歷史，以此告誡人們要警惕軍國主義的復活。長篇小說《小丑之見》(1963)以內心獨白的手法，描寫了一個丑角演員在教會的迫害下，愛情、事業都遭致失敗的故事，同時以他這個局外人的視角，對國家、經濟、社會、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等都作了全面的揭露、諷刺和批判。七十年代，伯爾的創作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上都達到了高峰。作品大多以普通老百姓在社會上所受的種種迫害為主題，以批判的眼光審視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如長篇小說《女士及眾生相》(1971)描寫善良正直的主人公萊尼由於沒有隨波逐流，敢于堅持個人的自我意識、自我選擇的自由，結果竟接連遭到迫害，被污衊為“罪人”、“蕩婦”。作品既表現了戰爭給德意志民族帶來的災難和歷史重負，也對人的存在方式作了深層的哲理思考。作品的主要內容由眾多人物的回憶、插話、追敘組成，這種多視角的敘事手法使得時空、情節經常出現大幅度的顛倒、跳躍，從而打破了傳統小說的模式。

亨利希·伯爾描寫每個人的需求，描寫大大小小的事情，它們同屬於一個具有人類尊嚴的人。若借用他列舉的詞語，則有“居住，鄰居與家鄉，金錢與愛情，宗教與飲食”等。這是一種充滿激情的美學，充滿了諷刺、盡情的滑稽模仿乃至深沉的痛苦，這也就是他的文學綱領。誰想描繪生活的疾苦，就得留在人世間。

可是，他有一次卻表示：“我需要的現實不多。”別人都把他看成現實主義作家，他自己或許也這麼認為，有誰想到這句值得重視的話竟出自他的筆下？其實，他所需不多的現實是十九世紀古典小說的現實，是那種按照過分精細的細節描摹、忠實反映的現實。伯爾運用這一方法極為熟練，但他每次使用時卻跟諷刺有關。多餘的細節是數不勝數的，詼諧會成為一種比耐性的較量，有時對那些不怎麼有耐性的讀者來說也是如此。正是以這種認真負責的記錄技巧表現的詼諧說明，伯爾需要這樣的現實確實甚少。他的能力，用寥寥幾筆、有時只是大致的輪廓就能生動地勾勒出他的環境及其形象的能力，正是他的匠心獨具之處。

然而，另有一種現實卻是伯爾的創作始終需要的，那種襯托他的一生的背景，他這一代人必須呼吸的空氣，他們必須接受的遺產。這種現實是他的全部創作的不斷重現的、細緻觀察的素材，從一開始直到剛才提及的傑作《女士及眾生相》，這部作品可以說是他迄今全部作品的頂峰。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伯爾接連出版了三部小說，即《一聲不吭》、《無主之家》和《早年的麵包》，實現了真正的突破。儘管作者很可能並無此意，我們卻可以用這三個書名勾畫出當時的現實，那種他一直鍥而不捨地、全力以赴地描繪的現實。其背景——是德國的饑饉歲月，是早年的麵包，從來不夠吃的常常缺少的麵包，要想活下去就不得不設法討來或偷來的麵包——以及這樣一種食物留在了記憶之中。他和他的同齡人不得不接管的財產是一幢無人照管的房屋，是一種在廢墟中消磨光陰、前途渺茫的生活。他與同輩人被迫在脖子上箍著暴政的鐵爪呼吸生活的空氣，誰也不吭一聲，因為這種卡脖子的鐵爪窒息了任何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