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二酉

楊二酉

楊二酉(1705年-1780年)字學山,號又屯,山西太原人,清朝官員,他曾於1739年任巡視台灣監察御史。

徠1705年出生於山西的楊二酉於1733年高中進士,后入清宮廷擔任翰林編修等文職。1739年(乾隆四年)以御史身份巡視台灣併兼理學政。任內選諸生建海東書院。1741年返宮廷續任工科官員。

人物生平


1747年,福建巡撫上奏朝廷1739年-1747年之歷任巡台御史除了養廉銀之徠外,強索各縣輪值供應,而巡台出巡南北兩路,所有夫車等項均強加各縣措辦,又復濫准差拘,多留胥役,滋擾地方等語。因此,他以“積習相沿,因循滋弊”罪名被革職留任查辦。他之後返回山西。並在山西研究與保護晉祠,頗有成果。官終至兵科掌印給事中。
活躍於清乾隆元年(1736)至十年(1745)間政治舞台上的“言官”楊二酉,是一位勤於職守、直諫敢言、曾頗受乾隆皇帝青睞的骨鯁之臣。他的仕途生涯僅18年。前三年在雍正朝,為翰林院庶吉士,默默無聞。是乾隆登基給他帶來機遇,更準確地說,是他秀雋的書法和錦繡的文章,被乾隆看中,為其仕途打開了通道。然而,作為一生為監察官員的他,因其恪躬職守,耿介如石,被污臣貪宦視作洪水猛獸,尤其是遭到被他彈劾和檢舉的個別封疆大吏和朝中重臣的攻訐,終至被乾隆皇帝疏遠,以“詿誤”之罪免職,年屆45歲之時歸里賦閑。
楊二酉出身富家,據說是抗遼名將楊業之後。其祖從明洪武七年(1374)自寧夏徙居太原府太原縣南張村(今屬晉柯鎮),嘉靖三十九年(1560)又遷居晉祠南堡。書香家風,富足家道,再加上他“幼聰敏,性愷悌,美丰度”的個人條件,使其每學有進,涉獵較廣,文、書、詩、畫,莫不精湛。誠如史載“工書善畫,嫻吟詠”,“長於古文辭章”。雍正五年(1727)中秀才,雍正十一年得舉人,雍正十二年登進士,成為“天子門生”。就在榮膺進士的這一年,28歲的他步入仕途,進翰林院為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般進士入仕的必由之路,依清制須做三年之後,參加例考合格,方能提升。在三年庶吉士生涯中,二酉默來默往,默默無聞。雍正十三年(1735)皇帝突然駕崩,弘曆新登帝位,二酉也三年職滿,依例考中,晉陞為翰林院編修。編修之職,是一個無定員、也無實職的崗位,但卻可以此為皇帝服務,進呈辭章。這一年,也就是乾隆元年(1736),二酉作《祈谷賦》呈送新帝。乾隆看到此賦字體遒勁雋秀、文辭飄逸雅訓,以為“此子頗有才華,聊可起用”,遂下詔,命二酉兼作《明史鈔》和《文獻通考紀要》纂修官,並恩賜其一部《日講春秋》,以示褒獎。
新帝的賞識,使三年無聞的楊二酉,如旱苗獲甘霖,愈發勤奮,揚長進取。由於表現拔萃,乾隆二年又獲升遷,擢“英武殿翰林供奉”,恩准為《大清一統志》纂修,加協辦起居事,所謂“協辦起居事”,乃追隨皇帝左右,記載其一日言行,為聖上作《起居注》。成為皇帝隨臣后,二酉精於書文之長,尤中乾隆下懷。六月某日,帝命其作《日知薈說》,二酉依命精製,速作晉呈。乾隆“御覽”之後,“龍顏大悅”,即賜“內府葛紗六端”、“御用眼鏡一副”,拔擢“貴州道察御史”(未出察)。七月,又奉旨巡察順天府(今北京)鄉試外場;十月,奉聖命巡視南城(今河南軍事要衝河陽三城之一);同月,奉旨再作《日知薈說》。已有一次經驗的楊二酉,輕車熟道,此篇《日知薈說》,更不同凡響,飽受乾隆賞識,又賜“御用筆墨兩匣”、“御用澄泥古硯一方”,再晉級“協理山西道監察御史”。龍恩浩蕩,一升再擢,逮同年十一月乾隆又降旨,委之重任“巡視台灣兼理學政”之職。幸走宏運的楊二酉,一年擢遷六職,數得皇上垂青,成為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
乾隆四年(1739)正月,行將赴台上任的楊二酉,乞奏乾隆皇帝,“請訓”赴任旨意。乾隆在乾清宮召見愛臣,面諭“台灣地方緊要,汝去當以鎮靜為主。凡事要與督撫商量,不可多事。向來台地文武不和,竟成風氣,汝去要時加勸諭。至爾等滿漢御史更要和氣,乃於地方有益。官員中有不好者,汝不得不奏朕知道,然亦只可與督撫商酌,不要輕易參奏。”耳提面命,要詣清晰,寵愛之心,躍然紙上。
楊二酉到台灣后,牢記聖訓,慎重行事。清台灣島並不是一個行省,而是福建省所轄下的一個府。一島孤懸海外,是為大陸東南諸省屏障,軍事地理位置至關緊要。而鎮台總兵章隆,卻是一個跋扈剛愎的武夫,平日糟害百姓,縱容下屬為非,搞得島上民聲鼎沸。二酉輕勸無效,重責無權,遂痛下決心,起章彈劾,先報福建督撫,轉呈乾隆皇帝。兩月之後,章隆被免,解押京師。禍害倒台後,台島百姓十分擁戴二酉。楊氏在台兩年,最重台島教育,為平息閩籍、粵籍遷台百姓因“學額”所限,造成的長期矛盾,他改革台灣戶籍制度,增加學子入學、考試名額,化解了矛盾,理順了民怨,促進了島內團結。當年的台灣,地處僻址,經濟落後。雖有府學、縣學,卻師資低劣,質量在孫山之後。為此,二酉創辦書院,親自授課,傾注畢生心血。在治政方面,二酉在了解地方實情后,奏免了台灣積年陳欠稅銀3340兩,田賦51489石,減輕了百姓負擔。對於台灣的治安,他善撫蕃黎,實行保甲,嚴緝游匪,約束兵丁,地方政權日益鞏固。他的善政得到了島內官紳百姓的讚譽,齊稱其為“楊夫子”。至今仍遺《學憲楊公興行海東書院碑記》於世。
乾隆六年(1741)十月,楊二酉差滿回京述職,得到了乾隆“召見賜坐,慰勞有加”的嘉獎,先後擢升為“工科給事中兼英武殿執事”、“兵科掌印給事中”等職,始終效命於六科和都察院監察官吏系統。
乾隆七年(1742),楊二酉改任工科給事中,充文武殿試執事官。
乾隆八年(1743),楊二酉轉兵科掌印給事中,曾奉旨就賑入京災民,上《遣送流民》奏章,得到皇帝的嘉獎和肯定。
乾隆十五年(1750),楊二酉奉旨巡視濟寧漕務,上《修纖路以便運輸條陳六事》疏。
乾隆十六年(1751),楊二酉被人彈劾,聖眷失寵,以“掛誤奪職”罷官回歸故里。
(清代吏制,監察官員品位不太高,權力非常大,他是皇帝實施吏治,整飭官員的一把利刃。身為兵科最高諫官(與言官是同一意思)的楊二酉,深恐稍有懈怠,“有負皇恩”,遂悉心觀察朝野上下,常到各屬部門檢查,發現問題,即行上疏,官員稍有錯怠,便具實參奏。所任期間究竟上過多少奏章,革除多少錯弊,無法知曉。但大多都得到了皇帝的讚賞和首肯。比較著名的均見載於史,諸如“停採買”、“減關稅”、“除耗羨”、“愛惜人才”、“論浙江兵餉銀色”、“陝甘茶法流弊”……大多涉及國計民生、貪官流弊,反映了他一片憂國愛民之心。其中的“論浙江兵餉銀色疏”,就是請皇帝查處江浙總督,滿族貴胄貪污兵餉的問題,而正是這一奏疏使二酉受到權臣、大吏的誣陷,終至使乾隆疏遠,落得“詿職”之罪,在乾隆十六年,丟官於一旦。
楊二酉退仕歸里后心灰意冷,對“官場險惡”、“伴君如伴虎”領悟頗深,輕易不與人來往,每日惟“閉門思過”而已。乾隆二十二年(1757),軍機大臣、邢部尚書劉統勛奉旨至山西查案,遊覽晉祠時專程登門拜訪楊二酉,勸其不要過分消沉,要“豁達大度,寄情家鄉山水”。從此以後,楊二酉開始參加社會活動,不時與鄉耆鄰里、社會名士、地方官員等交往,特別對晉祠古迹的修復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其晚年生活充滿了新的活力。他先後參與了移建文昌閣、擴建文昌宮、重修七賢祠、重修柏月山房、重修同樂今亭、重修貞硯寶翰亭等工程,並為之寫記立碑,其中《柏月山房記》磚刻和《同樂亭記》石刻字、文兩絕,堪稱“文物精品”最為著名。楊二酉本人極善書法,在朝時即“工書人直,每進一帙,輒拜文綺箋聯之賜”。退仕后,在晉祠所題楹聯、匾額甚多,計有景清門“山環水繞無雙地;神樂人歡第一區。”文昌宮東榮“門環山水觀仁智;地接風雲會虎龍。”三台閣“三台瑞色臨黃道;六府祥光映紫徽。”玉皇閣“高一尺地,即一尺天,毋雲高高在上;盡幾分心,知幾分性,敢雲脈脈相通。”待鳳軒“桐葉自當年剪得;鳳凰於何時飛來。”奉聖寺“佛法譚空,無欲而後空,定於五倫外求空,卻便冤佛;禪門守靜,不染之謂凈,只在七情中討凈,即是解禪。”匾額有水鏡台“水鏡台”、文昌宮“文昌宮”、朝陽洞“眼底壺天”、待鳳軒“待鳳軒”、水母樓“懸山響玉”、苗裔堂“贊化育”、浮屠院“浮屠院”、舍利生生塔“雅明動化”等,其中“水鏡台”為晉祠三大名匾之一,素有“晉祠廟裡三面牌,難老、對越、水鏡台”之說。另外,楊二酉還歸納總結出晉祠內、外八景,並作有《晉祠全景十六首》詩。

人物評價


楊二酉居官清正,不畏豪強,有“倔強人似鐵”之譽。“掛誤奪職”后,對故鄉晉祠以許多文化建樹,可謂是“流芳千古”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楊二酉病逝於晉祠故宅,終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