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二酉

1747年，福建巡撫上奏朝廷1739年－1747年之歷任巡台御史除了養廉銀之徠外，強索各縣輪值供應，而巡台出巡南北兩路，所有夫車等項均強加各縣措辦，又復濫准差拘，多留胥役，滋擾地方等語。因此，他以“積習相沿，因循滋弊”罪名被革職留任查辦。他之後返回山西。並在山西研究與保護晉祠，頗有成果。官終至兵科掌印給事中。

活躍於清乾隆元年（1736）至十年（1745）間政治舞台上的“言官”楊二酉，是一位勤於職守、直諫敢言、曾頗受乾隆皇帝青睞的骨鯁之臣。他的仕途生涯僅18年。前三年在雍正朝，為翰林院庶吉士，默默無聞。是乾隆登基給他帶來機遇，更準確地說，是他秀雋的書法和錦繡的文章，被乾隆看中，為其仕途打開了通道。然而，作為一生為監察官員的他，因其恪躬職守，耿介如石，被污臣貪宦視作洪水猛獸，尤其是遭到被他彈劾和檢舉的個別封疆大吏和朝中重臣的攻訐，終至被乾隆皇帝疏遠，以“詿誤”之罪免職，年屆45歲之時歸里賦閑。

楊二酉出身富家，據說是抗遼名將楊業之後。其祖從明洪武七年(1374)自寧夏徙居太原府太原縣南張村(今屬晉柯鎮)，嘉靖三十九年（1560）又遷居晉祠南堡。書香家風，富足家道，再加上他“幼聰敏，性愷悌，美丰度”的個人條件，使其每學有進，涉獵較廣，文、書、詩、畫，莫不精湛。誠如史載“工書善畫，嫻吟詠”，“長於古文辭章”。雍正五年（1727）中秀才，雍正十一年得舉人，雍正十二年登進士，成為“天子門生”。就在榮膺進士的這一年，28歲的他步入仕途，進翰林院為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般進士入仕的必由之路，依清制須做三年之後，參加例考合格，方能提升。在三年庶吉士生涯中，二酉默來默往，默默無聞。雍正十三年（1735）皇帝突然駕崩，弘曆新登帝位，二酉也三年職滿，依例考中，晉陞為翰林院編修。編修之職，是一個無定員、也無實職的崗位，但卻可以此為皇帝服務，進呈辭章。這一年，也就是乾隆元年（1736），二酉作《祈谷賦》呈送新帝。乾隆看到此賦字體遒勁雋秀、文辭飄逸雅訓，以為“此子頗有才華，聊可起用”，遂下詔，命二酉兼作《明史鈔》和《文獻通考紀要》纂修官，並恩賜其一部《日講春秋》，以示褒獎。

新帝的賞識，使三年無聞的楊二酉，如旱苗獲甘霖，愈發勤奮，揚長進取。由於表現拔萃，乾隆二年又獲升遷，擢“英武殿翰林供奉”，恩准為《大清一統志》纂修，加協辦起居事，所謂“協辦起居事”，乃追隨皇帝左右，記載其一日言行，為聖上作《起居注》。成為皇帝隨臣后，二酉精於書文之長，尤中乾隆下懷。六月某日，帝命其作《日知薈說》，二酉依命精製，速作晉呈。乾隆“御覽”之後，“龍顏大悅”，即賜“內府葛紗六端”、“御用眼鏡一副”，拔擢“貴州道察御史”（未出察）。七月，又奉旨巡察順天府（今北京）鄉試外場；十月，奉聖命巡視南城（今河南軍事要衝河陽三城之一）；同月，奉旨再作《日知薈說》。已有一次經驗的楊二酉，輕車熟道，此篇《日知薈說》，更不同凡響，飽受乾隆賞識，又賜“御用筆墨兩匣”、“御用澄泥古硯一方”，再晉級“協理山西道監察御史”。龍恩浩蕩，一升再擢，逮同年十一月乾隆又降旨，委之重任“巡視台灣兼理學政”之職。幸走宏運的楊二酉，一年擢遷六職，數得皇上垂青，成為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

乾隆四年（1739）正月，行將赴台上任的楊二酉，乞奏乾隆皇帝，“請訓”赴任旨意。乾隆在乾清宮召見愛臣，面諭“台灣地方緊要，汝去當以鎮靜為主。凡事要與督撫商量，不可多事。向來台地文武不和，竟成風氣，汝去要時加勸諭。至爾等滿漢御史更要和氣，乃於地方有益。官員中有不好者，汝不得不奏朕知道，然亦只可與督撫商酌，不要輕易參奏。”耳提面命，要詣清晰，寵愛之心，躍然紙上。

楊二酉到台灣后，牢記聖訓，慎重行事。清台灣島並不是一個行省，而是福建省所轄下的一個府。一島孤懸海外，是為大陸東南諸省屏障，軍事地理位置至關緊要。而鎮台總兵章隆，卻是一個跋扈剛愎的武夫，平日糟害百姓，縱容下屬為非，搞得島上民聲鼎沸。二酉輕勸無效，重責無權，遂痛下決心，起章彈劾，先報福建督撫，轉呈乾隆皇帝。兩月之後，章隆被免，解押京師。禍害倒台後，台島百姓十分擁戴二酉。楊氏在台兩年，最重台島教育，為平息閩籍、粵籍遷台百姓因“學額”所限，造成的長期矛盾，他改革台灣戶籍制度，增加學子入學、考試名額，化解了矛盾，理順了民怨，促進了島內團結。當年的台灣，地處僻址，經濟落後。雖有府學、縣學，卻師資低劣，質量在孫山之後。為此，二酉創辦書院，親自授課，傾注畢生心血。在治政方面，二酉在了解地方實情后，奏免了台灣積年陳欠稅銀3340兩，田賦51489石，減輕了百姓負擔。對於台灣的治安，他善撫蕃黎，實行保甲，嚴緝游匪，約束兵丁，地方政權日益鞏固。他的善政得到了島內官紳百姓的讚譽，齊稱其為“楊夫子”。至今仍遺《學憲楊公興行海東書院碑記》於世。

乾隆六年（1741）十月，楊二酉差滿回京述職，得到了乾隆“召見賜坐，慰勞有加”的嘉獎，先後擢升為“工科給事中兼英武殿執事”、“兵科掌印給事中”等職，始終效命於六科和都察院監察官吏系統。

乾隆七年（1742），楊二酉改任工科給事中，充文武殿試執事官。

乾隆八年（1743），楊二酉轉兵科掌印給事中，曾奉旨就賑入京災民，上《遣送流民》奏章，得到皇帝的嘉獎和肯定。

乾隆十五年（1750)，楊二酉奉旨巡視濟寧漕務，上《修纖路以便運輸條陳六事》疏。

乾隆十六年(1751)，楊二酉被人彈劾，聖眷失寵，以“掛誤奪職”罷官回歸故里。

（清代吏制，監察官員品位不太高，權力非常大，他是皇帝實施吏治，整飭官員的一把利刃。身為兵科最高諫官（與言官是同一意思）的楊二酉，深恐稍有懈怠，“有負皇恩”，遂悉心觀察朝野上下，常到各屬部門檢查，發現問題，即行上疏，官員稍有錯怠，便具實參奏。所任期間究竟上過多少奏章，革除多少錯弊，無法知曉。但大多都得到了皇帝的讚賞和首肯。比較著名的均見載於史，諸如“停採買”、“減關稅”、“除耗羨”、“愛惜人才”、“論浙江兵餉銀色”、“陝甘茶法流弊”……大多涉及國計民生、貪官流弊，反映了他一片憂國愛民之心。其中的“論浙江兵餉銀色疏”，就是請皇帝查處江浙總督，滿族貴胄貪污兵餉的問題，而正是這一奏疏使二酉受到權臣、大吏的誣陷，終至使乾隆疏遠，落得“詿職”之罪，在乾隆十六年，丟官於一旦。

楊二酉退仕歸里后心灰意冷，對“官場險惡”、“伴君如伴虎”領悟頗深，輕易不與人來往，每日惟“閉門思過”而已。乾隆二十二年(1757)，軍機大臣、邢部尚書劉統勛奉旨至山西查案，遊覽晉祠時專程登門拜訪楊二酉，勸其不要過分消沉，要“豁達大度，寄情家鄉山水”。從此以後，楊二酉開始參加社會活動，不時與鄉耆鄰里、社會名士、地方官員等交往，特別對晉祠古迹的修復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其晚年生活充滿了新的活力。他先後參與了移建文昌閣、擴建文昌宮、重修七賢祠、重修柏月山房、重修同樂今亭、重修貞硯寶翰亭等工程，並為之寫記立碑，其中《柏月山房記》磚刻和《同樂亭記》石刻字、文兩絕，堪稱“文物精品”最為著名。楊二酉本人極善書法，在朝時即“工書人直，每進一帙，輒拜文綺箋聯之賜”。退仕后，在晉祠所題楹聯、匾額甚多，計有景清門“山環水繞無雙地；神樂人歡第一區。”文昌宮東榮“門環山水觀仁智；地接風雲會虎龍。”三台閣“三台瑞色臨黃道；六府祥光映紫徽。”玉皇閣“高一尺地，即一尺天，毋雲高高在上；盡幾分心，知幾分性，敢雲脈脈相通。”待鳳軒“桐葉自當年剪得；鳳凰於何時飛來。”奉聖寺“佛法譚空，無欲而後空，定於五倫外求空，卻便冤佛；禪門守靜，不染之謂凈，只在七情中討凈，即是解禪。”匾額有水鏡台“水鏡台”、文昌宮“文昌宮”、朝陽洞“眼底壺天”、待鳳軒“待鳳軒”、水母樓“懸山響玉”、苗裔堂“贊化育”、浮屠院“浮屠院”、舍利生生塔“雅明動化”等，其中“水鏡台”為晉祠三大名匾之一，素有“晉祠廟裡三面牌，難老、對越、水鏡台”之說。另外，楊二酉還歸納總結出晉祠內、外八景，並作有《晉祠全景十六首》詩。

楊二酉居官清正，不畏豪強，有“倔強人似鐵”之譽。“掛誤奪職”后，對故鄉晉祠以許多文化建樹，可謂是“流芳千古”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楊二酉病逝於晉祠故宅，終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