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納托利·多勃雷寧

聯合國安理會2010年4月8日發表媒體聲明，對前蘇聯資深外交官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逝世表示哀悼。安理會該月輪值主席、日本常駐聯合國代表高須幸雄8日向媒體宣讀了此份聲明。聲明說，安理會成員國對前蘇聯傑出的外交官多勃雷寧辭世深感悲痛，並向他的家人和俄羅斯政府表示慰問。

高須幸雄：“安理會成員對多勃雷寧生前為推動國際合作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表示肯定。他曾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並在出任蘇聯駐美國大使期間，為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將世界從一場核災難中拯救出來發揮了重要作用。”

多勃雷寧於2010年4月6日逝世，終年90歲。他曾自1962年開始擔任蘇聯駐美國大使長達25年，參與了冷戰時期美蘇兩國領導人之間所有最高級會晤的準備工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在任期間，多勃雷寧曾擔任聯合國負責政治和安理會事務的副秘書長。

鑒於多勃雷寧供職的歲月，美蘇能保持恐怖中的和平，時至今日，聯合國為他的逝世表示哀悼，他當得起這個榮譽。

（註：多勃雷寧圖片網址）

阿納托利·多勃雷寧1919年生於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是水管工，母親是戲院檢票員；早年學飛機工程，1944年奉命改行學習外交。1950年被派駐華府蘇聯大使館，1952年被派駐駐美國大使館，隨後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回到蘇聯外交部主掌美國司。1962年，42歲的多勃雷寧被任命為駐美大使。從1962年到1986年在華盛頓任職時間長達25年，創下了蘇聯駐外大使任期的最高記錄。他笑容溫和，彬彬有禮，英語流利，立刻在華盛頓外交圈嶄露頭角。他任職期間歷經六位美國總統，作為白宮與克里姆林宮的溝通渠道，曾幾次化解危機。

多勃雷寧1919年生於莫斯科州一個工人家庭，烏克蘭人。1942年畢業於莫斯科航空學院，1946年 畢業於蘇聯外交部高等外交學校，同年開始其外交生涯。1947年起，多勃雷寧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助理，1952至1955年在蘇聯駐美國大使館任參贊，後任公使銜參贊，1955至1957年任外交部長助理，1957至1960年任聯合國副秘書長，1960至1962年任蘇聯外交部美洲司司長，1962年至今任蘇聯駐美國大使。曾經是華盛頓外交使團團長。多勃雷寧1945年入黨，1966年在蘇共二十三大上當選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1971年二十四大上被選為蘇共中央委員。

曾經，美國外交圈人士對多勃雷寧的優雅風度和西方化的舉止頗為著迷，有人甚至認為多勃雷寧是西方世界的同情者。但是，卡特時期的美國駐蘇聯大使圖恩毫不客氣地指出，多勃雷寧“在任何時候都不是我們的朋友，他是蘇維埃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堅定信奉者”。從駐美國大使一職卸任后，多勃雷寧一度出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國際部部長，躋身於蘇共最高領導層之列，有媒體稱他為蘇聯的“基辛格”。1988年9月後，多勃雷寧因健康狀況辭去上述職務，僅作為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國際事務顧問，其間，多勃雷寧出版發表了他的回憶錄-《信賴——多勃雷寧回憶錄》，書中披露了許多蘇美之間外交密辛，被認為是蘇聯同類書籍中著述風格最為坦率的著作。

多勃雷寧在華盛頓任前蘇聯駐美大使上任剛七個月，就爆發了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總統經過多勃雷寧與莫斯科談條件：如果蘇聯撤出導彈，美國承諾將不進攻古巴摧毀卡斯特羅政權，另外保證將撤出美國在義大利和土耳其威脅蘇聯南境的軍事基地。這次折衝樽俎的成功，奠定了多勃雷寧的地位，而且這種不經過外交部門的背後外交渠道一旦開通，就會再次使用。尼克松上台後，白宮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判斷，要解決越戰和軍控問題，蘇聯外交是關鍵，且美國要採取主動。於是避開了國務院官僚和蘇聯問題專家，經由多勃雷寧來與蘇聯領導人接觸。

多勃雷寧只是兩方的一位信使，而不是決策人。他的上司、長期擔任外交部長的葛羅米柯對他重用，但也許是功高過主，與他私人關係並不密切。多勃雷寧與戈爾巴喬夫也不熱乎，戈上台後，葛羅米柯失勢，但多勃雷寧並沒有當上外交部長；隨後被召回莫斯科，明升暗降進入中央政治局秘書處，兩年後退休。

多勃雷寧也有極端失算而被美國人耍了的經歷。1969年3月初，中蘇邊境珍寶島事件發生后，他去見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從蘇聯立場上講述了一番經過。他判斷美方肯定會認同他的結論，即擁有核武器的中國是對世界的威脅，美蘇應該在一條戰線上對抗中國。兩年後尼克松宣布要打開同中國的對話關係，不啻晴天霹靂，此時最吃驚的莫過於他了。

1995年《信賴——多勃雷寧回憶錄》出版，寫得相當坦誠。他認為蘇聯的解體是一個悲劇，背後原因是昏庸的領導被西方几句吹捧的話灌得迷迷糊糊，把一個大國葬送了。有人說這是報復，當年戈爾巴喬夫沒有任命他為外交部長，而提拔了沒有外交經驗的喬治亞人謝瓦爾德納澤。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提到曾考慮任命當時呼聲最高的多勃雷寧，但沒有細說不選用他的原因。

“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壁壘分明，兩邊都認為掌握了人類進步的真諦。多勃雷寧驅車縱橫美國大陸，到佛羅里達深海釣魚，到肯塔基看賽馬，注意觀察、試圖了解美國人的國民性和價值觀，與各階層的人都談得來。他與基辛格在電話里開玩笑，說見到他與《花花公子》雜誌里的美女幽會；也與卡特總統時代白宮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成為棋友。但他從來沒有放棄或妥協蘇聯的立場。前美國駐蘇聯的大使圖恩認為，多勃雷寧是20世紀最傑出的外交家之一，而他“從來不是我們的朋友。他代表的是一個政府，一個體制，一種與我們處處敵對的理念”。

多勃雷寧機智幽默，1962年重返美國上任，曾開玩笑說，“現在外交官說起話來像記者，記者說起話來像外交官” 。他指的是新聞媒體日益僵化的意識形態，黑白分明的觀念，單向思維；相形之下，外交官考慮政治軍事安全問題更加廣泛，更注重衡量多元化的利益。在回憶錄中，他批評美國輿論對蘇聯“好萊塢式的誇張”，幾屆總統為了討好民意，製作出“人權外交”和“邪惡帝國”之類來對抗蘇聯，媒體就一個勁兒地在這些既定的議題上發揮。

多勃雷寧作為傑出的傳話筒，要正確解讀兩方領導的立場和意向，同樣重要的是把信息有技巧地傳遞出去，給大家都留些面子。1973年，他伴隨勃列日涅夫到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官邸做客，喝了些酒。老勃越講興緻越高，抖露出很多蘇聯政壇內部的事，第二天意識到可能酒後失言，趕忙問：“我話說多了嗎？”多勃雷寧說：“是的，但是我沒有都翻譯。”

在冷戰期間的國際外交圈中，多勃雷寧被認為是蘇聯方面對美國國情有真正了解和掌握的美國通。多勃雷寧曾參與了蘇美兩國在冷戰期間幾乎所有的最高級會談，是當代國際舞台中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同從肯尼迪到里根的六屆美國總統及行政當局打過交道。蘇聯政府給予這位駐美大使“前所未有的自由行動權利”；而在華盛頓，多勃雷寧也享有可以隨時接觸美國高層人物的“不可思議的外交特權”他在美國國務院地下停車庫有專屬停車位；他擁有同基辛格的直通電話線，不經過公共電話線路，無需撥號。而且，他同基辛格常在白宮會面，地點就在奧巴馬總統今年會見到訪的達賴喇嘛的所在地——白宮地圖室。基辛格所著之“Years of Upheaval” （中譯《動蕩歲月》）一書，其中提到多勃雷寧的書頁，多達近百處。基辛格對多勃雷寧的評價是：細膩而有原則，舉止親和而又謹言慎行。 （“Subtle and disciplined, warm in his demeanor while wary in his conduct”）當然，在多勃雷寧長達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中，最令人矚目的歷史性事件當屬1962年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和多勃雷寧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962年10月，在新任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向肯尼迪總統正式遞交國書的七個月後，美國間諜飛機偵察到蘇聯的導彈已部署在古巴境內，於是肯尼迪總統下令封鎖古巴，美國68個空軍中隊隨同8艘航空母艦進入封鎖線，不讓蘇聯的艦隻接近古巴島，雙方劍拔弩張，衝突一觸即發，大有核戰即將降臨世界之態勢。宣傳攻勢上，美蘇相互發表立場強硬的聲明，爭鋒相對，猛烈抨擊對方的立場，顯得毫無退讓和迴旋之餘地。危急關頭，多勃雷寧銜命直接同肯尼迪總統和他的胞弟、司法部長羅伯特. 肯尼迪緊急會談。為化解危機，多勃雷寧提議美國從土耳其撤出導彈部署，以作為蘇聯將導彈撤出古巴的條件。最後，美蘇雙方就此達成妥協，為期十三天的“古巴導彈危機”和平落幕。為此，基辛格在1980年這樣評論多勃雷寧：如果某一天美蘇之間的緊張局勢得到真正緩解的話，那是因為多勃雷寧為此作出了集中貢獻的緣故。

冷戰期間，美蘇在全球範圍內的衝突不斷，從越南到中東、從捷克斯洛伐克到阿富汗，可謂不斷升溫，幾近烽火連天。而在雙方的斡旋談判和外交折衝中，幾乎都有多勃雷寧大使的身影，這也是屆時中國《參考消息》上多勃雷寧的“出鏡率”如很高的原因。

多勃雷寧作為館長在蘇美冷戰階段為打開兩國關係起過很大作用。他運籌於使館之內，施展於美國政界。他自己雖不常出面，但鼓勵下屬人員積極活動，深入美國社會。因此，蘇聯在美國的外交人員相當活躍。他們滲透到美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來往於官員，議員和民間，注視社會動態，宣傳蘇聯的觀點。多勃雷寧善於審時度勢，抓住時機影響美國 輿論和政局的發展。例如，1972年尼克松競選連任總統時，多勃雷寧注意到了尼克松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蘇政策的動向後，決定助他一臂之力。於是，蘇聯輿論工具便對尼克松的競選對手民主黨“開明”派的麥戈文發起指責，而對尼克松說了不少好話。據說存在著某些默契，以利於尼克松贏得選票。這和後來蘇美關係的緩和不無關係。1976年，卡特，福特和傑克遜等人競選總統時，多勃雷寧估計卡特將贏得總統寶座，因此蘇聯外交官在向卡特討好的。同時，主動與卡特在華盛頓的競選辦公處聯繫，索取發言稿和印刷品，並聲稱“福特總統在破壞緩和”，他們“一點也不喜歡傑克遜”。多勃雷寧本人甚至提出要與卡特會晤，試圖事先對美國下屆政府施加影響。

多勃雷寧對發展蘇美經濟聯繫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領會蘇聯政府的意圖，想方設法推動蘇美兩國的經濟聯繫。他強調，美國可以成為蘇聯的“最大的貿易夥伴”。除通過官方正式渠道做工作之外，他還根據美國的具體情況，十分重視“院外活動”在美國決策過程中的作用。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多勃雷寧就開始搞“院外活動”。蘇聯駐美國的外交人員在國會、企業、社團、大學中積極活動，物色對象。1972年5月，美國卡吉爾公司在美國“院外活動”史上首次註冊為從事促進美蘇貿易的“院外活 動”。之後，為此目的陸續註冊的有東西方貿易委會、亞特蘭大公司、薩拉特公司、美國鋼鐵研究所等。在上述機構中，包括了許多重要企業、公司的代表，他們與美國政界的上層人士有著密切的聯繫。如1973年4月註冊的東西方貿易委員會中就有美國 通用電氣公司、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通用輪胎公司、塞羅克斯公司、大通曼哈頓銀行、紐約第一花旗銀行、美洲銀行等有影響的企業和公司的代表。該委 員會的日常工作由一位出生於蘇聯的猶太人——民主黨哥倫比亞特區委員馬克斯·貝里主持。此人在國會的好友有參議員富布賴特、蒙代爾、賈維茨、珀西、眾議員吉本、弗利、弗雷澤等。蘇聯外交人員藉助請客送禮等手段，拉攏貝里式的人物，並通過他們向國會議員，乃至總統身邊的心腹做工作，以推動總統和國會在研究美蘇貿易問題時作出有利 於蘇聯的決定和立法。據報道，多勃雷寧曾親自出馬宴請過美國百事可樂公司董事長唐納德·肯德爾，併當面與他達成交易。可見，多勃雷寧為發展蘇美經濟聯繫不僅善於謀划，而且親自活動。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通過兩國經濟聯繫，在引進技術、設備和借貸方面從美國獲得好處，其中少不了多勃雷寧的一份功勞。

里根上台後，蘇美關係趨緊。而且里根本人並不象前五任總統那樣與多勃雷寧保持較多的個人接觸（如卡特上台的第一年就兩次單獨會晤多勃雷寧），遲至第二年2月里根才第一次正式會見這位大使，而且未作說明地停止他早先享有其汽車可以停放國務院地下車庫的特殊待遇。在里根執政的二年多來，蘇美在世界各地的爭奪加劇，以蘇美為首的幾場東西方談判 均陷入僵局，蘇美關係越來越緊張。正是在此種景下，外交界傳出了“美國通”多勃雷寧即將離任回國任外交部長的消息。難怪美國報刊和西方外交人士把多勃雷寧的離任“看作是表明美蘇不和與缺乏希望的一種信號”，“是美蘇關係下降的象徵”。從蘇聯戰後對外政策的重點所在以及多勃雷寧的經歷看，不能低估他在制定和執行蘇聯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中的作用。安德羅波夫上台不久就召回多勃雷寧，同他進行了長達兩小時的談話，聽取其彙報，商討對美政策。

每當美蘇在世界某個地區的爭奪進入緊張狀態時，多勃雷寧擅長“冷處理”，猶如基辛格一樣藉助秘密外交，力爭妥協解決。他自擔任駐美大使以來，先後曾與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福特、卡特等五位總統保持個人接觸。在六十年代的柏林危機、蘇軍侵捷、七十年代的越南戰爭，中東戰爭、塞普勒斯事件、古巴在安哥拉駐軍、阿富汗事件中，多勃雷寧既強硬，而又盡量利用“背後渠道”傳遞信息，求得妥協，避免蘇美直接衝突，使兩國對話繼續進行下來。因此，蘇美雙方都很重視多勃雷寧在兩國關係中的作用。蘇聯最高蘇維埃因多勃雷寧的“工作成就”曾於1979年11月，授予他列寧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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