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騷動

在規模和聲勢上，“米騷動”作為偉大十月革命后所掀起的世界革 命大風暴的一部分，群眾鬥爭的浪潮衝擊了全國3/4地區，日本各階層的人民約1000萬人捲入了這個鬥爭。

“米騷動”不僅沉重打擊了日本的反動統治階級，而且給予日本工人運動以強有力的推動，它在日本革命運動史上佔有光榮的一頁。

現在我們就來談談“米騷動”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具體過程。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開始踏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日本資本主義在天皇制度的卵翼下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畢竟是很不正常的。

由於國內封建壓迫依然存在，佔全國人口90%的農民和城市勞動者，生活十分貧困，因而國內市場的消納能力極為有限。這使日本資本主義一開始就急於向外找尋市場，帶上了鮮明的侵略色彩。而侵略的矛頭，首先就對準中國和朝鮮。

經過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從中國和俄國獲得了巨額賠款，並控制了朝鮮，因而有力地刺激了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資本主義從此進入了它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階段。

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又是一個大好機會。

由於歐美各資本主義大國把主要力量投入歐洲戰場，日本乘機大舉侵略中國，並向亞洲各國大力擴展它的對外貿易，從而國內資本主義又得到飛躍的發展。在此期間，日本的工業產值增加了4倍。日本在戰爭中由原來的債務國變成為債權國，除償還了3億日元外債以外，對外債權增加到17 億4千萬日元，黃金儲備增加到18億日元。

不難看出，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每逢一次戰爭，資本主義就獲得一次飛躍的發展。日本壟斷資本家就是這樣靠戰爭喂肥的，他們的財富都是沾滿著血污的。

日本是一個壟斷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殘餘相結合的國家。國內工業的極大部分掌握在一小撮大壟斷資本家手裡。例如：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大財閥，在日本經濟生活中起著很大的支配作用。在另一方面，農村中地主佔有全國一半左右的土地，而70%的農民沒有一點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成為日本農村中階級對立的一個尖銳對比。日本地主向農民徵收地租，採用最落後的實物地租形式。不論豐年或歉收，農民要把全年收穫的一半甚至3/4向地主繳租。由於地租高昂，加上生產技術落後，日本農民通常只能向地主租入小塊土地進行耕種。其結果是日本農業生產力得不到發展，廣大農民群眾不能不長期掙扎於飢餓線上。

封建剝削即使在城市工業中也根深蒂固地存在著，例如：在工廠里還保留有實物工資和以勞役償還債務的制度；對女工和童工的殘酷剝削，更是資本家降低成本、獲取高額利潤的主要手段。尤其殘酷的是在工業中廣泛地採用奴役性的包工制。這種包工制的辦法就是資本家在農村裡招募窮苦人家的子女，把他們帶到礦山或工廠里做苦工，按照契約先付給招募來的人的父母一點錢，以後再從他們的工資中扣除。包工制下的工人等於是資本家的奴隸。在他們的宿舍周圍，像牢獄一樣砌起高牆，門口經年不斷地有門崗把守著。工人們不能外出，父母寫來的信也要被資本家拆閱。在宿舍裡面，平均每人只有一張席子的睡處，並把日班和夜班工人編在一組，輪流睡覺。包來的工人在這種牢獄般的宿舍里，最多只能勉強生活5年。根據1919年紡織企業的調查，有70%的女工由於生病而離開了，20%逃跑了。

在政治上，日本是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專制主義國家。天皇制度在日本形成了一套軍事的警察的官僚機構。它一面依靠著地主階級，另一面又依靠著資產階級，代表著這兩個剝削階級的利益，奉行著有利於這兩個剝削階級的政策。日本天皇是名義上的最高元首，他有權頒布和批准法律，召開和解散議會，對外國宣戰或媾和，任命和罷黜國家重要文武官吏，做軍隊的最高統帥，等等。其實，天皇不過是按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意志來辦事，並沒有什麼實權。真正統治日本的是壟斷資本家、封建軍閥和大地主，他們靠著天皇制度這一專制統治的國家機器，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像一座大山似地壓在廣大的日本人民的頭上，殘酷地奴役、榨取著日本人民。所以，天皇制度實質上是日本封建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手中所操縱的工具。

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工人階級也成長起來。1918年日本現代產業工人總數已達到1409196人。新形成的產業工人隊伍，在政治上已經成為對抗反動統治階級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工人階級同壓迫他們的剝削者間進行的鬥爭愈來愈激烈。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工人階級曾經有過組織工會的初次嘗試。1897年，片山潛創立了職工會籌備聯盟，以後組織了五金工人、司機、印刷工人和工會。日本工人階級的工會運動在片山潛的領導下開始發展。與此同時，日本農民也自發地組織起佃農農會，展開了減低租佃的鬥爭。

日俄戰爭后，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起來。為了扼殺日益高漲的工農運動，1910年日本政府捏造了所謂暗殺天皇的“大逆事件”，逮捕了以幸德秋水為首的24名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並把其中12個處死。

日本反動統治者對社會主義思潮的恐懼心理竟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例如，凡是帶有“社會”兩個字的東西，都被禁止；連一個生物學家寫的一本《昆蟲社會》的書，也因為使用“社會”兩字而被禁止發行；長野縣有一個警官，有一天看見人家門口掛著某某會社（日文稱公司為會社）的牌子，他把會社倒過來讀成“社會”，就拔出刀來闖進辦事處去，要執行他的職務！

這些事例反映了日本統治階級是如何害怕人民的進步活動，也說明了他們進行鎮壓的瘋狂性。在這種形勢下，日本革命運動暫時轉入低潮，片山潛也被迫流亡國外。

“大逆事件”后，日本國內的革命運動一時好像沉寂下來，但是，這種沉寂不過是預示著另一次新的風暴將要到來，埋藏在人民心裡的憤怒的火種是不會熄滅的。

在殘酷的鎮壓中，地主和資本家氣焰更加高漲，更加恣意地對勞動人民進行剝削。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情況來說，日本工人階級的勞動時間普遍地長達12至14小時，但工資收入卻極端菲薄。1918年日本女工平均日工資只有4角8分，男工也不過9角2分；當時每升米的價格卻為5角3分。甚至連極少的工資也不全額發給工人，工資中的一部分還常被各種罰金吞沒了去。例如1914—1918年在紡織部門的工資中，罰金就佔去了20%到50%。

農民的痛苦情況比工人還要多些。佔有小片土地的農民不但要負擔占收入30%以上的重稅，而且還要受資本家不等價交換（用高價的工業成品，交換廉價的農產品和原料）的剝削，因而不斷失去土地，不得不流亡到城市或變為地主的佃戶。至於向地主租賃土地的廣大農民受的剝削更重，境況自然更為艱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農民啃樹皮、吃草根已經不是新聞了，賣兒鬻女的更是到處可見。

苦難折磨著日本人民，但同時也教育和鍛煉了他們，使他們更加痛恨反動統治者對他們的壓迫和剝削，使他們心頭的怒火燃燒得更加熾烈。所以一當時機成熟，受苦難折磨的廣大日本人民就會心連心地一致行動，向反動派進行猛烈的衝擊。

1917年11月7日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掌握了政權。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掀起了革命的大風暴。十月革命很大地鼓舞了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以及帝國主義國家裡人民反對本國反動統治的鬥爭。十月革命在日本的反響，使廣大人民群眾對反動統治的鬥爭情緒的高漲。

日本反動統治者為了阻止革命思想的傳播，千方百計地誣衊十月革命。政府首相寺內正毅發出嚴格訓令，要對“不合國體的國民思想”進行警戒。

但是，不管反動統治者怎樣煞費心機，偉大十月革命的思想還是傳入了日本，並在人民中間傳播開來。當時的進步雜誌《新社會》、《國際社會主義評論》等經常登載介紹俄國革命的文章。日本人民熱烈地為十月革命而歡欣鼓舞。日本工人秘密寄給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一封賀信中這樣寫著：“我們的關心和注意都集中在俄國革命的進展上。我們以深切的同情注視著俄國無產階級的前進。它在日本群眾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仙台工人原田忠一在野坂參三主編的《勞動與產業》雜誌上，以《我們的生活已經有了光明》為題，熱情地歌頌十月革命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生活的希望，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以前我常常像一種習慣似地告訴我的孩子們說：你們生在像我這樣窮工人的家庭，是你們不可挽救的不幸。你們要認命，你們一輩子要像我這樣作為沒有學問的人過著窮苦的日子。無論怎樣掙扎，你們是絕對沒有希望能掌握天下或發財的。……可是，正像一聲迅雷，在俄國起了革命了，霎時間天下歸到工人手裡來了！這完全是我想像不到的事，所以我一時很莫名其妙。可是千真萬確的，俄國是起了革命了。我喜歡得跳起來，在屋裡亂跑，抱起孩子們來喊著說：‘喂！小子們，別焦急，你們也能取得天下了！’俄國革命給我們帶來了生活的希望！”

俄國偉大十月革命就是這樣加深了日本人民的革命意識，增強了他們的鬥爭勇氣，帶給了他們新的力量和勝利的信心，千百萬被壓迫的日本人民再不甘於受反動派的欺壓了。1917年底，大阪、長崎各地工人遊行示威，抗議政府對工人階級政治組織和活動的鎮壓。許多次的發動都帶著明顯的政治性。1917年以後，日本工人罷工和農民租佃爭議都大有增加。所以德田球一說：“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重新喚起了工人中間的職工運動，以及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日本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空前提高，他們對反動統治階級的任何橫暴行為都有敏銳的反應。日本的反動統治的處境就如坐在火山口上。

當時日本的資產階級反動政客原敬不得不懷著恐懼的心情在日記中寫道：“現在的形勢萬不可操切行事，人民只要一有機會，就要把不滿爆發出來，起來作反抗運動。”

這就是當時日本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引起美、日以及其他一些帝國主義者的極端仇視，它們決定對俄國實行武裝干涉，企圖扼殺俄國革命。日本帝國主義決定出兵西伯利亞，打算用武裝干涉俄國革命的戰爭，來抵消本國人民的革命情緒。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如意算盤打錯了。

1918年8月2日，日本政府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政府告示”，亦即出兵西伯利亞的“宣言”，同時對陸軍第12師團發出了動員令。

出兵西伯利亞的風聲傳出來，米價就瘋狂上漲。1917年底，米每升的價格是1角2分；到了1918年8月，3日為3角8分，5日為4角1分，7日為4角7分，9日為5角3分——每天都在上漲。它的原因何在呢？

前面已經指出，日本經濟上的一個特點，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殘餘的結合。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對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另一面卻因為國內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剝削的苛酷、土地的零碎分割、技術的落後等等，使農業無法供給城市工業以充分的糧食和原料。因此，雖然日本主要的農產品是米，差不多所有的島嶼都產米，但卻經常出現大飢荒。1918年日本城市人口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增加了20%，而糧食產量卻沒有相應增加，1917年的產量甚至比1914年減少了。又由於日本政府熱衷於武裝干涉俄國，軍隊的用米量因此大為增加，國內的糧食愈益感到不足，而地主、資本家卻靠著飢荒和戰爭來攫取新的利潤。他們大做投機生意；米越不夠，他們也就越囤積居奇。米價於是就扶搖直上了。

米價的暴漲，嚴重地威脅城鄉勞動人民的生活。1918年8月報紙刊登了一個女工的來信說，她的一家 3口人每月只收入21到22元左右。因為米價騰貴，在付出米錢和房租后，全家的菜金就沒有了。信里最後呼籲趕快降低米價。就連監獄的看守和城市裡的警察，也有人控訴物價——特別是米價的高漲，無法生活下去。總之，米價的飛漲使苦難中的日本人民，又增加了新的苦難。日本廣大人民都大聲疾呼，要求立即制止地主、資本家的囤積居奇，迅速輸入外米並降低米價。但是，日本政府是以保護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為第一天職的，它哪裡會把人民的要求放在心上；它反而說什麼國民思想變壞了，必須普及宗教觀念和發揚道德感等等。這使日本人民更加憤慨。這樣，日本國內階級矛盾——天皇制政府與人民大眾之間，亦即地主和資本家與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就急劇發展到非常尖銳的程度。“米騷動”就在這種鬥爭形勢下爆發了。

“時間是8月3日，酷熱的一天已近黃昏，灸人的夏季太陽沉入日本海的灰色海面，黃昏籠罩起家家戶戶時，街頭突然響起驚人的警鐘聲音。”——片山潛曾作了這樣的描寫。

富山縣的漁村西水橋町300餘名漁民妻女從四方八面走上街道，包圍了米店。全國規模的“米騷動”就從這裡點起了第一個火種。

“漁民妻子強迫米商廉價出售大米，同前往鎮壓的警察發生衝突，結果有數人負傷。”

8月4日的《東京日日新聞》以上面這個標題，報道了西水橋町發生的事情。這個報紙沒有意識到，它所報道的這件事情，正是在日本人民革命運動史中佔有光榮地位的一件迥非平常的事件，這個事件後來被稱為“越中婦女起義”而列入史冊。

人們也許會問：“米騷動”為什麼首先在富山縣的漁村爆發？

富山縣位於本州島中部的日本海岸上，與蘇聯的西伯利亞隔海相對。這裡的居民多以捕魚為生，經常遠渡日本海直抵西伯利亞海岸，在那裡很早就聽到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航行於敦賀—海參崴之間的日本海員，也常把俄國革命的新聞講給本地居民聽。因此，這一帶的漁民最先受到十月革命思潮的洗禮。

“米騷動”發生前，這裡的男人都到北海道的漁場打魚去了，只剩下婦女在家。

因為捕不到魚，漁民們談不上寄錢回家。這時正值米價暴漲，婦女們的生活陷入了停炊的窘境。從7月中旬開始，漁民的妻女就對米價的高漲公開表示不滿，紛紛要求當地政府禁止把米運往外地。婦女們的行動，自發地擴展開來。

富山縣漁民之仔細川嘉六回憶起“米騷動”的情形時說：“在我們那裡，漁民婦女當糧價上漲的時候，隨時集合起來，採取阻止載運糧食的集體行動。不僅在‘米騷動’時她們這樣做，長期以來她們都這樣為保衛著生活而活下去。”他的這個談話說明了，富山縣的婦女群眾為了要活下去，她們早就具有鬥爭的勇氣。

8月4日，即西水橋町事件的第二天，河對面的漁村東水橋町800多名婦女不約而同地也包圍了大米商高松長太郎的米店。

米店囤積了一千多袋米，準備運到鎮外去高價出賣。婦女們起先都平和地要求說：“現在本地缺米，不要把米賣到別處。”誰知高松長太郎把眼睛瞪得滾圓，粗暴地說：“米是我的，我想賣給誰就賣給誰。”他的老婆更兇橫地說：“如果你們嫌米貴，活不下去，你們就死去好了！”婦女們受到侮辱，都氣得咬牙切齒，這個說：“奸商太可惡了，應該教訓他。”那個說：“姊妹們，我們不能餓著肚子等死，把他的米分了吧！”婦女們發出吶喊聲，搗毀了大門，把米搶奪一空。高松長太郎看到這種情形，在一旁急得雙手亂揮，兩腳直跺，叫苦連天，但在這時候，還有誰去理他呢。

8月5日晚上，運動又擴展到附近的滑川町。數百名婦女集合起來要求廉價出售大米。她們擁到米商那裡席地而坐，一再請求：“米賣得便宜一點吧，我們快要餓死了！”警察聞訊趕來干涉，婦女們責罵說：“你們吃飽了，快回去睡你的吧！”第二天，男人也加入了戰鬥，參加的人達到二三千人，他們採取行動，阻止本地米外運，迫使米商以較低價格賣米。

暴動的消息傳了出去，鄰近漁村、農村的婦女也發動起來。成千上萬飢餓的漁民、農民喊著：“要米！”“減低米價！”暴動立刻便擴展到富山全縣。

從8月3日到9日，在這段時間裡，像西水橋町、東水橋町的群眾那樣襲擊米店懲罰奸商的行動，每天都在富山縣各個村落里發生，每個地方都有大批群眾日夜搶奪米糧。整個富山縣都沸騰起來了。

“越中婦女起義”燃起的革命烽火，成為日本全國人民行動的信號。空前的革命風暴到來了！

8 月12日，天皇親自任命的西伯利亞派遣軍司令官大谷大將，在一群將軍和高官們高呼“天皇陛下萬歲”聲中，抱著“必勝”的夢幻，從東京車站出發了。可是這位將軍沿途經過的各地，迎接著他的不是揮舞著太陽旗的“忠良臣民”，而是飢餓的群眾“要米！減低米價！”的吶喊聲。“米騷動”也成了日本人民群眾反對日本政府武裝干涉俄國革命的最嚴重的抗議。

從 8月10日到15日，近畿地方（大阪、神戶、京都、奈良、和歌山等）、山陽地方（岡山、廣島、吳港等）、四國地方（高松、松山、高知等）、九州地方（門司等）、北陸地方（金澤、福井、舞鶴等）、東海地方（靜岡、甲府等）、關東地方（東京、橫濱等）、東北地方（福島、仙台等），從東北到西南，全國各大小城市都卷進激烈的暴動的漩渦。在這些地方，往往有幾萬人集會，遊行示威，搗毀商店尤其是米店，和軍警搏鬥。運動由搶米的經濟鬥爭發展為反對天皇制政府的政治鬥爭。在這個階段里，各大城市的工人階級充當了“米騷動”的旗手。他們舉行了罷工，使全國革命的趨勢更加奔騰澎湃。“米騷動”如熊熊烈火，燒紅了整個日本。這是“米騷動”的最高峰。大阪、神戶、名古屋等地的暴動，可以作為這一階段鬥爭的典型事例。

8 月11日晚上，大阪3000餘市民，在天王寺公園集合，舉行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市政府！”、“懲辦仲小路廉！”（當時任日本政府的農商務大臣）、“減低米價！”等口號。政府當局派出武裝警察彈壓，抓走市民200餘人。

第二天，群眾舉行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表示反抗。參加示威的群眾達到3萬餘人。入夜，群眾開始暴動，市區和郊區到處都是暴動的群眾，多的幾千人一夥，少的百人左右；他們打進米店和搗毀警察派出所，或者抓住米商，強迫他們按半價售米。在火車站內，有一千多名工人和警察搏鬥，奪取了糧車，把米分給貧困的人。這一晚，米店被搗毀的共有250餘家，警察完全束手無策。

13日、14日，參加暴動的人越來越多，鬥爭越來越激烈。據當時的目擊者說，那時煙火籠罩著整個大阪市。

政府在14日下午調來一個騎兵聯隊、一個工兵營和一個野戰炮兵師，到處瘋狂逮捕和屠殺群眾，有2000多人橫遭逮捕。大規模的暴動雖然在14日晚上平息下來，但小衝突一直到19日還沒有停止。

神戶的暴動一開始就勢如暴風驟雨。神戶是海運業中心，在戰爭中發財最多的暴發戶多集中在這裡。神戶又是大米投機比別處更加猖獗的地方，其中臭名昭彰的大奸商鈴木的鈴木總商店，接受英國軍需品購買委員的合同，通過各地的分店壟斷了大量糧食，群眾對它恨之入骨。所以群眾的鬥爭在這裡爆發得最為激烈，按照片山潛的話來說，神戶的起義具有明顯的革命性。

12日下午，神戶5萬餘市民在湊川公園集會。工人出身的社會主義者藤田派人在會上熱烈地講了話。當時有人在會上控訴說：米價騰貴是由於像鈴木那樣的壞資本家瘋狂搶購的結果。群眾高呼“打倒鈴木！”一致要求懲辦囤積大米的奸商。

在藤田派人的領導下，會議的參加者衝到東川崎町的鈴木總商店，與事先在這裡防衛的警察隊對峙起來。

到晚上，鈴木總商店門前的群眾越聚越多，一時聚集了2萬餘人，遠處望去，只是黑壓壓的一片，到處擠得水泄不通，喊叫的聲音震動遠近。

這時，突然開來幾輛警車，瘋狂地直向群眾隊伍衝去。在這突如其來的襲擊下，群眾隊伍頓時混亂了。頭上戴著鋼盔的警察隊和流氓團趁勢沖入群眾隊伍，揮舞著警棍打群眾，從倒下來的人身上踏過去。當時，鈴木總商店門口連死帶傷共有二三十人，鮮血染紅了街道。

血，教育了群眾，激起他們對地主、資本家和反動政府的無比憤怒。示威的群眾一面看護傷者，慰勉自己的同志，一面迅速以石塊、棍棒武裝起來，奮力向野蠻的警察、流氓的暴力行為進行反擊。東川崎町的街道頓時成了搏鬥的戰場，四方八面都是喊殺聲和警鐘聲。

正當雙方殺得難分難解的時候，鈴木總商店的3層樓房忽然升起了濃濃的黑煙。這是另一支群眾隊伍用燒著的木柴向裡面投擲的結果。火越燒越旺，3層樓的商店頃刻化為烏有。這個勝利使群眾得到鼓舞。警察隊和流氓團終於支持不住，敗退而去。示威的群眾乘勝又把鈴木本人的住宅燒為灰燼。

神戶開始暴動的最初幾天，群眾的行動主要是集中襲擊大資本家的商店和住宅。在這幾天里，鈴本總商店、湯淺商店、神記冶鋼廠、日本樟腦公司以及松方財閥經營的神戶新聞社和高利貸者橋間的住宅等都被群眾搗毀或燒毀，市內大部分的警察崗亭和許多警察派出所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徠在神戶暴動中，在鬥爭最前列的是工人階級，他們表現出了不怕犧牲的勇敢精神。

在暴動發生的第二天，許多工廠都舉行了罷工。其中以三菱造船廠的鬥爭最為激烈。

這個廠的800餘名工人搗毀了機器，並用圓木在廠內架起了堡壘，以鐵棒、石頭同武裝軍警搏鬥。許多工人穿上了白色的衣服，以表示誓死戰鬥到底的決心。工人與軍警的戰鬥持續了兩晝夜之久。

名古屋在8月9日黃昏開始騷動。這裡的遊行示威也在軍隊的攻擊下，於12日夜晚變為暴動。到17日為止，連續8天，創造了全國城市暴動時間最長的記錄。

這裡介紹一下當時的一個鬥爭場面：

11日夜晚，名古屋的市民在鶴舞公園奏樂堂集會，附近圍滿了提槍桂刀的警察，他們想抓走會議的發起人，鎮壓參加這次集會的群眾。

這時，會議的發起人之一、勇敢的工人久保田久雄毫不畏懼的登台向群眾高聲說：“諸位！這次米價暴漲，是寺內內閣和姦商勾結，強購大米高價輸往國外造成的。現內閣偷偷摸摸地囤積大米確是事實。我們必須把寺內內閣打倒！”

這時，警察隊長帶著幾個嘍啰瘋狂地向台上奔去，下令解散集會，這一下群眾更加激憤了，台下是一片怒吼聲：“把他拉下來！”、“不下來，小心挨揍！”警察隊長氣得臉紅脖子粗，只得走下台來。這時會場里充滿了“打倒寺內內閣！”的口號聲。

12日，名古屋全市大部分工廠都舉行了罷工。有2萬餘名工人和軍警發生武裝衝突。這裡也和其他城市一樣，群眾搗毀了米店和警察崗亭。

在日本的首都——東京，警察當局很早就嚴密監視群眾的活動，工廠、米店和富豪住宅都加了崗，還派出警察隊四齣巡邏，戒備很嚴。但是，他們心勞日拙，東京的市民仍然挺身而起，勇敢地向反動統治者展開了鬥爭。

14日，數萬東京市民在機械工人山本懸藏（後來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並擔任了領導工作）的領導下，不顧政府當局的強暴干涉，在日比谷公園集會，並舉行了轟轟烈烈的示威遊行，與警察進行了搏鬥，被警察驅散的群眾，在當日深夜搗毀了銀座和日本橋。警察廳下令把暴動的群眾全部逮捕，警察頭子正力松太郎親自率領全市警察出動。但當警察跑來抓人時，暴動者已在許多行人的掩護下逃脫了。甚至連小孩也在保護暴動者，不讓他們被警察抓去。這表明各階層人民是敵視日本反動統治者而支持暴動者的。日本共產黨的卓越領導者德田球一當時就在東京，由於米價高漲，他甚至交不上公寓的飯費。當時他也參加了“米騷動”的群眾鬥爭。

“米騷動”在8月中旬達到高潮后，以城市為中心的暴動逐漸被日本政府以血腥手段鎮壓下去，但運動並沒有停止，鬥爭的火把由礦工和廣大農民群眾接收過來。

8月16日以後，“米騷動”向礦山、農村和地方上的小市鎮方面發展。在此期間，日本所有的煤礦工業中心都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在礦山和農村，群眾也同軍警展開了流血鬥爭。

煤礦業是日本各種採礦工業中最主要的部門，煤礦工人佔全部採礦工業工人的2/3以上。他們的罷工，大都是由於不能忍受牛馬不如的生活狀況，不能忍受殘暴的虐待，因而普遍地起來鬥爭，反對抬高米價，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待遇。這些罷工也和各大城市的暴動一樣，具有鮮明的反對天皇制政府反動統治的政治鬥爭性質。

8月18日，福岡縣峰地煤礦的礦工要求增加工資、降低礦區米價。由於資本家無理拒絕，礦工燒毀了管理處和米店，炸毀礦井。資方請來軍隊鎮壓。礦工用炸藥抵抗軍隊的進攻。工人死亡6名，受傷的很多。這個暴動迅速擴大到福岡全縣，12處煤礦工人和軍隊發生衝突。當局命令軍隊殘酷鎮壓礦工，結果有14名礦工被打死。

8月20日，佐賀縣各處煤礦工人暴動，礦工搗毀了礦區建築物和礦主住宅，並痛打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政府動員本縣的全部警察還不能將各處的暴動鎮壓下去。

8月29日，大礦主貝島所屬煤礦的礦工要求增加工資30%，降低礦區商店的米價和物價，要求允許工人到礦區以外的商店去購買物品。資本家拒不答覆，礦工開始搗毀煤礦建築，炸毀礦主住宅，割斷電報電話線，並扣留了礦長作為人質。這一次礦工起義終因遭到軍隊的武力鎮壓而失敗。

9月4日，三池煤礦發生暴動，礦工和他們的家屬都參加了。政府出動了軍隊前來鎮壓，並從熊本縣動員了全部警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把暴動鎮壓下去。

在這一時期的鬥爭中，以山口縣宇部煤礦爆發的礦工暴動最為激烈。

18日，這個礦區的一萬餘名礦工燒毀了資本家的住宅、米店和妓院。他們使用炸藥和武裝的軍警對抗。在暴動的時候，有部分工人被軍警捉去，礦工們組織了敢死隊，決心營救被捕的同志出獄。於是又一次發生了流血衝突。

20日，礦區里鑼鼓齊鳴，警鐘亂響，數千名頭裹白頭巾、系著白飄帶和腰掛日本刀、匕首與手拿竹槍、棍棒的敢死隊員，在高呼口號聲中向著作為臨時監獄的礦山辦事處挺進。軍警的指揮官和資本家一見工人衝來，就決心屠殺工人。早有準備的士兵、警察、退伍軍人和流氓打手，端起步槍、手槍向工人亂射。一霎時槍聲大作，血肉橫飛。當場有15名礦工被打死，受傷的遍地皆是。接著，軍警瘋狂地追逐工人，揮起軍刀、佩劍，亂打亂刺。軍警共逮捕了1828名礦工，甚至連站立不住的傷員，也都被他們用繩子捆起來帶走。整個礦山頓時烏雲遮日，一片黑暗。

在煤礦工人罷工的同時，日本農民為反對苛重的租稅勒索和米價暴漲，也不斷掀起暴動。各地農民成群結隊搗毀糧倉、米店、奪取糧食，或者衝進地主的住宅，燒毀地租賬簿。而且，在有農村工業的地方，還有以當地工人為中心與貧農一起掀起暴動的事情。這樣，工人的罷工鬥爭與農民的搶米暴動互相呼應，成為“米騷動”階段的突出現象。

1918年的“米騷動”從富山縣一個漁村開始，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內，席捲日本全部領土約3/4的地區，包括了東京、大阪、京都等大都市在內的3府、32縣，捲入的人數達到一千萬人以上。

日本從中世紀以來，雖常有農民搶米暴動，但在封建割據局面之下，不過是局部性、地區性的事件。像這樣震動全國的大發動，規模之大和時間之久，“米騷動”還是第一次。

片山潛曾經這樣說過：“日本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如此重要性的暴動。這次的米騷動顯然是日本民眾徹底覺悟的最初的激烈的開端，可以視為現代革命運動的爆發點，這一革命運動從米騷動的剎那間獲得了10倍的力量。”

除了一小撮地主、資本家和反動統治者走狗外，日本廣大人民群眾都參加了鬥爭，而工人、農民則站在鬥爭的最前列。就這點說，“米騷動”的意義遠遠超過了過去日本歷史上的農民運動。特別是工人階級在各地的活動，標誌著階級鬥爭進入新階段。

在城市和工礦區，工人階極顯示出自己的威力，成為鬥爭的核心力量和主導力量。大阪的暴動者中估計有1/3是工人。從東京、神戶、大阪等地被官廳逮捕審判的人的職業看，工人也佔壓倒的多數，各大城市暴動開始時，那些登台演說，進行宣傳鼓動的人，也大都是工人。工人階級還以大規模的罷工來支援城鄉勞動人民的鬥爭，並把作為階級鬥爭形式的“米騷動”提高到高級階段。部落民、城市貧民、低級職員以至下級官吏等，都參加了“米騷動”。尤其使日本政府震驚的，是在吳港的暴動中，海軍士兵也參加進去。其中有數名水兵站在前面指揮群眾，懷裡帶著準備強迫米商承認以每升米2角2分出賣的保證書，襲擊了米商和其他商店。海軍士兵參加暴動的消息，被海軍方面封鎖，憲兵、警察都閉口不談，說明日本反動統治者是如何地驚慌失措。

面對著強大的人民革命運動，日本統治階級一面採取偽善的手段，以天皇名義撥出300萬日元“救濟細民”，又讓三井、三菱等財閥也拿出幾百萬日元，企圖用這點小恩小惠來引誘群眾脫離鬥爭；另一方面則動員一切武裝力量，用血腥的手段對群眾進行屠殺。日本政府在17個縣、60個市鎮和鄉村出動了軍隊，逮捕了好幾萬人，除去現場被殺害者外，單是被加以各種罪名而判處死刑、無期徒期以及其他苦役的就有7813人。日本反動統治者只是靠了軍警的力量才勉強把這次暴動鎮壓下去。

這次暴動由米價高漲而引起，米價雖然是經濟問題，但尖銳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政治矛盾。因此，人民群眾不僅要求降低米價，奪取糧食，而且也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反動的天皇制政府。例如大阪的群眾在遊行示威時就高喊“打倒市政府！”在名古屋的群眾大會上，會議的參加者提出了“打倒寺內內閣”的政治鬥爭口號。很多地方的工人罷工運動，發展到武裝暴動，這就沉重地打擊了日本的反動統治。例如吳港3萬工人熄滅了市內的街燈，在黑暗中打毀米店和富商住宅，高喊“殺死水兵”，和前來鎮壓的水兵團進行了數小時的巷戰。工人有3人死亡，400人重傷，水兵方面也有不少人負傷。

“米騷動”中群眾的血不是白流的，這樣的一次運動使日本反動統治階級受到極大震動。寺內正毅的內閣因此倒台，這是日本人民的大勝利。新上台的原敬內閣懾於革命運動的聲勢浩大不得不對人民作了一些讓步，收斂一點統治者的威風。

“米騷動”是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直接影響下爆發的。但是，日本人民在這次革命運動中，並沒有取得像俄國革命那樣的勝利。原因何在呢？

這是因為這次運動是自發的，沒有組織，各地區彼此之間缺乏聯繫。尤其重要的是，當時日本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日本共產黨尚未成立，還沒有一個能夠領導人民運動、提出適當政治口號、團結並率領群眾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所以儘管轟轟烈烈，震動全國，儘管工人階級參加了鬥爭，並在鬥爭中起了主導作用，最後還是被鎮壓下去。

然而另一方面，還是要看到， “米騷動”對於日本人民的革命鬥爭是起了重要推動作用的，特別是這次運動的經驗、教訓，大大激發了人民群眾對反動派的仇恨情緒，並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德田球一同志在《獄中18年》這本書里寫道：“參加米騷動是我參加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頭一次經驗。我這時痛切感到警察之可惡。對於政府為了自己方便而毫無忌憚地作出的任何粗暴的事情，也極為憤慨。這種憤慨一直繼續下來。”德田球一這幾句話，正代表著當時廣大日本人民的心情。反動統治者的兇惡鎮壓，決不能阻擋人民的反抗，而是恰恰相反。

“米騷動”以後，日本工農運動迅速發展。1919年爆發了東京炮兵工廠及其他兵工廠25000人為期20天的總同盟罷工。神戶的川崎造船廠以及釜石鐵礦、足尾銅礦等處也都發生了2萬人左右的大罷工。在這個罷工的浪潮中，川崎造船廠的工人首先爭取到八小時工作制。這是日本工人階級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鬥爭的重要開端。與此同時，農民運動也進入更高的階段：鬥爭開始沿著“土地歸農民”的思想方向發展。長期遭受賤視、虐待的部落民，也發起了部落解放運動。

“米騷動”的失敗，也使日本人民認識到組織起來的必要性，認識到進行革命鬥爭中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必要性。片山潛曾這樣寫道：“米騷動和巨大的罷工浪潮的經驗證明，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如果是自發的，就不能取得勝利。革命鬥爭的關鍵在於組織。這就是日本無產階級從這一鬥爭中學到的教訓。”

“米騷動”前一年即1917年，日本全國只有11個工會，可是到“米騷動”的第二年即1919年，工會一躍而增加6倍，變成71個，這一年成了工會運動大發展的一年。而過去成立的一些改良主義的工會，也在覺悟了的工人的推動下逐漸革命化。例如“友愛會”在1919年的成立7周年大會上，不再懸掛太陽旗和唱“君之代”，而掛上了紅旗，合唱了勞動歌，並且廢除了鈴木會長的獨裁製，改稱“大日本勞動總同盟友愛會”，隨後在1921年連友愛會的字樣也被去掉，放棄了歷來主張的勞資合作的方針和作為互助團體的性質，開始發展為全國性工會組織。

在“米騷動”的強有力的影響下，日本工人階級鬥爭的高漲和工會組織的大發展，為日本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1922年日本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日本共產黨誕生了。這標誌著日本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日本共產黨把日本人民對反動統治者的怒火化為有領導、有組織的強大力量，繼承了“米騷動”英勇鬥爭的傳統，一步一步地把日本的革命事業推向前進，最後必將領導日本人民獲得自己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