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亞新

宜興，江南明珠，教授搖籃，錢亞新先生的故鄉。據說宜興出了近千名教授，如徐悲鴻、周培源、潘漢年，當然也包括錢亞新。錢先生一生走南闖北，為生活奔波，卻鄉音未改，洋溢著這位宜興才子的戀鄉情結。中國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字維東，號東山。1922年從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后，先後就讀於上海大夏大學、國民大學。1925年錢先生在上海國民大學巧遇啟蒙老師，也是終身導師的杜定友先生，在杜先生的鼓勵下，於1926年考入文華圖書專科。從此與圖書館結下了不解之緣。1928年畢業於武昌華中大學文華圖書科后，一度去廣州中山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工作。1930年回武昌母校工作。1932年後，曾任上海大夏大學圖書館編目組長、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主任、湖南大學圖書館主任、蘇州社會教育學院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南京圖書館閱覽部、采編部主任，代理館長、研究員、研究館員，南京大學、安徽大學圖書館學系兼職教授，中國圖書館學會第一屆學術委員會委員，第二屆、第三屆名譽理事,《江蘇圖書館學報》主編。

1991年，原南圖副館長盧子博發表《錢亞新學術思想述評》，對他已故前輩的作品梳理分析。文中對他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錢亞新先生以其淵博的學識和豐厚的著述，為我國圖書館界所推崇，成為我國圖書館界的一代宗師，我國圖書館界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對錢老獎掖後進尤為讚賞：“他的家實際就是一所業餘的圖書館學培訓學校。許多中、青年同志登門請教，聆聽錢老教誨，錢老都至誠相待，對青年一代的成長傾注了大量的心血。許多青年學子將錢老看作恩師，治學的引路人，看作自己一生所崇敬和學習的楷模。”盧館長所言不虛。我也曾為文章的事多次上門請教，錢老總是循循善誘，使我獲益匪淺。有一次時近中午，還誠邀我共進午餐。當我在四川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後，他特地叫錢師母帶來一張條子，說了不少鼓勵的話。凡長者都能像錢老一樣恭謹寬厚，不擺架子、禮賢下士，那真是後生之福。然而橫眉冷對者也不乏其人。回顧錢亞新一生，時而坎坷，時而順暢。文華畢業后，先後輾轉天津、廣州、上海、湖南等地的十個單位，雖然在圖書館教育、科研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也受盡了顛沛之苦。

1950年起，錢亞新一直在南圖工作，生活倒也安定。然而政治上的厄運卻揮之不去。1957年用“江南春”筆名寫的那篇為改進圖書館工作而向黨進言的文章，正好撞在槍口上。於1958年6月定性為“犯有嚴重右傾錯誤”，他與夫人同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長子被打成“極右”（后平反），多舛的命運考驗著錢氏家人。

“文革”開始了，已是“臭知識分子”的錢老又因一本還未完稿的《毛氏年譜》險招滅頂之災。但錢老始終相信黨會給他平反，會給他出路，因此他選擇了堅強的活下來！正是有了這種信念，錢老才能熬過寒冬，迎來梅開二度。

自從慶祝“四人幫”垮台的鑼鼓一響，錢亞新敏銳的感覺到科學的春天快要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錢老徹底翻了身。省圖書館學會請他出山，主編《江蘇圖書館工作》；南京大學、安徽大學圖書館專業聘他為兼職教授，為研究生講授目錄學。此時的家中，談笑有鴻儒，閱卷聞書香，好不愜意也。

晚年錢亞新迎來了一生中最舒心，但也是最繁忙的日子。作為學報主編，他逐篇認真審稿，一絲不苟，嚴把質量關。作為作者，難以抑制的寫作衝動，使他文思潮湧，筆下生輝。最高時，一年發稿25篇。

古詩云：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正是晚年抱病著文的寫照。由於耽誤的時間太多，此時的一分一秒對他來說都是寶貴的。八旬老人不顧年邁體衰，對圖書館學研究的投入和執著，使人由衷的敬佩。10年中發表的112篇論文完成了他人生征途的最後衝刺，在新時期圖書館學研究的起步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無私奉獻的高尚品德和對黨無限忠誠的赤子之心。錢老在學術上達到的成就，在老“文華”人中是不多見的。

哀榮身後事，傳頌有華章。錢先生的學術貢獻留在人間，錢先生的忘我精神留在我們心。

錢亞新對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和在圖書館界地位的確立，主要憑藉他的研究成果以及晚年仍堅持學術研究的感人事迹。據《錢亞新集》（1991年，江蘇教育出版社）披露，錢先生一生出版了專著17種，發表論文166篇。這些論著，涉及領域極廣，限於篇幅扼要闡述三點： （一）在文華讀書時，他研究過中外學術著作的書末索引。有感於國內尚無專著，編寫出版了《索引和索引法》一書，被杜定友贊為“我國關於索引和索引法的第一部著作”，以後，對索引學的研究從未間斷，自己還動手編製了《太平御覽索引》等7種。在編製索引的過程中，又引發了他對漢字排檢法的研究，出版了《拼音著者號碼編製法》一書，並發表論文多篇。1958年，在錢先生主持下，編製出版了很有影響的《圖書館學論文索引》（二）。

（二）解放初期，中國沒有統一的分類法，各館各行其是。錢先生到館后，利用舊中央圖書館的“四十大類”法進行改編，使之適應新時期圖書的分編，這部分類法一直用到1958年。1956年文化部邀請錢亞新參加我國第一部分類法的編製，參加者都是從事圖書分類的高手。以上這些實踐活動當然得益於他對分類法的理論研究，在他發表的文章中，分類學佔有相當的篇幅

（三）目錄學博大精深。錢先生心有靈犀，從南宋的鄭樵開始，繼而推廣到浙江“三祁”、尤袤、黃丕烈、章學誠、繆荃孫、姚名達，對古代近代的藏學家、目錄學家的思想、學術、品德、貢獻進行研究。目錄學、校讎學的研究是他一生中耗用精力較多的一個領域，如果不是在一生的黃金時段剝奪了他創作的權利，他可能會在目錄學研究方面有巨著問世。分類學也是這樣，由於年事已高，壯志難酬。

有著作就會有影響力，就會引起學術界關注。原南圖副館長孟君孝在1983年祝賀汪、錢二老的茶話會上說：他曾接待過日本國會圖書館的三位朋友，“他們向我打聽錢亞新先生，我告訴他們，錢亞新尚健在，他們立即驚喜起來，像荒漠里發現清泉，激動不已。是什麼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呢？是錢亞新的著作、文章。”

20餘年來，國內發表了不少回憶、評述錢亞新的文章，如倪波先生的《論錢亞新》、白國應先生的《我國著名的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錢亞新》等。

錢亞新在圖書館學、目錄學、文獻分類學、索引法、漢字排檢法、校勘學等方面都有研究，尤其著重於中國目錄學研究，著述頗豐，著有《索引和索引法》(1930年)、《類分圖書的要訣》（1933）、《鄭樵〈校讎略〉研究》(1948年)、《浙東三祁藏書和學術研究》(1981年)，譯有《圖書分類法》(1942年)，編有《太平御覽索引》(1934年)，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