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培明

嚴培明 1960年生，上海人。1981-1986年就讀於法國第戎國立美術學院。1988-1989年法國巴黎造型藝術高級研究院學習。

1993-1994 義大利羅馬法蘭西學院學習。1995年至今為法國第戎國立美術學院教授。先後參加畫室88（1988年，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運動2（1991年，蓬皮杜藝術中心）、中國前衛藝術（1993年，柏林、鹿特丹、牛津等）、威尼斯雙年展（1995年）、里昂雙年展（1997年）、光州雙年展（2000年，韓國）、上海雙年展（2000年）、釜山雙年展（2002年，韓國）等國際大展。

2009年嚴培明同時在中國、法國、美國的頂級藝術館舉辦大型畫展。

2009年2月11日晚，在盧浮宮舉行了名為《蒙娜麗莎的葬禮》的展覽

在這個中，嚴培明用灰色的筆調，以彷彿投影的方式，為蒙娜麗莎舉行葬禮。他將蒙娜麗莎身處其中的神秘背景加以延伸，點綴以無數的骷髏頭。蒙娜麗莎的兩側，是嚴培明垂死的自畫像，對面，是他衰老枯萎的父親，正在見證自己兒子的死亡。

並於6 月 19日至10 月 11日間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推出個展《童年的風景》，以34個巨幅兒童肖像，闡釋其對貧窮、飢餓、不平等、戰爭的理解。

2010 年上海世博會法國館外景的展覽作品《新上海人》（或《上海的小孩》），畫在不鏽鋼上，正反兩面共42幅，畫的是移民上海或者來上海打工的民眾的孩子。

同時他也是第一個活著走進盧浮宮做個展的現代藝術家。並且《蒙娜麗莎的葬禮》展出的五幅作品被盧浮宮永久收藏。第一屆藝術與設計大獎賽候選人

嚴培明的作品，以巨幅黑白肖像為主，一看之下令人震撼、令人心生恐懼。這些人物的面部，被狂野地恣意地塗抹出來，彷彿木乃伊，彷彿曾經在S&M遊戲里被橡皮或皮革面具拉伸變形了，詭秘怪異、似是而非，陰暗、憤怒、恐怖、充滿力量的同時讓人悲哀。

嚴培明的“悲慘世界”

上海世博園法國館前面，排成長隊等候的人們隔著波光粼粼的水池或許就能望見，21塊鋼質畫板上有42張孩子的臉，或嬉笑，或哭泣，或恐懼，或平靜地與遊客對望。當移動到足以看清作品全貌時，人群中開始有人小聲議論起這些孩子的來歷。

沒有醒目的作品介紹，沒有詳細的文字說明，嚴培明黑白筆觸下的《上海的孩子們》，是迄今將700多萬名遊客引入法國館“感性城市”的第一件藝術品。

1999年，嚴培明在巴黎先賢祠舉辦個展《混血兒們的祭壇頌歌》。那是他於1996年創作的21幅索維托兒童肖像、21幅留尼汪島兒童肖像，以及1999年創作的21幅奧比維利耶兒童肖像。63幅黑白單色的兒童巨幅肖像懸吊在半空中，從室外延伸至室內，凝成先賢祠祭壇上的莊嚴。

這一次，一樣的尺寸，一樣的黑白色調，一樣的冷靜嚴肅的視角，這42幅來自上海民工家庭的孩子的巨幅肖像，被認為是11年後的上海續篇。這些孩子跟隨著父母從農村來到大上海，攜著父輩的城市夢，很可能不能正常上學，時常面對來自社會中層的歧視、社會底層的暴力……他們臉上的疑惑、驚懼，明明白白映照著他們面對的這個陌生世界，而嚴培明試圖用畫筆，照出他們“赤裸的人性”。

這個出身在閘北區當年所謂“下只角”、父親是職業殺豬者的上海畫家，是近年藝術品市場上最強勁的一匹黑馬。根據胡潤2009藝術榜公布的數據：2007年嚴培明作品的總成交額是3620萬元，2008年則是7363萬元，漲幅高達103%；而2008年，中國前50位上榜藝術家的總成交額整體縮水25%。他的三件作品《毛澤東——中國的硃砂5》、《在我畫室中的肖像——父親及毛澤東》、《銀色的李小龍》在2008年分別拍出1124、867、693萬元。所以，一位在拍賣行操練了二十多年的老莊家告訴記者：“嚴培明，可以買。”

“口吃是我創作的最根本動力”

2009年2月，嚴培明在盧浮宮舉辦個展《蒙娜麗莎的葬禮》。在與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相距30米的展廳正面，嚴培明以類似投影的方式，用灰色的筆調延伸了蒙娜麗莎身處的神秘背景。展廳兩側，是垂死的嚴培明注視著對面牆上他已逝的父親。

“不裝死，怎麼能進盧浮宮？”嚴培明調侃著這幅自畫像。盧浮宮以古代藝術收藏聞名於世，現代藝術作品能夠拋頭露面的機會實在屈指可數。這次個展，使得嚴培明成為第二位躋身巴黎盧浮宮舉辦個展的藝術家——上一位，是上世紀的畢加索。

嚴培明在上海度過了生命前20年。在他的童年記憶里，口吃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口吃是我創作的最根本的動力”，在那個為了抵擋一切嘲笑挖苦而把自己封閉起來的世界里，他在“拚命尋找另一種不用開口就可以說出自己的表達方式”。慢慢地，他似乎發現了屬於自己的語言，發現了另一個世界。

他開始在板報牆上狂熱地塗塗畫畫，要麼回家為父親畫肖像。第一張素描是對著一張模糊不清的工農兵海報臨摹，第一張色彩畫畫的是四川路橋。漸漸地，他跟一幫年紀相仿的小兄弟呼嘯成群，學習畫畫，崇拜的偶像是當時上海灘的風雲人物陳逸飛、夏葆元等等。在18平米的家中，因為他佔用了唯一的桌子畫畫，一家人站著吃了兩個星期的飯。

“我就是一個畫家，只喜歡畫畫。”自從找到了另一個世界里的這種美妙語言，他再沒想過自己會有第二種人生。

1981年，21歲的嚴培明沒能如願考取上海工藝美院，但他不願意就這樣丟下畫筆。帶著自己的秘密語言，他飄洋過海到了法蘭西，投奔在那裡謀生的舅舅。一落地，先去皮包工廠做工——舅舅能做到的，是讓他成為制包匠；接著去餐館里洗碗打雜；巴黎美術學院又拒了他，這種種失意、艱難和孤苦，他早已習慣。

失意將他領進距巴黎3小時車程的第戎美術學院，這是林風眠曾經求學的地方。嚴培明不止一次講起：“第戎美院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第戎是座頗有貴族氣息的小城，活躍著一群引領當代藝術的先鋒者和評論家。當巴黎美院的學生還在亦步亦趨畫蘋果時，第戎美院連教繪畫的老師都已經去做行為和裝置藝術了。

學裝置的嚴培明卻一門心思放在架上繪畫：“繪畫是很難的，因為這語言太古老了，大家都懂一點，你要是沒有自己的特點和想法很難出來。裝置是屬於觀念的東西，狡猾一點多半可以做成。”嚴培明當然選擇難的。他早年從口吃悟出的秘密語言開始發酵，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視角、切入點和力度。

“我確實是以一個孤兒、流浪漢的身份和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這種生活上的‘漂流’帶給我的是一個獨立思考、發現自我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里，我才能實現一種創作上的自由，發展我自己獨一無二的語言。藝術家要靠自己的觀點、手法、語言在畫布上說。”

放棄色彩，歸於黑白

嚴培明的作品，給人留下更多的印象是永遠單調的色彩：黑與白。正如他在每一個作品里只願意講一個故事一樣：“這樣的方式會被人們記住多一點。”用最簡單的語言講清楚，由強烈對比造成視覺衝擊，是他的作品最獨特的表現力。

嚴培明在法國求學時，西方後現代主義正在崛起。紐約漸成現代藝術中心，歐洲的一批新銳藝術家開始反思，對藝術的地域性、多樣性進行系統梳理，並在傳統上尋找忽略和遺忘的遺產，一批人開始重返架上繪畫。嚴培明的腳步，正踩在西方後現代的頻率上。

1985年，嚴培明決定捨棄彩色。他說這是上海人的小聰明：“處理顏色問題有一個困難，當你面對它時，所有大師的影子都會籠罩著你，你得很勇敢、很偉大。我是一個卑微的人，就逃避了，只畫單色。”

他的畫面變得單純，尺寸卻被極度放大。北京匡時拍賣公司油畫部經理尤永這樣形容嚴培明作畫時的狀態：“他把繪畫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他作畫的過程像是一場搏鬥，他不是在描繪、塗抹或揮灑，他舞動著長刷子直接攻擊畫布、嘭嘭作響，顏料飛濺。”他將自己與畫布置於一種攻守關係中，一陣進攻之後，再退後出局，遠遠地望著，謀划著下一步的進攻方向。

在他大尺寸的畫布下，總是涌動著粗礪狂放的筆觸和無與倫比的力量。1983年參觀荷蘭梵高博物館時，他特地買了幾張海報，趴在一邊數起梵高作品上的筆觸。他盤算著，自己得在更大的畫布上塗抹多少次才能完成一幅作品，這時候他決定開始用更大的刷子，甚至幾把綁在一起的刷子。他說，“大尺寸的作品給人的視覺衝擊是巨大的。”這個經驗，來自中學時代臨摹大字報。

一位阿拉伯王子曾邀請嚴培明為他畫一幅小尺寸的李小龍像，但他以李小龍只演過大銀幕電影，沒演過小熒屏電視為由拒絕了。嚴培明喜歡畫大畫，因為那是“能讓人走進去的東西”。

策展人侯瀚如說：“嚴培明是這個時代最堅定和最不妥協的畫家之一，看他強有力的作品，讓人充分感受到緊張和衝突的力量，並意識到藝術與人生的密不可分。”

我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

在單色調的筆觸下直面死亡，是嚴培明偏愛的主題。他在蒙娜麗莎葬禮的背景里加了無數骷髏，也把骷髏畫在美元上。“面對死亡，你不能逃避。沒有人能逃避死亡。”在自畫像里，他常常躺在棺材里，或是吊在繩索上，或者直接就是一具骷髏。

嚴培明是在父親去世后開始真正意識到死亡這個命題的。“當一個人開始懂事的時候，身邊就陸續有人死去了，你會接觸到殯儀館、火葬場。當父母去世的時候，你會突然醒過來，意識到，快輪到你了。”這之後，他開始了大量的關於死亡的創作。

他想象中自己的死亡是這樣一個姿勢：“兩腳一伸，蓋塊白布，這個姿勢是世界上最普遍、最簡單的。”他還為自己的棺材畫了兩個手柄，“這個手柄一伸就送進冰箱了。”

但死在嚴培明的筆下永遠敵不過生的誘惑。“我倒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

2008年，在美國的Life Souvenir個展上，他把為美軍陣亡將士所作的肖像掛成一排，在對面掛上一組鮮紅的新生兒的畫像。走入展廳的觀者，被置於生死的界限上，多少感到難以呼吸，最後總是更多地被紅色那一面的生命所牽動。

在另一次展覽的一幅自畫像中，嚴培明脖子上套著繩索，但椅子尚未踢掉，眼睛仍在掙扎著轉動。“有的時候很不想活了，但是生的慾望總是大過於死。”

生高於死，這想法在他年少時就懵懂出現。嚴培明那時的夢想，除了去電影院畫海報，就是給逝者畫遺像，想著“只要有人死去，我就有工作”。他將生死糅在一起，變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1日，嚴培明在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舉辦了個展《童年的風景》。空曠的展廳里，34幅印刷在半透明旗幟上的巨幅兒童肖像倒懸在半空中，在鼓風機的巨大引擎聲中嘩嘩作響。

旗幟上的這些孩子都是被遺棄在醫院裡的孤兒，身上滿是紗布、管子，驚恐地瞪著你，跌跌撞撞，充滿掙扎。在鼓風機的吹動下，他們的臉在一個個瞬間扭曲成不同的表情，吶喊，哭泣，麻木，追問，千瘡百孔，無依無靠，在列列作響的旗幟間向世界傳達生的苦楚和悸動。

每天閉館后，鼓風機停止了工作，一面面旗幟垂落在灰暗的背景中，孩子們乾癟了，安睡了，一切的悲傷、恐懼和憤怒都靜靜消散，四周寂靜，如同一座墳墓——嚴培明為這個作品起名“下半旗”。

當新的一天來臨，這些低垂著的孩子們又會重新獲得生命，殘酷而痛苦，繼續敲打著參觀者的靈魂。像是生命與死亡的輪迴，只是死亡的那一段，只有嚴培明獨自品味。

我的標準是定在最頂峰

像許多藝術家那樣，嚴培明說，拍賣行里數字的漲跌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我過著很簡單的生活。能養活自己，我就很滿足了。拍賣行跟我無關，這些東西都是二手市場。”所以，因為2009年拍賣總成交額不足700萬元而跌出了“2010胡潤藝術榜”前50名這樣一條消息，對他來說也沒有任何意義。

然而對於自身的藝術價值，他的判斷相當準確。2005年第一次回國做個展時，嚴培明在展覽序言中寫道：“我的標準是定在最頂峰的，要做受全世界公認、在全世界有影響的藝術家。我現在還沒有進場踢球，還在坐冷板凳；我的路還沒有開始，還在做準備工作。”而2009年做完盧浮宮的展覽后，他已經“偶爾從冷板凳上站起來，開始上場了”。

從1987年完成第一幅毛澤東的巨幅頭像，到1991年在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舉辦第一次個展，旅法求藝10年的嚴培明，借著毛澤東在西方的影響，叩開了西方藝術界的大門。他說：“通過他的歷史，我的故事剛剛開始。”

嚴培明從不掩飾自己對毛澤東的熱愛，由於80年代初就已離開中國，他從未接觸過文革反思的時代，“我對毛的印象固定在了那個時刻。我刻畫的毛總是正面的，展現其巨大力量的。”

類似的力量也存在於懸掛在第戎火車站的《李小龍》上。初到法國時，嚴培明經常和華人工友去電影院看李小龍的電影，這位窮人的英雄給了漂泊異鄉、半工半讀的嚴培明生活的信念。2004年，他分別在法國巴黎和德國曼海姆舉辦了以李小龍為主角的《猛龍過江》個展。

以毛澤東像出名，又先後畫過希拉克、普京等政治人物，嚴培明並不喜歡被稱為“政治畫家”。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記載歷史的“歷史畫家”，但他敏感。

2008年，美國大選尚未揭曉時，他就已經完成了奧巴馬的巨幅肖像，“我知道他會贏”。在奧巴馬的就職典禮當天，白宮舉辦了一個關於新總統的藝術展，顯要位置擺著嚴培明的作品。在2009年舊金山的個展《Yes！》上，這幅奧巴馬的肖像又成為了伊戰陣亡士兵和新生兒群像的旁觀者，“他需要士兵，需要美元，更需要新生兒。”

嚴培明始終保持著規律的、相對隔絕的生活，每天泡在第戎工作室十幾小時，很少應酬。陪法國總統訪問中國，他說“跟班湊合湊合”；摩洛哥王子想訂他的畫，他說“必須在我的工作室畫而不是在王宮”，所以就有王子下駕光臨他那工廠車間一樣的畫室的故事。

黑與白真的有意思

一徠月初，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就職典禮當天，白宮舉辦了一個關於奧巴馬的藝術展，展會的顯要位置擺放著中國藝術家嚴培明為奧巴馬畫的巨幅油畫，這是幾個月前美國一家基金會預訂的。

2009年2月11日，巴黎羅浮宮敞開大門，迎來了有史以來第二次現代藝術大師個展：嚴培明——“蒙娜麗莎的葬禮”。眾所周知，法蘭西的藝術寶庫——羅浮宮博物館展示著法蘭西為之驕傲的先輩大師們的古代藝術收藏，現代藝術作品得以拋頭露面的機會實在屈指可數。這次個展，將使嚴培明成為自上世紀后第二位躋身巴黎羅浮宮個展的大師。而那個前無古人的第一位，是畢加索。

失意的幸福之選：第戎

第一張素描是對著一張印刷模糊的工農兵形象臨摹，第一張色彩畫畫的是四川路橋的風景（不太通），畫得灰灰白白不知所云……漸漸地知道了這是自己所鍾愛的藝術，漸漸地與一幫和自己經歷相仿的小兄弟們掌握了繪畫技術，並有了專業功底，有了很崇拜的偶像，譬如陳逸飛、夏葆元等等。上海工藝美術學校的拒絕是嚴培明至今常掛嘴邊的詼諧話題。其實，幾年以後，那幫一起畫畫的小兄弟，為了爭脫這座學校留給他們的束縛，付出了與求學相同的氣力，當然這是另外的故事了。

20歲擁有錳鋼十四型自行車的嚴培明，有一位在法國生活的舅舅。在巴黎，舅舅所能做的只是可以讓他成為制包能手，其他只能靠自己開拓。巴黎美術學院用另一種方式拒絕了這個來自東方的藝術聖徒（雖然十年以後他被任命為巴黎美術學院藝術委員會主席）。失意把嚴培明帶到了距巴黎3小時車程的第戎，第戎接納了他，讓他成為第戎美術學院的學生：“在第戎美院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嚴培明不止一次在不同場合說過。另一位大師林風眠也是在這所學校求學成長的。

在法國，第戎是一個具有貴族氣息的小城，有著一群引領當代藝術先鋒意識的評論家與活動家。正是他們，將第戎美院變成了藝術大師的搖籃。當時的巴黎美院還在教人畫蘋果，同一時期，第戎美院連教繪畫的老師都去做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了。學裝置的嚴培明一門心思放在架上繪畫：“繪畫是很難的一件事，因為繪畫的語言太古老了，而是大家都懂這個語言，你要是沒有自己的特點與想法是很難出來的。裝置是屬於觀念的東西，狡猾一點都可以做到。”第戎美院讓嚴培明懂得了繪畫要表現什麼的重要性，讓他慢慢地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對繪畫的看法。“藝術家的成長要靠自己的觀點、手法、語言去表達自己所要說的東西。”嚴培明如是說。

色彩的逃避之選：黑白

嚴培明到法國求學時期，是西方後現代主義崛起的時期。二戰後世界文化重心漸移美國，紐約成為現代藝術重鎮。歐州戰後重建之後，新銳藝術家開始重新思索藝術屬性，對前一時期藝術的表現物化進行了反思，對藝術的地域性和多樣性進行了系統考量，開始尋找在傳統中忘卻了的東西：留戀——模仿——再造，重新回歸架上繪畫，在繪畫中尋求自己的語言方式。正是這一時期，嚴培明踏在了後現代主義命脈上，嚴氏語言開始在世界藝術舞台大聲說話。

1985年，嚴培明捨棄了彩色，專註於黑白，對此他的解釋是“每當你調顏色的時候，總有前輩在你眼前出現，於是用這樣的方式‘逃避’跟大藝術家的碰面。上海人有小聰明，你跟他們碰面的話，很傻，避開他們尋找自己的天地。”於是色彩不見了，嚴氏繪畫語言否定色彩，迴避色彩，使畫面變得單純了，尺寸被無限放大，視覺衝擊力加強了，兩種東西，兩個極端，單純而巨大。創造過程類似行為藝術，舞動著長刷子，肆意揮灑，顏料飛濺，整個過程像是一場搏鬥。

以極快的速度完成一張大畫，在塑造形象的同時解構形象，在偶像崇拜和偶像攻擊之間遊離，用單純的方式在強化表現性的同時，也部分消解了繪畫的語言難題，把畫室中的肖像畫創作變成了引起公眾關注的藝術行動計劃，並且保留著與畫布對抗的全部痕迹。著名策展人候瀚說：“嚴培明是這個時代最堅定的最不妥協的畫家之一，看他強有力的作品，讓人充份感受到緊張和衝突的力量，並意識到藝術與人生的密不可分。”

父親與死亡：永遠的課題

1987年，嚴培明開始畫毛澤東的巨幅頭像，那年看到他從第戎寄來的照片很是吃驚：黑白、紅白、尺幅巨大，形象逼真而誇張，著實讓人吃驚不小。對此，嚴培明的解釋是：“毛澤東是一個形象，也是一個中國的歷史，我本人沒有歷史，大家都知道毛澤東不知道嚴培明，我畫了，現在大家都知道嚴培明畫過毛澤東。”當然這只是一個切入點。1991年他在法國做的第一個個展，全部是同一主題。嚴培明為這個展覽起名叫“通過他的歷史，我的故事剛剛開始”。的確，嚴培明從此出發，開始了他的大師之路。李小龍是另一位家喻戶曉的中國人，嚴培明同時也瞄準了他：“我喜歡李小龍的電影，看了很多，就想畫了，看到李小龍我覺得要畫半身也要畫全身，這個想法把我帶入了新的感覺。”

父親與自畫像，是嚴培明永遠的繪畫課題。曾經在黃昏時分接到過他的電話，淡淡的說父親過世了，很淡，只是告知，但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關於父親與死亡的作品不斷湧現。“因為我父親的去世，所以對死亡這個問題，我特別敏感。”嚴培明如是說。為了紀念他的父親，他將回國后的第一個個展起名叫“嚴培明：獻給我父親，第戎——上海——廣東”從精神上將他的父親帶回中國。嚴培明的自畫像都很沉重，他自己說是自卑，又說喜歡悲慘故事，於是把自己想象成一個悲劇的人。已死的，吊死的，還有化作骷髏的，想象自己已經死亡，兩腳一伸白布一蓋，還特地畫了兩個手柄，“手柄一伸我就進冰箱了”，他說。為了知道自己骷髏的樣子，嚴培明特地到醫院做核磁共振，得到了上千張圖像資料，最後有了非常棒的作品“金色的骷髏”。另一方面，極端相反的，他覺得活到八十歲還太年輕，要到自已不想活了才肯走。

我從未覺得自己很成功

嚴氏的繪畫語言是單純的，同樣嚴氏的生活語言也是單一的。嚴培明始終保持著規律的、甚至相對隔絕的生活，每天十幾小時泡在第戎的工作室里，甚少參加社交活動。

對於陪同法國總統到中國訪問，他輕描淡寫的說：“跟班去湊合湊合”，沒有衣錦還鄉的得意，也不留戀風光無險的社交場，卻在行程中與盧浮宮館長探討“蒙娜麗莎葬禮”的計劃。當摩洛哥王子想要訂購嚴培明的畫，嚴培明對王子的代表說，要在第戎的畫室里畫，而不是在你們的王宮；代表提出價格異議時，嚴培明說，我不著急，可以等。等到王子有錢了，我再幫他畫。於是，就有了摩洛哥王子拜訪他那大而陳舊像工廠車間的第戎畫室的故事。今 年初，美國 新任總統奧巴馬就職典禮當天，白宮舉辦了一個關於奧巴馬的藝術展，展會的顯要位置擺放著他為奧巴馬畫的巨幅油畫，這是幾個月前美國一家基金會預訂的。

“我不停地工作，就像機器開在那裡。中國藝術家可以吃老本，一張畫成名可以吃一輩子，在西方，藝術家越成功越努力。”嚴培明經常說自己沒有成功的感覺，所以只能一直畫下去。

嚴培明：在盧浮宮"為蒙娜麗莎舉辦葬禮"的人

嚴培明很驕傲，也很樸實。這個從20歲到30歲在法國餐館打工，一邊打工一邊畫畫，一聲不吭的小子，果然混出了名堂。三十而立，他變成了藝術家，之後，他獲了大獎，進入西方著名美術館展覽，他被捧的更高。今天45歲的他，已經成為美術界的大家。雖然中國人知道的少。

不過，知道不知道都沒關係，嚴培明也不太在意。他的標尺是世界一流的畫家，那麼，一流自然要去一流的地方，讓一流的人看到。他內心很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無論從藝術還是從生活，他都很懂。拋開藝術本質，談藝術購買價值的話，他也比普通中國藝術家更懂西方藝術的遊戲規則。而今天的藝術界，西方儼然已經掌握了所有的標尺和話語權。

今天，當中國畫家竭力想進入國際市場，在國外混了多年的他卻已在市場上，對著買家挑挑揀揀，給開自己一個更高價，他當然會說，我為什麼要和中國畫家為伍？和中國藝術家為伍，就是放低了自己的身價。“牆外開花牆內香”，這一道理不僅用於張藝謀等第五第六代的獲獎電影，用在嚴培明也沒問題，他開出了花，獲得了老外的欣賞，在國內自然會得到更多的仰慕。

嚴培明的畫很有意思。極具張力，雖是肖像，但面目模糊，黑白或大紅的畫幅透出某種不安、狂燥、慘烈的氣息。而他的人卻笑呵呵的。有年輕學生傻傻地問，為什麼你的畫和你的人不同。他乾脆回答，和自己畫一樣的藝術家肯定是個不好的藝術家。但看他的畫，聯繫畫的背景，你會感到，這個內向，有點口吃，不是很會表達的人，肯定經歷了很多國內不少藝術家沒有經歷過的折磨——忍辱負重的生涯。在他的想象世界，內心深處有很多矛盾、複雜的情緒，才會造就這樣一些令人不安的作品。

當然，分析“人”很不應該，沒有人能窮盡另一個人的內心。我就此打住。但會想到，如今的年輕人，或許會覺得在地鐵唱歌，去餐館打工是浪漫的事情。若你做十年，能堅持嗎？因此，嚴培明的成功也在於此。他自認是個純潔的人，沒雜念，想做什麼就去做了，而且堅持做，一直不放棄。他讓生活變的很簡單，並遵循一些最簡單的道理。比如不和水平差的人為伍，不著急，從不趕時髦，只堅持自己，喜歡畫畫就一直畫。

坦白的說，中國目 前焦躁的環境，的確很難讓人那麼平靜地堅持。誰知道10年後會怎樣，不安全感瀰漫於很多人身上。或者嚴培明在畫中表現的情緒，倒能契合不少人的感覺。

面對一個西方體制培養出的成功者。我倒想起了林一林那些關於藝術家成功的話題。林一林思考的更多，他關注中國這個整體，他有中國情節，希望能出更多的本土藝術家，不要被西方淹沒。但嚴培明不，他沒有接受過中國美術學院的培養，他的中國是想象，而和現 在的中國相差萬里，他完全接受了西方的觀念和體制。他處世是實際的，作品是虛構的，人是矛盾的，同時更是實際的。他更多去經營自身的發展，而對中國，他是疏離並悲觀的，他認為這個宏大主題象一個荒謬的悲劇，離他越來越遠。因此，坦率的他自然流露出自己的不恭謹。他說剛去法國時，法國人瞧不起中國人，那一刻，我忽然想問問，那麼今天，是不是你也瞧不起中國人呢？

1996年“國際風景”，法國第戎

“來自索維托的面孔——21張兒童肖像”，法國索維托

1997年“死與生”，法國多爾

“隱形人”，美國檀香山

1998年“顯形人、隱形人”，瑞士日內瓦

1999年“108個孩子的肖像”，法國馬孔

“隱形菩薩”，比利時布魯塞爾

2000年“孩子和陌生人”，法國蒙太利馬

“自畫像”，英國倫敦

2021年，入選《2021胡潤中國藝術榜》排名第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