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萬萬人民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來到了中國拍攝了這部關於中國抗戰的記錄片。在世界電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稱為紀錄電影的先驅，與美國的羅伯特·弗拉哈迪、英國的約翰·格里爾遜和蘇聯的吉加·維爾托夫並稱為四大紀錄電影之父，與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創作生涯最長，在長達60餘年的創作生涯中拍攝了60餘部影片，一部尋找失落青春的詩意紀錄《塞納河》曾使他獲得1957年的戛納金棕櫚大獎。中國的抗戰不僅掀起了中國電影人的創作熱情，也吸引了國外電影大師的鏡頭。20世紀30年代末，多位國外記錄片導演來華攝製影片，他們中最傑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

外國人來華拍紀錄片的歷史，最早大約可以追溯到電影誕生的那幾年。1896年，盧米艾爾兄弟派出了數百名攝影師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攝影師就曾來華拍片。此後，美國人、義大利人、蘇聯人、瑞典人都曾經把鏡頭對準過中國，但多是風光片及風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紀錄，直到戰爭的悄然到來。1935年，在燕京大學任教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搖攝影機拍下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場面，今天已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來了，這個“飛翔的荷蘭人”飛到了中國，與他同行的還有偉大的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在1936年，兩個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內戰爆發之際，把攝影機和照相機的鏡頭對準了這片燃燒的土地，伊文思拍攝了廣受讚譽的紀錄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攝《共和軍之死》的照片一舉成名。“紀錄”擁有了出生入死的剛毅血性。從此，“什麼地方燃燒，就去什麼地方拍攝”被奉為攝影師的職責。西班牙內戰是西方前線，而中國戰場則被稱為是反法西斯鬥爭的東方前線，從西方前線遠涉到東方前線，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國拍攝的珍貴圖像彷彿西班牙影像的迴音。1938年4月初，在抵達中國不久，二人便拍攝了“台兒庄戰役”，那是值得慶賀的第一場正面擊潰日軍的勝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線拍攝，最終未能拍到決戰的場面，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沒人敢為他們的生命承擔風險，但他們還是抓住機會在台兒庄附近的小樹林中拍攝了這場戰鬥。伊文思回憶說：“我不是一個作家，我通過畫面能夠更好地表達自己，我一定要表達死亡對我意味著什麼，不僅僅是拍幾個屍體，而是拍攝整個一段，死亡牽連到的往往是許多人。我觸到了中國，中國也觸到了我，我拍了戰爭，拍了一個在戰爭中瓦解，又在戰火中形成的國家，我看到了勇敢！”

紀錄這場戰爭的《四萬萬人民》成為了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寫照，並且起到了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這些影像成為後來中國抗戰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攝的遭日軍空襲后的劫難場面。

本片表現了台兒庄戰役中國軍隊與日軍展開激烈戰鬥；漢口八路軍的重要軍事會議上，周恩來、葉劍英等領導人講話和研究軍事形勢的情況；西安人民舉行抗日遊行的場面。影片在美國和法國上映后，引起了轟動，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用。

1938年，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伊文思堅決表示支持中國的抗戰。他在愛國華僑的資助下，受美國當代歷史電影公司的委派，經過周密的準備，經香港來到漢口。他親赴前線，拍攝了紀錄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這部大型紀錄片。

正如卡帕那句永遠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夠好，因為你離得不夠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戰場觸雷身亡，如一個不參與殺戮的鬥牛士般身著光彩耀目的鬥牛士裝束轟然倒下，而伊文思繼續潛行在戰火中。

伊文思的冒險不是賭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輕生，而是為激情所貫注，為信仰所戰鬥的勇氣。在中國抗日戰場上，在越南抗美的叢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擊中，甚至在70歲高齡，依然在戰火中拍攝。這個“飛翔的荷蘭人”被祖國放逐，卻四次來中國，他稱中國是收養他的“第二故鄉”，他愛這裡的人民。

紅色電影的開端——延安電影團

伊文思在臨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攝影機（這台機器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和幾千尺膠片交給了一位左翼影人吳印咸，這位吳印咸後來被稱為共和國攝影藝術的拓荒者。1938年秋，吳印咸和袁牧之兩人帶著這台攝影機和從香港購得的全套電影器材到達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電影團”。

最初電影團只有6個人，有電影工作經驗的僅有3個。1938年10月1日，電影團開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記錄片《延安與八路軍》。1940年袁牧之將完成的影片底片帶到蘇聯，沒想到正好蘇德戰爭爆發，沒能在蘇聯印出拷貝送回國內放映。進入40年代后，電影團拍攝了多部新聞短片，在根據地露天放映。

為什麼要說是四萬萬人

孫中山認為中國人四萬萬是滿清乾隆時候調查得來的。其實，終乾隆一朝，清朝官方統計的人口數從未達到四萬萬。實際上，直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官方統計的人口數才有史以來第一次達到了四萬萬，這就是“四萬萬同胞”最原始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