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學校

民辦學校教育質量保障問題，事實上是討論如何提高民辦學校的辦學質量和效益。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對我們民辦教育能不能在教育資源國際化、市場化的條件下，求得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分三個方面和大家做一些共同討論。

關於民辦教育質量保障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特徵，為什麼我們要提出一個質量保障這樣一個概念。質量保障不是一個宣傳，更重要的我們認為質量保障這一概念的提出，基於下面三個考慮：第一個考慮，對民辦學校來說，我想強調一個觀點，叫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因為從傳統意義上說，我們中國的民辦企業家都有一個通病，小富即安，我這個學校辦的不錯了，在當地很有影響，有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好象也是一個最好的學校。如果我們有這樣一種思想的話，那意味著民辦學校在走下坡路。在我們看來只是一時的標誌，更好是永恆的追求，作為教育工作者，要追求今天比昨天做的更好。有人經常問我，一個人的壽命有多長？男性平均72歲，女性長些，平均74歲。我說在我看來，人的壽命如果抽象的看，和任何組織、學校一樣，只有三天，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那我們學校質量保障，可以保障今天是最好的，保障我們明天做的更好。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我認為在現代社會當中，不管是個人還是組織，要取得持續發展，這是一個基本的要點，同樣，我們都是教育工作者，我們教師都奉行一句名言，要給學生一杯水，我們自己就得有一桶水。但是，我可以說從現代社會發展來說，這句話已經落伍了，過時了，不成立了。教師要給學生一杯水，你自己必須是一條小河，一條小溪，就是長流長動的，在流動過程中，自我否定，自我更新，自我發展，自我提高，

但是，更要自身的努力，完善自身的管理機制和體制。原因在於市場在不斷地變化，市場也要更換，怎麼辦，那得要有機制保障，所以我們的觀念，即要靠外部支持，更要靠內部的努力，是建立這三個觀念基礎之上的。第一個觀念強調，最好只是一時的標誌，更好是永恆的追求，保持我們學校要建立一種機制和體制，來促進我們學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第二個觀念，教育是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的自身仍然存在著一個持續發展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強調綠色教育，建設綠色校園，也就是建立一種學校內部可持續發展的運行機制和體制。第三個觀念，我們學校的發展，要依靠爭取外部支持，要依靠自己內在的努力。

在這樣一個指導思想下面，教育質量保障有三個特徵，第一個特徵：自主性。換句話說我們不靠外部力量。我們雖然要應付行政檢查，求得外部支持，不然我們很難生存。但是，我主要是著眼於讓我們的努力來提高和保證質量。把質量看作是我們學校發展的生命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非常強調學校一種質量文化的建設。質量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所謂質量文化的核心是什麼，質量文化的核心，是一個觀點，兩個優先，三個全面。一個觀點：簡單講，質量是我們民辦學校的生命線，這是個最基本的觀點。

兩個優先：教師和學生相比，學生優先，學校的一切工作圍繞著學生，為了學生。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為了一切學生。這就是我們做為教育工作者對社會的一種承諾。我們把它當作自己的使命。所以，和學生相比，教師是第二位的，離開學生，我們學校要教師幹什麼，回家。這是第一個優先。第二個優先，管理者、辦學者和教師相比。教師優先，這個我們有人可能想不通，我請他來的，我出錢的，為什麼他優先，請大家千萬注意，我們的教師是在教學的第一線，對我們教育來說是培養人的，培養人依靠的是教師。教師的水平，教師的質量，教師的凝聚力都是學校生存發展的關鍵。民辦學校如此，公辦學校也是如此。我們在華東師大教育學院提出，你們可以得罪書記，得罪院長，但你要得罪教師，對不起，請你下崗。一個學校靠誰，靠教授們在第一線工作，在第一線拼搏，才會有這個國家重點學科，哪個國家重點學科學校沒有教師，還要院長幹什麼，沒意義，所以與管理人員相比教師優先。這是學校質量保障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為此，提出三全。第一，是全面質量觀，不僅看知識還要看能力，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全面發展。看你價值觀。第二個是，全院的參與，質量不是考提高，要靠全體員工，還有學生，依靠大家共同努力，才能保證教育質量，校長本事再大也不行。第三個全，全過程質量管理。質量貫穿於教育的全過程。從招生的第一天開始就和質量有關。不是只看畢業生，招生是個重要的環節，概括起來，說學校要有一種質量文化的氛圍。

教育質量強調的是診斷性，強調自我的反思，不斷的回顧，回頭看一看我走的路，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敗的。成功的原因在哪裡，失敗的教訓在哪裡。通過這個原因分析不斷的總結。

激勵性，激勵調動人的積極性，幫助我們的學生，幫助我們的教師樹立自信心。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心理學的原理。強化、表揚、肯定的批評要有意義。自信是學生成功的基礎。學校要提高對學生的期望。對教師的期望。前一段，我在福建的一所民辦學校考察，他們自己的定位是他們的學校是一流校舍，二流的教師，三流的生源。教育質量還不錯。我當時想，這樣的定位，這個學校是辦不好的。對自己進來的學生都沒有信心，學生都是灰溜溜的，看到學生的長處，他們父母都是企業家，從小就有企業家的氣質，不是其他學校所共有的。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學生、教師作這樣的分析是不可取的，一下子就把一大批學生、教師放到二流、三流怎麼行呢？為什麼不能完成一流的校舍、一流的教師、一流的學生。最後要辦成一流學校呢？一下子把教師和學生都推向對立面。想要把學校辦成一流才是怪事？

“提高社會、學校、政府對學生和教師的期望，是教育成功的基礎和保證”這句話是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1997年2月，在一個施政報告當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美國教育質量，基礎教育質量其新的滑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家長、學校、社會對學生沒有期望或者是期望不高，學生沒有自信，是導致教育質量滑坡的重要原因。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整個教育質量的提高，就是要強調教師、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堅持一種人本原則，激勵的原則。

由於私立學校在我國的再現還只有幾年時間，加上我國當前處於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政府包辦教育的格局並無明顯的改變，民辦和私立學校在生源、師資和辦學經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從事基礎教育的私立學校，可分兩類：一是人們所說的那種“貴族學校”，由於其收取超常的高額學費，其服務對象僅限於極少數“大款”，一般工薪階層根本不敢問津，更不用說普通社會居民。另一類被人們稱之為“平民學校”的私學。或是辦在城鎮，以無城鎮常住戶口及進城經商的工人和農民的子女為主要服務對象；或是辦在農村公辦小學服務半徑以外的邊遠地區，名為學校，實為教學點。由此可以看出，這兩類學校都遠離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居民，創辦伊始就存在著生源問題。特別是“貴族學校”的服務對象的問題更大，已經引起各方面的非議。

又如私立學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自學生的學費和不穩定的社會捐助，一般都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而難於進一步改善辦學條件。甚至有些私立學校開辦幾年至今，仍蟄居於租借的校舍之中，而無屬於自己的教育場所。

再者，師資問題也是私立學校面臨的一大難題。私立學校的教師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招聘退休教師，這部分人具有豐富的教學和管理經驗，但年齡偏大。二是剛畢業就應聘的青年教師，這部分人有熱情，但經驗不足，加之面臨著評職稱和住房、醫療保險、退休金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往往呆不長久。三是以高薪聘請的公立大學教師（教授或副教授），或從其他公立學校“挖”來的骨幹教師，這二部分人具有比較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和深厚的理論功底，但往往存在一個突出問題，即當面對私立學校的學生在智力、能力、知識水平和生活背景等方面參差不齊的問題時，他們原來在公辦高校或中小學中所形成的那一套劃一的教育教學方法，就難以適應現實的需要了。總之，私立學校不但缺乏穩定的師資隊伍，而且其現有師資在年齡結構等方面也極不合理。這些問題不解決，勢必影響學校發展的後勁及其預期的辦學水準。

首先應當肯定地是，在私立學校舉辦者中，並不乏置名利於度外，而甘心獻身於教育事業的人士。但是，與此同時又應看到，借辦學撈錢者也確有人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明確規定：在我國境內的所有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都必須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執行國家的教育教學標準和保證教育教學的質量。因此，“培養德、智、體等幾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是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都必須堅持的辦學方向。但是，部分私立學校的辦學方向卻有悖於此。因為私立學校強調升學率，整天抓文化課教學，忽視學生的能力和特長的發展以及培養，說嚴重一點，這就是抹殺學生的天性和純真的心性和創造力。例如，對極少數私立學校，尤其“貴族學校”來說，究竟誰能享有受教育權，完全取決於金錢的力量。正象人們所評論的那樣：“校門八字開，無錢莫進來。”又如在教學內容方面許多私立學校往往片面強調熱門科目，而對諸如政治、道德、歷史等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關的科目和內容相當輕視，甚至根本就不開設；再如在培養目標上，有些私立學校口頭上稱按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培養人才，而實際上卻是以非常奢侈的生活和學習條件造就著一批“小貴族”。

如有的私立學校校長和教師的職責與義務不明，都是校長做主，雖然有時說講民主，可最終還是校長一言堂。缺乏必要的制度管理；又如有的私立學校沒有應設的董事會組織，其黨、團和學生會、少先隊等組織也不健全等，即使有，也是形同虛設。

多年來，人們公認我國現行教育管理體制存在政府“統得過死”的弊端。為此，輿論界不斷發出教育行政部門“放權”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呼聲。在此期間，也曾有不少“放權”舉措出台，問題是至今仍未跳出“一放就亂，一亂就統，一統就死，死而再放”的怪圈。可見，問題的癥結不僅在於政府放權，還在於政府把權放給誰，怎樣保證“放而不亂”？多年的教訓表明，教育行政體制改革若沒有相應的學校管理體制改革措施配套，很可能落空。

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中學和小學先後實行的學校行政制度有：校務委員會制(1949-1952)、校長責任制(1952-1957)、共產黨支部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1958-1963)、地方黨委和教育行政部門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1963-1967)、學校革命委員會制(1967-1978)、共產黨支部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制(1978-1984)、共產黨支部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1984)，以及校長負責制。這種演變過程，一言以蔽之，是經歷在名副其實的校長負責制與名不副實的校長負責制之間長期徘徊之後，長期定格於校長負責制。

“校長負責制”彷彿是1952-1957年間“校長責任制”的同義語。不過，其中也可能有微妙的差別。“校長責任制”意味著校長對委以責任的上級部門承擔的責任，而“負責人”的含義近於“領導人”。只是這種差別甚微，可以不計。不過，這也不只是一個用語問題。因為儘管所有學校都少不了有“校長”崗位的設置，而在不同國家，校長的身份卻不盡相同。關於這個問題，容后再議。

自然，“校長負責制”作為一種學校行政制度，不限於校長職責的設定，還包括相應的學校內部不同管理層級職能的劃分。說到我國行之已久的校長負責制，其實，它實質上是“一長制”。有一句格言，叫做“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它至今仍廣為流傳，正由於它是這種校長負責制恰當的註釋。

我國學校管理制度的沿革，雖然證明“一長制”的校長負責制是我國特殊的教育歷史的選擇，問題在於為了變革現行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教育行政部門應當把權下放給誰？如把權下放給校長而無完善、有效的學校自我管理與監督的機制與其配套，其結果究竟是“一放就活”還是“一放就亂”，勢必取決於校長的人格，取決於校長的“好”與“壞”，而關於校長的選擇，學校中的芸芸眾生又無權過問，只能訴諸教育行政長官的決斷。正由於這種格局不甚可靠，才使學校管理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

“學校管理體制”與“學校行政體制”似乎是同義語，其實，這二者是用不同視角看待同一問題。後者是行政學、法學概念，著眼於學校系統的結構與管理許可權的劃分，前者是管理學的概念，著重考慮的是學校系統的管理功能。儘管它們屬於不同時代不同國度兩種不同的學校管理價值取向，倒都是考慮學校管理問題不可忽視的視角。這裡依從我國習慣，權且稱為“學校管理體制”。

涉及我國現行學校管理體制的改革，自然宜從實際調查入手，而在實際調查之前，不敢妄言。這裡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通過對這個問題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揭示有關學校管理體制問題的主要層面和種種可能的選擇，權作這方面調查與研究的參考。

所謂“學校管理體制”，主要指的是學校內部行政權力主體的構成、各級行政權力主體之間管理許可權的劃分的制度。無論是行政權力主體的構成還是行政權力的劃分，都可能有不同的選擇，從而顯示出不同學校管理體制的區別；同時，學校內部管理體制又同教育行政管理體制相關。一定的學校管理體制，首先是教育行政權力主體與學校行政權力主體之間權力分配的結果。

一定的學校管理體制對實現學校管理功能的影響，最為深刻，最為持久。因為個人在既定的體制面前往往無能為力，而一種舊體制的變革與新體制的建構，卻抵得上無數個人努力的結果；然而學校管理體制即使有效，仍不意味著學校管理功能的自然實現。不過，這裡只討論學校管理體制問題。

教育的加速發展來源於制度上的創新。各國在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之所以能夠保持人力資本的長期持續增長，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階段先後經歷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加速發展的過程。各級教育的加速發展並不是一個自然過程，而是得益於制度創新：一是國家對教育的制度安排；二是教育開放。教育向民間開放，帶來私人對教育的大規模投資。這樣一方面解決了政府辦教育的供給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滿足了個人對於教育多樣性的需求。在實施高質量義務教育的同時，向民間部門開放教育是現代國家在解決教育治理問題上重要的公共政策選擇。由於義務教育制度安排之外的教育是典型的純私人物品，而且在義務教育之後的教育階段（特別是對高等教育而言），受教育者所獲得的自身收益要高於教育的社會收益，家庭或者個人有足夠的投資激勵。因此，教育發展中的制度創新往往帶來教育的跨越式發展，而不是單純的積累性（或線性）增長。

先數量后質量，大力發展私立教育。日本、韓國對私立教育都採取了先放開發展，待規模擴大以後再加強管理、增加資助、提高質量的發展措施，因此才能在短期內實現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韓國教育從數量增長期（20世紀60年代）-改革推進期（70年代）-質量提高期（80年代）--人性化教育期（90年代），走出了一條從數量增長到質量提高的道路，私立學校的擴容和規範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美國是通過在原有的精英教育系統之外，大力發展私立高等教育和社區學院來實現高等教育普及的，走的也是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高的道路。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大力發展民辦教育，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階段民辦學校學生數量甚至可以超過公辦學校，首先提高普及率，然後逐步提高辦學質量。

借鑒國際上公立教育體制改革經驗，規範有序地推進對一部分公立教育資源存量的改制。當前一些發達國家，出現了公辦、民辦教育混合的趨勢，私立學校接受政府的公共財政資助，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界限趨於模糊，純粹的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趨於減少，混合型的學校趨於增加。國外公立學校體制改革主要有兩種模式：1.新加坡的“自主學校”政策。新加坡1988年起開始實施“自主學校”的體制改革政策，推動一部分優質公立學校體制改革進程，變成“自主學校”，政府繼續撥給學校財政性教育經費，同時允許學校收費，學校實行比較完全的自主管理。2.美國、英國、日本、義大利、加拿大等國實行教育券形式。其操作過程是：政府將國家教育經費經過科學的計算和分配，折算成一定數額的有價證券（即教育券）發給每位學生。家長可為子女選擇任何學校就讀，用手中的教育券代繳等價值的學費，剩餘部分自己承擔。學校把收上來的教育券向政府兌換現金，用以支付辦學費用，除此之外，政府不再直接劃撥給學校任何經費。過去，放棄公立中小學入學機會就意味著放棄義務教育的福利，但學生和家長選擇私立學校，仍然可以得到政府資助。

政府投入和私人投入共同增長。我國在提高教育經費投入方面可參照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家的經驗，採取政府和社會共同投入的方式，爭取使私人和社會投入佔GDP的比例達到2.5-3%，公共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提高到4%以上。也就是說，政府投入和社會投入佔GDP的比例在基礎上各增長1%。

義務教育政府負責，非義務教育以私人和社會投入為主。美、日、韓等國家政府都非常重視義務教育的投入，美國、日本義務教育經費90%以上是由政府提供的，韓國政府也提供80%以上的義務教育經費。目前我國義務教育處於普九鞏固時期，與美、日、韓等國同期經費投入結構相比，我國義務教育國家預算內經費撥款比例偏低。在高等教育階段，美國、日本的社會和私人投入比例在50%以上，韓國則高達83.3%。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政府財力有限，更應該參考國際經驗，在非義務教育階段更多地調動社會和私人的力量，促進我國民辦教育的發展，使其與公辦教育相併存，從而形成多樣化的辦學體制。因而，政府要解決的全局性的關鍵問題是教育質量的評估和監督以及教育中的融資問題，而不是直接開辦教育機構的問題。

截至2004年，北京市民辦中小學數量已達85所，而2002年北京的民辦中小學不到70所，短短的兩年就增加了10多所。在這些民辦中小學中，公立學校辦學體制改革試點學校佔35所，中等職業學校11所，幼兒園9所。其中約80%學校的年學費在萬元左右，20%左右的年學費維持在2萬至4萬元之間，是名副其實的“貴族學校”。

與“貴族學校”數量劇增的情況相反，這些“貴族學校”的生源卻呈現出急劇萎縮的態勢。據北京市教育學會民辦中小學幼兒教育研究會的有關同志介紹，在2000年前，北京一所普通的“貴族學校”，每年都能招收四五百名新生，高的可達千人。

到2004年，招生情況最好的“貴族學校”新生人數也只有四五百，近八成學校只能招收一二百名新生。據業內人士透露，2005招生人數在四五十人的“貴族學校”至少佔兩成。

當記者向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王文源核實這一情況時，對方明確表示不願談論民辦教育的問題，並聲稱“北京沒有貴族學校，收費高並不等同於貴族學校”。

不少“貴族學校”的學生家長擔憂自己的孩子成為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弱不禁風”、無法融入社會的“廢物”。

造成京城“貴族學校”生源“枯萎”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中小學學生總量在減少，這是“獨生子女”現象凸顯的結果；

二是公立的“名校”辦分校或“民校”，北京著名的公立中小學進入了全面的擴張階段，利用自己的品牌和師資力量方面的優勢，紛紛辦起了分校或“民校”，吸納了眾多的生源；

三是學生家長對“貴族學校”的認識進入了理性階段。與1992年北京出現第一所“貴族學校”時學生家長盲目攀比的情況不同，如今家庭經濟條件富裕的學生家長不再盲目地將孩子送到“貴族學校”。

雙語教學、直接升入國際名校、培養藝體一技之長……在京的幾所具有代表性的“貴族學校”多數打出“特色牌”。

北京“貴族學校”採用的大多是從廣東等沿海開放地區傳過來的辦學模式。其運作方式一般是先由投資人註冊一個學校，然後收取學生家長的教育儲備金，存入銀行用利息維持經營或者部分投資其他產業，既賺取利潤維持學校運營，又充分利用資金為投資人產生效益。這些學校都會向學生家長承諾，到學生畢業時如數退還所交的教育儲備金，也就是說，雖然你預交了幾十萬元，但是到時候會全額退還給你，學校只佔用你的利息。

北京的“貴族學校”多數是靠貸款、借款辦起來的，為了儘早收回投資，誰出錢誰是爺，導致生源結構單一。這些投資方的孩子入校后，校方往往因為擔心嚴格管理會逼跑了學生，影響到學校的經濟效益，往往不敢在管理和教學質量方面對學生嚴格要求，結果培養出的學生也就很難被社會接受和認可。

面對以上尷尬局面，“特色牌”就成了京城“貴族學校”擺脫困境的一服“靈丹妙藥”，被京幾所具有代表性的“貴族學校”絕大多數走的都是這一招。

以北京市樹人學校為例，該校每年從在校的11至14周歲的學生中選送學生去美國、紐西蘭留學6至10個月。雙語教學班畢業后，還可繼續與樹人學校中學國際文憑IB班和赴外留學班相銜接。

此外，該校還有使學生在中小學畢業后獲得專業證書的二胡特色班；使學生在高中畢業后可獲得民航局頒發的私人飛行執照的飛行高中和可推薦到有關體育院校或專業隊發展的樹人棒球運動學校等。

京城“貴族學校”所開設的“特色牌”主要有：雙語教學、直接續讀或升入國際知名院校、培養藝體方面的一技之長。而沒有及時打出“特色牌”或沒有“特色牌”可打的“貴族學校”最終只能在生源的逐漸萎縮狀態下被淘汰出局。